五、西夏和大理的人口

西夏的人口

元脱脱主修辽、金、宋史时，西夏仅以简略的传记列于三史之内，因未留下人口记录。由于西夏全民皆兵，人民“凡年六十以下，十五以上，皆自备弓矢甲胄而行。”⑥。平时从事生产活动，遇有战事，“人人能斗击，无复兵民之别，有事则举国皆来”⑦，因而从有关军队人数的记载，尚不难推断其人口数字。据《宋史》记载元昊立国后，将全国军队置“为十二监军司，委豪右分统其众”。以七万戍黄河北备契丹，以五万戍黄河南备宋，以三万戍甘州备西蕃、回纥，另于贺兰（贺兰山）驻兵五万、灵州五万、兴州兴庆府

（今宁夏银川）七万为镇守，“总兵五十余万”⑧。按西夏兵制为带有氏族血缘色彩的部落军事组织，“其民一家号一帐，男年登十五为丁，率二丁取正军一人；每负赡一人为一抄。负赡者，随军杂役也。四丁为两抄，余号空丁。愿隶正军者，得射他丁为负赡，无则许射正军之疲弱者为之。故壮者皆习战斗，而得正军为多”①。正军十五万，加上“抄”及“空丁”，总兵五十余万，正约略相当西夏建国时期全部适龄男丁的人数，如按辽朝平均以每户适龄男丁二人计，再加上“老丁”“幼丁”及“女口”，则全国人口估计约在二十五万户，一百五十万人左右。

西夏的统治中心兴、灵等州，有唐来、汉源等古渠，元昊时又开凿自今青铜峡至平罗的“昊王渠”，“皆支引黄河，故灌溉之利，岁无旱涝之虞”②，与“东则横山，西则天都、马衔山一带”③的农业发达地区，共同构成西夏的主要粮食生产基地。所谓“国人赖以为生者，河南膏腴之地”④，正是指此。河西甘、凉二州，汉唐以来即因农牧业发达而以“民物富庶，与中州不殊”⑤ 著称，西夏更以其殷富视为国家的右臂。由于农业发达，西夏建有多处粮仓。大安七年（1081 年），宋泾原副总管刘昌祚攻破鸣沙州（灵州西南）时，在该州“御仓”得“窖粟百万”。另一位于石堡城的粮仓也窖粟“以千数”⑥。因而西夏“土境虽小，能以富强”⑦。

正因为社会生产有所发展，人口繁衍，西夏惠宗大安八年（1082 年）永

⑤ 周密：《齐东野语》五。

⑥ 曾巩：《隆平集》卷二○《西夏传》。

⑦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七引宋臣滕甫语。

⑧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

① 《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下。

② 《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下。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六六引吕大忠语。

④ 吴广成：《西夏书事》卷二八。

⑤ 《文献通考》卷三二二古雍州附案语。

⑥ 《宋史》卷三四八《陶节夫传》。

⑦ 《金史》卷一三四《西夏传》。

乐之役，“夏兵至者号三十万”⑧，崇宗天祐民安七年（1096 年），“奉其母梁氏率众五十万，大入鄜延”⑨。一次战役用兵即三、五十万，可见军队与人口数字较初建国时又有所增加。

西夏统治者崇奉佛教，在境内广建寺院佛塔，盛极一时。惟其僧侣人数不见记载。当北宋元丰四年（1081 年）宋军攻占西夏灵州时，“城中惟僧道数百人”①，西夏僧侣之众，于此可见。

西夏时，北宋“沿边军民之逃者，必为熟户畜牧；又或以遗远羌，易羊马，故常没者数百人”②，沦入西夏为奴。后金兵南侵，曾大索南人及客籍出卖到西夏，换取羊马。《续文献通考》载：至元三年（1266 年），西夏中兴诸势家，有户数千当役属为私奴者，议久不决。张文谦行省西夏等路，建议以乙未岁户帐为断，奴之未占籍者，归之势家，已占籍的及原来是良民的，不能作为私奴对待。又《元史·袁裕传》云：“西夏羌浑杂居，驱良莫辨，令验从良书，得良民八千余人”。以上可见，西夏社会用于家务劳动的奴隶一直存在，惟人数已不可考。如将僧侣及奴婢估计在内，西夏盛时可能不少于一百六、七十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