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广州港发展为全国第一大港

三国时期，林邑国兴起于越南中部，领有汉代日南郡地。交趾郡的郡治龙编（今越南河内东北）代替日南西卷港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东吴黄武五年（226 年），遣中郎康泰、宣化从事朱应统率船队出访南海诸国，就是从交趾郡出发的。同年，大秦商人秦论从海道来中国，也是先到交趾，由龙编港登陆，再到建业晋见孙权①。

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连年战乱，东南经济得到开发。由于进口物资从广州港内运比交趾便捷得多，对外贸易中心又逐渐由交趾转移到广州。西晋太康二年（281 年），大秦使者循海道由广州登陆，到达京城洛阳②。同年，印度僧人迦摩罗尊前来广州，在西濠街（今海珠中路西侧诗书路南端的尚果里）建造了第一座佛寺——仁王寺；东晋时罽宾高僧昙摩耶舍由海道来广州，又建立了第二座佛寺——王园寺，即今广州光孝路北端的光孝寺。此后，中

④ 参见徐俊鸣等：《广州史话》，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页 13。

⑤ 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三四“岭南道”一，广州·南海县·南海。

① 《梁书》卷五四《中天竺传》。

② 《艺文类聚》卷八五《布部》晋殷巨《奇布赋及序》。

外僧人往来南海的络绎不绝。昙无竭（法勇）于刘宋永初元年（420 年）远适天竺，即取道海路由广州归。印度僧人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罗、拘那罗陀、菩提达摩等也先后由海道前来广州。其中菩提达摩于梁大通元年（527 年）在其登陆地点“西来初地”（今广州西关下九路北面的西来直街）建有西来庵，清初改称华林寺，至今古迹犹存。

在这期间，广州海上贸易兴旺。南朝宋时，各国商船“汛海陵波，因风远至”，“舟舶继路，商使交属”①。南齐时，各国满载“瓌宝”的“商舶远届，委输南州，故交、广富实，牣积王府”②，有谓：“广州包山带海，珍异所出，一箧之宝，可资数世。前后刺史多黩货”③；又“世云：‘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④。广州对外贸易之繁荣，于此可见。当时输入的商品主要有：象牙、犀角、珠玑、玳瑁、琉璃、苏合、郁金、吉贝等。输出则以绫、绢、丝、锦、为大宗⑤。

隋王朝虽为时短促，但对海外交通和贸易也不遗余力。隋文帝仁寿四年

（604 年），曾从海上进兵林邑。大业三年（607 年），又派常骏、王君政等出使赤土国⑥，即由广州出发。当时广州与南海通商的还有真腊（今柬埔寨及越南南端）、婆利（今印尼巴厘岛）、盘盘（今马来半岛北部）、丹丹（今马来半岛中部）等十余国。广州港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贸易联系极为密切。唐朝是封建经济高度发展和对外交往极为频繁的东亚大国，自中唐以

后，通往西亚的陆路交通丝绸之路梗阻，海上丝路代兴。与当时在亚洲西部兴起的阿拉伯人建立的大食国之间，通过西南太平洋和印度洋有着频繁的交往。德宗贞元间（785—804 年），宰相贾耽所著《皇华四达记》中的“广州通海夷道”，即记录了由广州出发，南行至新加坡海峡，或由此东南往爪哇，或西北出马六甲海峡，横越印度洋抵达斯里兰卡和印度半岛南端，绕过印度西海岸进入波斯湾；如换乘小船，可沿幼发拉底河溯流而上，到达大食国的首都缚达城（今巴格达）。伊本·考尔大贝所著《道程及郡国志》一书，也有类似阿拉伯至广州航线的记载。

《唐大和尚东征传》载：天宝九年（750 年），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船深六、七丈”。大历五年（770 年），李勉任岭南节度使时，海舶岁至四千余艘①。其中“师子国舶最大，梯而上下数丈，皆积宝货”②。当时中国的造船技术很发达，能够制造长二十丈，载六、七百人的“苍舶”，船体坚固③。曾来中国经商的阿拉伯旅行家苏莱曼在《中国印度见闻录》一书中提到，中国海舶特别巨大，只有中国船才能在风浪险恶的波斯湾畅行无阻。大食商人多“向中国舶商租

① 《宋书》卷九七《夷蛮传》。

② 《南齐书》卷五八《东南夷传》。

③ 《晋书》卷九○《吴隐之传》。

④ 《南齐书》卷三二《王琨传》。

⑤ 《梁书》卷五四《南夷诸国传》。

⑥ 《隋书》卷八二《赤土传》，赤土有苏门答腊、马来西亚等说，尚无定论。

① 《旧唐书》卷一三一《李勉传》。

② 李肇：《唐国史补》。

③ 玄应：《一切经音义》卷一。

赁或迳向中国造船厂定造泛海巨舶④。

唐时广州与腹地的交通多数取道北江，以韶关为枢纽。正如时人所云： “岭南之属州以百数，韶州为大，贡朝之所途”⑤。据《元和郡县志》记载，当时从广州北上韶州后有两道：或过骑田岭，经郴、衡、潭、岳、襄、邓过蓝关至长安；或取道大庾岭经虔、吉、洪、江、池、宣、润，溯汴河北上，经汴、洛出潼关至长安。特别是后者，除越过大庾岭需要陆运外，余均有水路可通。而大庾岭自开元四年（716 年）张九龄奉令整治后，使“以载则不容轨，以运则负之以背”的山岭小径，成为“坦坦而方五轨，阗阗而走四通” 的大道⑥，交通运输更为利便。

唐政府采取鼓励海外贸易的政策，外商可在中国自由贸易。聚集在广州的外商，据《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有十多万人，集中居住于城西的“蕃坊”。当时广州不仅是全国最大的贸易港，也是世界性的贸易大港。“由流求、诃陵，西抵大夏、康居，环海而国以百数，则统于押番使焉”①。广州港“环宝山积”，“珍货辐辏”，其主要输出商品是丝绸、陶瓷、纸、铜钱、铁器和金银；输入的商品则有珠贝、象牙、犀角、紫檀木、苏方木、乳香、没药、苏合香等。据《册府元龟》卷五四六记载：玄宗开元二年（714 年），市舶使周庆立与波斯僧及烈等“广造奇器异巧以进”②，说明开元以前广州已有市舶使的设置，这是我国建立市舶管理机构的最早记录。时市舶所入，已成为政府重要的财政来源，“上足以备府库之用，下足以赡江淮之求”③，皇帝多派心腹太监充当广州市舶使，可见其对商舶之利的重视。

五代十国时期，广州处于南汉割据政权统治之下，仍以市舶收入作为其财政的重要支柱，南汉统治者常向内地来广州的商人“示以珠玉之富”④。但由于南汉政权极端腐朽，刘晟曾派兵“入海掠商入金帛作离宫游猎”⑤，使外商裹足不前，据阿拉伯史家麻素提《黄金牧地》记载：外商船舶只到苏门答腊“中间港埠相会，交易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