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逼蒋抗日方针的提出与实施

1935 年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华北地区步步紧逼，侵略气焰更加嚣张。

1936 年 5 月，日本向华北增派大量军队，进一步控制华北地区各军事要地及铁路沿线。日本还派遣特务、浪人等，故意在中国各地制造事端，以配合其在华北的军事侵略活动。与此同时，日本已制定了周密的全面侵华战争的作战计划。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的严重局势，中国人民都忧心如焚，广大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以至民族资产阶级，都要求抗日救国。甚至一些开明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地方军阀，都因遇到了存亡的问题而不同程度地改变着对日的态度。国民党政府中的亲英、美派，也由于日本与英、美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对日本的政策开始出现部分的变化。

这时，中国共产党通过组织、发动中国人民抗日救亡以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践，认识到“只有全中国各党各派的共同奋斗，全中国人民及武装部队的总动员，我们才能给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好卖国贼以致命的打击，而取得中国民族的彻底解放”。①在当时，争取蒋介石集团停止内战共同合作抗战，尤为重要。蒋介石是国民党的领袖，是国民党中英、美派的代表，掌握着国民党政府的军政大权，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活动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此，要实现全国全民族的抗战，如果不促使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是无法达到目的的。共产党前一阶段所提出的“抗日反蒋” 口号，已不适应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并且也无法为国民党中各方面人士所接受。因此，中国共产党考虑到国民党中英、美派集团对于日本态度有转变的实际可能性，为了促进蒋介石进一步转向抗战，实现全民族的抗战，决定将“抗日反蒋”的口号改为“逼蒋抗日”。

1936 年 1 月 29 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人民外交委员王稼祥与红色中华社记者谈话时宣布：“中国苏维埃政府当然可以在抗日战线上和他携手。”②这是中共中央领导人明确表示与蒋介石合作抗日的态度。

1936 年 5 月 5 日，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政府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指出：“国难当头，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停战抗日的目的。”①这是中

①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 年版，第 21 页。

② 《救国时报》1936 年 1 月 29 日。

①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 年版，第 23～24 页。

国共产党放弃反蒋口号，直接公开地向国民党提出建立抗日联合战线的建议，在全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36 年 8 月 25 日，中共中央在致中国国民党书中提出：“本党不得不向贵党再一次大声疾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共产党向一切中国国民党人宣言：假如你们真正这样干的时候，我们坚决的赞助你们，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如象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时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因为这是今日救亡图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②1936 年 9 月 1 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一方面继续揭破他们的每一退让、妥协，丧权辱国的言论与行动，另一方面要向他们提议与要求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订立抗日的协定。我们正在通知他们，共产党中央立刻准备派代表出去，或接受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代表到苏区来，以便进行谈判。③9 月 17 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人民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至此，中国共产党基本上完成了对国民党政策的转变，即由“反蒋抗日”改变为“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

为了实现“逼蒋抗日”的方针，逼迫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走上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道路，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共中央加速中国工农红军向实现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巩固和扩大抗日的基地，积极准备直接对日作战；进一步领导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进入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列；进一步加强对爱国民主人士和各地方实力派的统一战线工作；在与国民党初步接触的基础上，进一步就两党合作进行谈判。

继中共中央代表潘汉年，在莫斯科与国民党中央代表邓文仪进行初步会谈后，在国内，国共双方也开始了接触。

1936 年 1 月，国民党政府方面由宋子文主持，指示曾养甫、湛小岑等与中共中央北方局代表周小舟、吕振羽在南京进行谈判。在此后数次谈判中，双方就所提条件展开激烈的争论，没有结果。

国共之间的接触，还通过上海方面的国共两党代表同时进行。1936 年 1 月，陈立夫的代表曾养甫与上海中共组织代表张子华等接触，转达了南京政府希望与共产党中央谈判的要求。2 月间，张子华等回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向中央报告了上述情况。8 月 31 日，周恩来给曾养甫的复信表示：“亟愿与贵方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①9 月 1 日，又给陈立夫、陈果夫复信： “现养甫先生函邀面叙，极所欢迎，但甚望两先生能直接与会。”②以后，中共中央派周小舟多次去南京同曾养甫会谈合作问题。

1936 年 2 月，国民党政府派特使董健吾进入陕北苏区，直接和中共中央

②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 年版，第 74、81 页。

③ 同上，第 84 页。

① 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年版，第 120

页。

② 同上，第 121 页。

取得联系。3 月 4 日，毛泽东、张闻天集中各方意见，提出“与南京谈判之意见”，表示“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①。董健吾于 3 月 5 日带着中共中央向南京方面提出的条件离开瓦窑堡回上海。

国共之间长达一年的初步接触，虽然没有取得具体成果，但对以后国共两党之间的正式谈判，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① 张闻天、毛浮东、彭德怀致博古电，1936 年 3 月 4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