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界面积的扩大与发展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当租界扩张向上海西部境线迅速延伸时，华界也向北部及南部扩展，有了闸北的兴起以及县城和南市的改造和扩大。

当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公共租界大扩张与苏州河以北的闸北南境毗邻时，闸北地区还是一片村舍寥落的旷野。上海、宝山两县地方人士为抵制殖民势力的渗入，共同发起组织“闸北工程总局”，后改为官办的“上海北市马路工程局”，辛亥革命后成立“闸北自治公所”，翌年改为“市政厅”，

③ 郭泰纳夫：《上海自治区与华人》页 35。

① 威罗贝：《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

②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二册，《上海法租界推广条款》。

① 广州路因英语为 Canton，译成广东路，后即相沿使用，成为例外。

② 宣统元年（1909 年）《上海指南》。

③ 宣统元年（1909 年）《上海指南》。

④ 宣统元年（1909 年）《上海指南》。

积极领导市政建设。二十世纪初，宝山路、新大桥路、新闸桥路、南川虹路等马路先后建成，楼房平地而起，协和、久成等缫丝厂首先创办起来，接着织布、制革、碾米、水电厂以及肥皂、面粉、火柴公司等一些规模较大的近代化企业纷纷建立起来，形成了一个新的工业区。1909 年，沪宁铁路通车， 设在宝山路西边的上海车站成了上海对外陆路交通的枢纽，更大地促进了闸北地区的繁荣。火车站、宝山路及新闸附近成了闸北地区的繁华中心。闸北的兴起，扩大了上海城市的北部境界。

租界的建立，使上海出现了南、北两市，人们称十里洋场的租界为北市， 县城外十六铺以南为“南市”。租界的畸形繁荣，映衬着上海县城的衰落； “上海一隅，商务为各埠之冠，而租界日盛，南市日衰”①。在城市近代化建设的不断推动下，县城和南市的市政建设终于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县城内的城河由于潮汐日至，带来泥沙，日益淤塞浅狭，“上洋潮退，河沟皆涸”②， 海潮盛时，咸水侵入，兼以居民倾倒生活垃圾，水质污染，“多不堪饮”； 傍河居民，侵河筑建，展拓屋址，既阻隔交通，又影响卫生，妨碍市政建设。清末民初开始填没污浜，在上面开辟街巷。如填肇嘉浜为今复兴东路，方浜为今方浜路，侯家浜为今侯家路、福祐路，薛家浜为今尚文路、黄家路等， 也造起了不少楼房。

为开发县城南面的旷地，地方官吏以“一经马路开筑，市面既兴，地价必昂”③为由，奏请开辟沿江马路。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清政府成立南市马路工程局，次年（1897 年）十一月，建成沿浦江的长 804 丈的“外马路”，“昔日之瓦砾荒滨，今则化为康庄大道，从此铺户繁多，商贾屯集， 市面为之振兴”④；继又在外马路内侧建成一条“里马路”，与法租界外滩的滨江之路相衔接。县城南门外南达浦江，西抵龙华的大片土地，也开始得到开发，包括城南的东西干道陆家浜路，西南的南北干道黄家阙路——车站路， 方斜路——肇周路，以及一条从制造局经日晖桥、大木桥、小木桥、新桥直达沪上名刹龙华寺的长道龙华路相继建成。

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地方绅商鉴于“南市则外濒黄浦，内逼城垣， 地窄人稠，行栈无从广设；城中空地尚多，而形势梗塞，以致稍挟资本之商皆舍而弗顾”①，严重地影响了城内外的交通及市政建设，具禀上海道，建议“拆去城垣，环筑马路”，但遭到守旧顽固派的反对。后经折衷派“作调停之策”，于宣统元年（1909 年）新辟尚文门（小西门）、拱辰门（小北门）、福祐门（新东门），并拓高放宽宝带、朝阳、晏海三门，至此上海县城增至十个城门，但交通阻遏的问题并未根本解决。

1911 年辛亥革命，上海光复后，军政府明确表示：“为商业一方面论， 固须拆除城垣，使交通便利，即以地方风气、人民卫生两项论，尤当及早拆除，以便整理划一”②。上海市政厅成立了城壕事务所，筹款集役，于 1912

年 1 月 19 日正式开工拆城，于城壕下埋设瓦筒作为阴沟，上面修建环城的“民

① 《上海县续志》卷二。

② [清]葛元煦：《沪游杂记》，1876 年版。

③ 《上海县续志》卷七。

④ 1897 年 12 月 4 日《申报》。

① 《上海县续志》卷二。

② 《时报》1912 年 1 月 15 日。

国路”（今人民路）、中华路，并继续建起四通八达的马路，使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的南市和闸北“三界四方”联系在一起，融成为近代上海的新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