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膨胀与社会危机

乾、嘉、道年间人口的急剧增长，已超越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所能承受的程度，嘉、道年间由“乾隆盛世”进入“清运中落”的年代，清王朝已呈

④ 《清史稿》卷一二○《食货志》一。

① 见赵泉澄：《咸丰东华录人口考正》。《同治东华录人口考正》，载《齐鲁学报》第 1、2 期。

④ 《清史稿》卷一二○《食货志》一。

现出“大厦将倾”岌岌可危的形势。由于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入侵，经过“咸、同动乱”以后，社会矛盾更趋尖锐，内忧外患，战乱不息，贫病积弱，饥荒死亡，所面临的社会危机与人口膨胀有着不可分的关系。

1. 人口膨胀因耕地严重不足、地价粮价飞涨而造成的严重压力

清代前期耕地数字与人口同步增长，进入中期以后，耕地的增长即陷于停滞状态，远远不能适应飞跃发展的人口的需求，见表 10-11-25。

清朝前期康、雍时，每人平均田地面积在 8 亩以上，乾隆后期及嘉庆时

不及 3 亩，道光后降至 2 亩以下，不及前期的四分之一。各地区之间的发展也极不平衡，在人口较密集的地区，如位于洞庭平原的湖南长沙府善化县， 嘉庆二十一年（1816 年）有 54 万余人，

表 11-18

耕地 5，900 顷⑤，人均耕地仅 1.08 亩。在农业最发达的江南苏、松、杭、嘉、湖五府富庶地区，生齿日繁，更是人多地窄。浙江杭州府于潜县，乾隆十年

（1745 年）有 8.6 万余人，耕地 553 顷⑥，人均耕地仅 0.64 亩。

根据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生产力水平，大约需要 4 亩耕地才能维持一个劳动人口的最低生活水平。明末清初杨■说：“百亩之土，可养二、三十人”

⑦，即平均每人 3.3 至 5 亩，方能维持生计。乾隆末洪亮吉说：“一岁一人之食，约得四亩，十口之家，即须四十亩矣”⑧。杨、洪二氏的估计正相一致， 即每人平均 4 亩地，“可得生计”。洪亮吉并谓：“今日之亩，约凶荒计之，

岁不过出一石”⑨，即每人有土地 4 亩，得粮米 4 石，可维持温饱。这一人口与耕地的比例，可称作“饥寒界线”。

康、雍年间的耕地数均据《清实录》。乾隆起，《清实录》即缺载田地数字，多采自《清朝文献通考》、《大清一统志》、《大清会典》、《户部则例》等记载，其数字偏低。王庆云估计乾隆以后全国耕地面积为 9 亿多亩①，

⑤ 《嘉庆善化县志》卷六、七《户口·田赋》。

⑥ 《嘉庆于潜县志》卷一一《田赋·户口》。

⑦ 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五。

⑧ 洪亮吉：《洪北江诗文集·施阁文甲集》卷一，《意言·生计》。

⑨ 洪亮吉：《洪北江诗文集·施阁文甲集》卷一，《意言·生计》。

① 王庆云：《熙朝纪政》卷三《历年田额粮赋总目》。

略高于雍正末 8.9 亿亩，比较可信。如以王说为据，则乾隆前期每人平均耕

地在 4 亩以上，仍“以今日之民耕今之地，使皆尽力焉，则储蓄有备，水旱无虞”②。到乾隆后期四十九年（1784 年），每人平均耕地降至 3.14 亩，已处于饥寒界线之下。五十八年（1793 年）洪亮吉说：“高曾之时，隙地未尽辟，闲廛未尽居也，然亦不过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而户口则增至一倍、二十倍，是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③，已为“人口过剩”及“耕地短缺”的危机而引以为忧了。道光以后， 人均耕地不足 2 亩，全国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处于饥饿和半饥饿状态。

雍正年间，为解决地少人多的矛盾，还能提倡充分利用地力，在“舍旁田畔”、“荒山旷野”，因地制宜，做到“兼收倍获”，“使人力无遗，而地力始尽”④。乾、嘉时期，随着人口的激增，差不多可开垦的土地都已得到充分利用，几无再扩大耕地面积的余地。在北方，如直隶保定府各州县，由于“生聚日藩”，平原地少，不得不向山地发展，“悬崖幽壑，靡不芟其翳， 焚其芜而辟之以为田⑤”。山东半岛多山地丘陵，人多地少更为突出，以至“山峦海滩，开垦无遗”，登、莱二府人民被迫大批远徙到“关外觅食”⑥。及至道光年间，则“人多之害，山顶已植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 苗洞已开深箐，犹不足养，人事之权殚矣”①。“人满之患”与“耕地不足” 的矛盾，已再也无法解决了。

清代后期土地兼并严重。在江南地区苏州府有的地主拥有的土地，甚至“分列数县版图”者②；常州府无锡也是“大抵豪家巨族，田连阡陌，盈千累万”③；长江南北岸各州县，土地为“百姓所自有者，不过十之二三”，其余十之七八“皆绅衿商贾之产”④。在北方，河南开封府仪封县地主周伯章“田连四邑，亩以万计”⑤，山东兖州府曲阜县孔府占地达百万亩以上，更遍及山东、江苏、安徽、河南、直隶五省广大农村。由于土地兼并日盛，“户口日众，所在田土，价值高昂，较之数十年前，几至数倍”⑥。乾、嘉时人钱泳论及江南地区田价时说：“本朝顺治初，良田不过二、三两。康熙年间长至四、五两不等。雍正间，仍复顺治初价值。至乾隆初年，田价渐长。然余五、六岁时（乾隆三十年左右）亦不过七、八两，上者十余两。今阅五十年（约嘉庆二十年），竟长至五十余两矣”⑦。嘉庆较康熙时地价增加达十倍之多。

随着人口的迅速增加，粮食供不应求，再加上货币的逐渐贬值，米价也

② 《东华续录》乾隆朝卷四七。

③ 洪亮吉：《洪北江诗文集·施阁文甲集》卷一《意言·治平》、《意言·生计》。

④ 《清世宗实录》卷一六。

⑤ 崔述：《无闻集》卷一。

⑥ 《清仁宗圣训》卷一五，《爱民》一。

① 汪士铎：《乙丙日记》卷三。

② 《光绪苏州府志》卷一三《田赋》三○。

③ 李兆洛：《养一斋文集》卷九《蒋氏义庄记》。

④ 方苞：《望溪先生文集》，《外文》卷一《奏札》。

⑤ 刘清：《片刻余闲录》卷一。

⑥ 《定例汇编》卷九，乾隆十八年五月初三日。

⑦ 钱泳：《履园丛话》卷一，《旧闻·田价》。

不断上涨。洪亮吉说：“闻五十年以前（约当雍正时）吾祖若父之时，米之以升计者，钱不过六、七（文）”。及至乾隆末，米价上涨，“昔之以升计者，钱又须三、四十（文）矣”⑧，即五十年内，米价上涨了五、六倍。

清代后期人口的增长，已因耕地严重不足及地价粮价的飞涨，而超越了社会生产所能提供的生活资料的限度，成为促使我国封建社会末期阶级矛盾激化，阻碍社会生产发展的催化剂。

1. 天灾、战祸频仍对人口的抑制作用

清朝后期，随着土地兼并加剧，小农破产，吏治腐败，国库空虚，农民及政府的抗灾能力大为削弱。据邓云特统计，有清一代，各种自然灾害达 1， 120 次①。晚清以后，更是灾害频仍。自嘉庆十五年（1810 年）到光绪十四年

（1888 年）的七十八年间，因灾死亡的人数即达 6，278 万人②，这还是一个很不完全的数字。实际受灾死亡人数还要大得多。由于人口膨胀，荒地已垦殖殆尽，一旦灾害来临，已很少有度荒流徙的回旋余地，因灾害而造成的死亡率也就大大提高了。

社会矛盾的激化，导致了晚清时期我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农民大起义—

—太平天国运动，在战争期间人口的伤亡以及起义失败后地主阶级对农民的疯狂报复，据陈恭禄估计，死亡“殆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一，约一万万以上”③。在这场战争中受战祸蹂躏严重的浙江省，从咸丰元年（1851 年）的 3，010 万人，降至同治五年（1866 年）的 637 万人，人口减少近五分之四，其中“金

华、衢州、严州、处州等地人口不及战前二十分之一”。江苏镇江战前 50万人，动乱结束后的同治三年（1864 年）仅余 500 人，竟剩下了千分之一。就在这场革命风暴的前一年，即道光三十年（1850 年），马克思和恩格

斯就注意到了中国的人口问题，认为：“在这个国家，缓慢地但不断增加的过剩人口，早已使它的社会条件成为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的沉重枷锁”④。清代人口膨胀给物质资料再生产过程乃至整个社会生活以极其复杂而深刻的影响，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桎梏。

咸丰以后的百年来，通过天灾与人祸的抑制作用，而使人口膨胀得到暂时的缓解，其代价是惨痛的。这一历史性的悲剧已随着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而宣告结束。“如果说共产主义社会在将来某个时候不得不象已经对物的生产进行调整那样，同时也对人的生产进行调整，那么正是在那个社会而且只有那个社会才能毫无困难地做到这一点”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