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红一方面军的东征

1935 年 10 月，红 1 方面军主力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胜利完成长征， 使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在接近抗日前线的大西北建立起来。这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日本帝国主义加紧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严重威胁着中华民族生存。中日民族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各阶级、各政治集团的政治态度都发生了新的重要变化。中国已处在政治形势大变动的前夜。如何巩固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迅速壮大抗日武装力量， 推动各种抗日和革命的力量汇合起来，组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已成为开展全国抗日局面的关键。

当时中共中央、红一方面军及其所在的陕甘苏区，还面临着一些实际困难，红一方面军的实力只有万余人。苏区的面积狭小，人口稀少，物资缺乏， 红军给养困难，扩军不易。苏区周围都有国民党军的包围：在南面、西面， 有国民党的东北军、西北军和宁夏军阀的步、骑兵共 10 多个师，蒋介石的一部分“中央军”也正在向西（安）兰（州）公路两侧集中；在北面，有原驻守在陕北的国民党军 2 个师和新从山西调来的阎锡山部 5 个旅。这些国民党军，正在加紧对苏区实行经济封锁和政治破坏，并积极准备新的军事围攻。因此，红军向南、向西或向北发展都比较困难。东面的山西省最接近抗日前线，国民党军兵力虽多，但较分散，有利于革命力量的发展。

为了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发展革命力量，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关于军事战略的主张，即红军应利用当前蓬勃发展的抗日形势，积极向山西发展，在发展中求得苏区的巩固，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明确提出，党在目前形势下的战略方针是： 在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总任务之下，必须“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1936 年应“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在此方针下，红一方面军的行动部署，应放在打通抗日路线和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的基础上，并以前者为中心任务。据此，红军行动和苏区发展应以山西和绥远为主要方向。决议还提出了红一方面军渡黄河东征的任务。

1936 年 2 月 18 日，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下达了东征作战的命令，规定第一步作战任务为：东渡黄河，占领吕梁山脉各县， 在东岸造成临时作战根据地。红一方面军东征部队是：第 1 军团第 2 师、第

4 师、第 1 师，第 15 军团第 81 师、第 75 师、第 78 师。

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为实现抗日，渡河东征。但是山西阎锡山竟动员其全部武装力量拦阻红军的抗日去路，于是红军在汾河河谷地区击败阎锡山所部，占领同蒲铁路，准备开向冀察对日直接作战。2 月 23 日，蒋介石下令调洛阳、徐州、浦口等地重兵约 10 个师，协助阎锡山堵截红军东征抗日， 又下令东北军、西北军及陕、甘其他国民党部队进扰红军陕甘革命根据地，

企图重演 1933 年围歼积极抗日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故技。在大规模内战迫在眉睫的形势下，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保存力量，以利于迅速进行抗日战争，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仍决定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

在红一方面军东征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于 3 月 20～27 日在晋西地区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分析了当前的形势，讨论了战略方针等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在目前战争中，要把革命战争与民族战争联系起来，争取迅速对日作战。当前华北形势变化急剧，是最大的世界喷火口之一，日、美、英、苏联、国民党、共产党六个势力的矛盾集中于华北。华北 5 省有占中国 1/4 的 1 亿人口，它已名存实亡，对全国危险比其他地方更甚。华北是全国对日作战的首要战场，争取对日作战，政治上是必要的，军事上是可能的。我们到山西来， 因有了清醒的估计，民众会全力帮助我们，这是证明了的。华北广大群众具有极高的革命热情，与日军首先在华北作战，这是为着组织群众，为着组织友军，扩大红军，争取迅速对日直接作战。我们要在山西、河北建立根据地， 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越打，红军就越大。要准备在山西、河北、绥远 3 省作战，这是战役的跳跃，应当估计是必要的。以发展求巩固。现在只有发展才能求得巩固。会议经过讨论决定“争取迅速对日作战为党与红军的重要任务”，“以发展求巩固”为全党全军的战略方针，党和红军当前的方针是经营山西，“在此种方针下，向河北、河南、绥远三省境内作战役的跳跃是许可的。”还决定要在“陕甘及华北 5 省发展游击战争”，以及提高红军干部的政治、军事水平，加强政治工作等。晋西会议发展了瓦窑堡会议的精神， 进一步明确了红军对日作战的战略方向、战略方针和战略任务，它对加速红军对日作战的思想、组织和物质准备，以及尔后实施战略展开和对日军的胜利作战，都具有重要意义。

红一方面军的东征，迫使“进剿”陕北的晋绥军撤回山西，使陕北苏区得以恢复和发展。在此期间，红军扩充新兵约 8000 人，筹款 30 余万元，并

在山西 20 多个县开展了群众工作，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