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张学良执行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绝大多数中国军队不战而退

“九·一八”事变后大片国土沦丧,其主要责任应由蒋介石承担,因为他是不抵抗主义的决策人,这已经是历史的事实。但张学良也有一定责任。就连张学良的部下、东北军著名将领何柱国也承认:“东北军的不抵抗,蒋介石固然要负主使之责,而东北军自己也并不是没有责任的。”③“九·一八” 事变前后,蒋介石曾多次指示张学良,对日本的侵略要采取不抵抗主义,张学良均一一遵照执行。

1931 年 6 月 8 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对蒋介石的《告全国将士书》表示“钦服莫名”,愿率旅“唯钧座之命是从”④。7 月间因万宝山事件,蒋介石在江西抚州给张学良拍发电报称:“发生全国的排日运动时,恐被其利用

③ 〔日〕山浦贯一:《森恪》,森恪传记编纂会,1940 年版,第 614 页。

④ 《九·一八事变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 175 页。

⑤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中国国民党中 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出版,1981 年版,第 317 页。

⑥ 《张学良将军传略》,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 332 页。

① 李云汉:《九一人事变史料》.正中书局印行,1977 年版,第 453~454 页。

② 《申报》,1931 年 9 月 23 日,第八版。

③ 《文史资料选辑》第 37 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 年版,第 53 页。

④ 《国闻周报》第 8 卷第 23 期,1931 年 6 月 15 日。

共产党,呈共匪之跋扈,同时对于中日纷争,更有导人一层纷乱之虞。故官民须协力抑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以待机会。”张学良复电也说:“努力隐忍自重,勿使日本乘其间隙。”①中村事件发生后,蒋介石于 8 月又给张

学良发一铣(代 16 日)电,内称:“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张学良曾将这个“铣电”转知东北各军事负责官长一体遵守②。9 月 6 日,张学良电令臧式毅代主席、荣臻参谋长:“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 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③正是由于张学良忠实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才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步步得逞。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使东北军解除了思想武装,对日军疯狂的战争准备毫无戒备,以致事变发生后缺乏有力的指挥,被日军各个击破。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长期留驻北平,9 月 18 日,得知沈阳事变消息时, 他偕夫人正在前门外中和剧院看梅兰芳表演的京剧《宇宙锋》。东北边防军代司令、参谋长荣臻正在忙于为其父作寿。黑龙江省主席、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万福麟也留住北平;黑龙江省军政大权交其子万国宾代理,他在北平遥控,当时他最关心的是尽快将眷属家财由齐齐哈尔转哈尔滨再转天津。吉林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张作相,因父殁回锦州治丧,由军暑参谋长、省府委员熙洽代理。在沈阳城内的东北及辽宁省各机关军政要员,事变前也大半不在岗位。“九·一八”事变之夜,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第 7 旅旅长王以哲未回军营指挥。3 个团长,王志军在营中,张士贤当晚回家未归, 王铁汉听到炮响才从家返回营中。因此,当日军突然袭击北大营时,无法进行有组织的抵抗。

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导致在兵力上占优势的中国军队大都不战自溃,丧失东北大片领土。“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日本方面关东军的正规部队约有 1.04 万人,另有在乡军人约 1 万人,满铁沿线的警察等约 3000 人,

共计约 234 万人。而东北军的总人数约有 30 万人左右。除因军阀混战调到关

内的 11 万人外,留在东北的尚有近 20 万人,其中驻辽宁 6 个旅,驻吉林 9

个旅,驻黑龙江 5 个旅,另外还有公安、警察部队。“九·一八”事变时中国东北边防军序列如下: 司令长官:张学良

副司令长官:张作相 万福麟参谋长:荣 臻

驻辽宁部队(张学良兼)

第 7 旅

旅长 王以哲

第 12 旅

旅长 张廷枢

第 20 旅

旅长 常经武

骑兵第 3 旅

旅长 张树森

洮(安)辽(通辽) 镇守使 张海鹏(辖省防旅)

① 《盛京时报》1931 年 7 月 15 日.影印本,第 79 册,第 449 页。

②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 8 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 年 版,第 236 页。

③ 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一九·一八事变》,中华书 局,1988 年版,第 67 页。

东边道① 镇守使 于芷山(辖省防旅) 驻吉林部队(张作相兼)

第 22 旅

旅长

苏德乃 后为赵 毅

第 25 旅

旅长

张作舟

第 26 旅

旅长

邢占清

骑兵第 4 旅

旅长

常尧臣

吉(林)长(春)镇守使 李桂林(辖第 23 旅) 延吉镇守使 吉兴(辖第 27 旅)

滨江镇守使 丁超(辖第 28 旅)

绥宁镇守使 赵芷香(辖第 21 旅)

依兰镇守使 李杜(辖第 24 旅) 炮兵第 10 团

卫队团

驻黑龙江部队(万福麟兼) 第 1 旅旅长张殿九

骑兵第 1 旅旅长吴松林

骑兵第 2 旅旅长程志远

黑河镇守使马占山(辖第 3 旅)

呼伦贝尔警备司令苏炳文(辖第 2 旅) 炮兵团

卫队团

海 军

海防舰 11 艘

江防舰 8 艘

东北军除装备、教育训练和作战准备不如日军外,数量居绝对优势,加之群众支持和熟悉地形等条件,如能坚持抗战,即使一时不能取胜,也不致失败得如此之惨。日本发动这次进攻,连他们自己也没有胜利把握,非常害怕中国一致合力抵抗。如驻北平的日本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在给关东军的秘密报告中说:“须知‘九·一八,迄今之帝国对华及历次对中国作战,中国军因依赖国联,而行无抵抗主义,故皇军得以顺调胜利。⋯⋯倘彼时中国官民能一致合心而抵抗,则帝国之在满势力,行将陷于重围,一切原料能否供给帝国,一切市场能否消费日货,所有交通要塞、资源工厂能否由帝国保持, 偌大地区,偌多人口,能否为帝国所统制,均无确实之把握,同时反满抗日力量之集结,实行大规模之游击扰乱,则皇军势必苦干应付矣”。①可是,据张学良的机要秘书郭维城揭露:‘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将军在北平, 一夜之间,十几次电南京蒋介石请示,南京方面却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①张学良则叫东北军政大员“严饬所属对此切持镇定,以免另生事故,干事无益”,并“望国民冷静隐忍,勿生枝节。”②而荣臻说得更明白,他命令北大营驻军:“不准抵抗,

① 东边道镇守使驻山城镇,管辖辽宁东边一带 23 个县。

① 国民党行政院档案〔2〕3374。

① 《东北日报》1946 年 3 月 24 日。

② 《张学良将军传略》,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 330 页。

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③当时驻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第 7 旅,8 月间即预感到日军要采取行动,旅长王以哲专程到北平请示张学良。张学良说:“蒋指示暂不抵抗,准备好了再干,一切事先从外交解决;⋯⋯遇事要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方针”。

④王以哲根据这一方针,决定对于日军的进攻,采取“衅不自我开,作有限度

的退让”的对策,“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全军退到东山咀子附近集结,候命行动。”⑤这样,不抵抗主义,从中央到地方层层下达,贯彻比较彻底。结果造成大片国土轻易地落入敌手。满铁的土木建筑公司经理榊谷仙次郎在 10

月 2 日的日记中,夸耀日本侵略军进攻“北台(大)营的战争,创造了世界

战争的记录,敌人有 1.2 万人,而关东军用 650 人即以 1/20 的兵力,战斗 7 小时,就把它攻占了”⑥。这就是不抵抗政策造成的恶果。沈阳的陷落,也并不是日军攻陷的,基本上是从敞着的大门开进来的。当日军进攻北大营时, 沈阳城门大开,荣臻和臧式毅会商应付办法,认为日领事馆已经说了日军不进城,“如果进城,吾方即闭城门,日军亦可用炮击毁,不若开城听其如何。”

⑦果然,日军一炮未发,便从敞开的城门进入城内。

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严重限制了东北爱国官兵的抗日行动。黑龙江省代主席马占山,在日军发动进攻时,曾一再退让,力避冲突,直到冲突不可避免时,他才被迫自卫还击,领导部下进行了有名的嫩江桥抗战,但国民党政府未给予任何实际支援,终于未能扭转战局。

更为严重的是,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还促使了某些人叛国投敌, 引狼入室。9 月 21 日,日军由长春向吉林省城进攻时,吉林省军参谋长兼代理主席熙洽,借口“不抵抗”的指示,出城迎敌,并责令所属守军缴械投降。最后,以“独立”为名,宣布脱离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张学良政权,设立傀儡组织伪“吉林省长官公署”,自任长官。9 月 24 日,日军向吉林西北境进犯时,洮辽镇守使张海鹏公然向日军投降。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也于 10 月 15H 发表投降宣言,叛国投敌,充当了汉好。张景惠暗中策划在哈尔滨宣布“独立”,9 月 27 日宣布组织东三省特别区的“治安维持会”,自任会长。9 月30 日宣布招募伪“特别警备队”,均以日本顾问为主宰。不久,他就成了公开的大汉奸。在这些叛变投敌分子的协助下,日本帝国主义轻而易举地夺城掠地,迅速扩展占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