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香河事件

丰台事件不久，又发生了香河汉奸叛乱，其导火线是香河县的税收问题。1935 年 8 月 13 日，香河县政府颁发布告，宣布从 9 月 10 日开始，每亩土地

③ 北平《晨报》1935 年 6 月 2 日。

① 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19，第 232 页。

再增加附税 1 角 2 分，连同以前增加的 5 分 1 厘，每亩地每年共附加 1 角 7

分 1 厘。这对土地贫瘠，连年天灾的香河地区农民来说，无疑是一沉重的负担。布告贴出后，民众怨声载道。那些土地较多的乡绅地主们更为不满，城南柴庄的武宜亭，城北领子村的安厚斋等，想借民心波动之机，鼓动抗税不缴。武宜亭有土地 100 余亩，北洋军阀时代曾任过河北省议员，其子武真华在日本留过学。父子二人是仰仗日本势力、横行乡里的汉奸劣绅。

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得知武宜亭等要闹事的消息，甚为高兴，他们认为这是“华北的有识之上从心底里产生出的华北自治的迫切愿望。”①香河县地处平津之间，又与“非武装区”相连，战略地位重要。在此策动“自治”， 既可直接影响平津两市及河北全省，又能使国民党方面难以武力干涉。把香河抗税闹事纳入“分离华北”阴谋的轨道，还能通过武宜亭等人搞一个“民众倡导自治”的先例。10 月上旬，曾任伪满军事顾问的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贞，在北平对武宜亭、安厚斋亲自指点，面授机宜。武、安等返回香河，武真华与两个日本浪人胜见、福田霞也同时赶回柴庄。一面联络乡绅地主，一面派人到各村串联煽动。

18 日，武宜亭与两个日本浪人到大地主胡承武家，召集所谓“国民自救

会”，决定 20 日以请愿抗捐为名到县府闹事，“要求县长收回成命”，“要求自治”。20 日晨，约 2000 余被鼓动起来的民众聚集到县城门口，武宜亭到场指挥。县府已经获悉武宜亭等人将举行叛乱，见状急忙关闭城门，只让其派 3 名代表入城交涉。此时，两名日本浪人带领部分胁队者，撞开城门涌入城内，经该县警察呜枪弹压，又将城门关闭，受骗民众大部散去。翌日， 河北省主席商震，由附近的三河县调“非武装区”保安队第 1 总队第 7 中队

前往香河。日本使馆借口有日本人参加，便从北平派出宪兵 20 余名，由分队

长大木带领，分乘汽车 2 辆，开赴香河蓄意扩大事态。当日下午，日本宪兵到达县城西门，汽车穿城而过，武宜亭等暴乱队伍，随之蜂拥而进，占领县政府各机关，接管县城四门的警戒。6 月 22 日，武宜亭等扩凑了一个“县自治会”，主持县政，并派人四处张贴和散发由武署名的“香河县人民自救自决宣国民党政府对日本有计划煽动的香河乡民暴乱，既不愿放任不管，又怕采取措施会触怒日方，遂于 10 月 23 日命令商震“妥为处置”，“万勿任其扩大”，“于外交中得一根本解决办法”。①商震所派代行县长职的省参议刘耀东到达香河后，23 日 19 时，武以个人名义宴请刘参议及日本“代表”西村。刘不知这是一席难吃的鸿门宴，如约前往。席间，西村向刘索阅省府委任状，刘从身上取出递过，西村根本不看即将其撕毁。刘耀东提出抗议，武宜亭同伙一拥而上，将刘打得大呼救命，刘的随从 3 人拔枪登楼，武等一齐

开枪，随从杨文治身中 5 弹，当即倒地。其余 2 入亦受伤，其后一人重伤在医院死去。刘本人被扣押监禁。随后，武等率众挖掘战壕，准备凭武力顽抗。

商震于 24 日晚从北平赶到天津，次日会晤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和参谋长酒井隆，以及日本驻榆关特务机关长竹下睛义等人，但未能解决。各国驻平人员纷纷表示对事态的关注。6 月 24 日，日本陆军省召开非正式军事参议官会议，川岛陆相、桥本次官、杉山参谋总长等均参加，讨论了所谓“华北农民运动的情势”。会后，陆军省发言人说，香河事件，将来无发展之可

① 〔日〕《现代史资料》8，《日中战争》1，第 129 页。

① 《北京日报》1935 年 10 月 27 日。

能、“可望依华方当局之手使之平息。”①基于日本“民众倡导自治”的隐讳策略，事态扩大对日本好处不多。中国驻屯军及驻华特务机构，经过一番强同夺理的纠缠后，才与商震达成协议，放弃对武宜亭的支持。这伙叛逆一失去主子撑腰，立即如乌兽散，武宜亭于 6 月 27 日晚逃进天津日祖界，其余亦

各寻出路。驻通县的保安第 1 总队第 7 中队于 28 日早 6 时开入城内，维持治安。这样，一场由日本扶植的“自治”闹剧匆匆收场。据日方宪兵队调查材料，有 6 名日本人参加了这次叛乱，整个事件受到了伪满驻天津特务机关的操纵。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