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瓦窑堡会议和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1935 年 10 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这时正值抗日救亡运动进入高潮。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三省和热河省之后，又步步进逼，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进而变全中国为其殖民地。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正在发生新的变动。为了制定党在新形势下的政策，中共中央从 12 月 17 日起，在陕北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刘少奇、张浩、邓发、凯丰、李维汉、杨尚昆、郭洪涛等。会议深入分析讨论了国内外的政治形势，着重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相应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和《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指出：“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东北四省之后，现在又并吞了整个华北，而且正准备并吞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这是国前时局的基本特点。” “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各阶级、阶层，政党及武装势力，重新改变了与正在改变着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民族革命战线与民族反革命战线是在重新改组中。因此，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①《决议》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广泛的与最高的形式，就是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组织。”“它应该有最广泛的行动纲领”，即“十大政纲”。《决议》指出：“为了使民族统一战线得到更加广大的与强有力的基础，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及其中央政府宣告：把自己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决议》具体明确了对知识分子、华侨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富农及白军官兵筹各项政策，强调“所有这些政策的改变是为了一个基本的目的：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求得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与独立，争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①

毛泽东于 12 月 27 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

①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 年版，第 605、609、610 页。

①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 年版，第 611～616 页。

策。毛泽东报告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阐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毛泽东指出： “目前中国的和世界的反革命力量暂时还是大于革命力量”，而且“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②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残酷性。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加速革命的发展，就需要“招收广大的人马，好把敌人包围而消灭之”③。中国目前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把中国变为它独占的殖民地。在这种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面前，工农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是坚决抗日的，他们已经起来进行着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斗争。问题是民族资产阶级是否能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个复杂的问题。它是一个具有革命性和妥协性的阶级。它“同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不是同一的东西，他们之间是有分别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④。因此，在革命斗争的某些阶段，他们中间的一部分是有参加斗争可能的，其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在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形势下，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有了抗日救国的活动，这就说明民族资产阶级有可能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①。毛泽东同时指出，在整个地分析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在大震动中的姿态时，还有一个方面应该指出，那就是：即使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也不是完全统一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根据毛泽东这一科学分析，在日本帝国主义要独占中国的条件下，英、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即蒋介石集团；就有可能抗日和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就为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二，提出了对民族资产阶级又团结又斗争的基本政策。鉴于民族资产阶级已有可能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在政治上必须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即让他们参加人民政权的管理工作，团结他们共同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同时又对他们的动摇性进行适当的批评或斗争。在经济上，则采取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毛泽东指出：在民主革命的时代“并不废除非帝国主义的、非封建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没收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而且还鼓励这些工商业的发展。任何民族资本家，只要他不赞助帝国主义和中国卖国贼，我们就要保护他”②。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同工人阶级的利益虽然是有冲突的，但是，“在民主革命阶段，劳资间的斗争是有限度的。人民共和国的劳动法保护工人的利益，却并不反对民族资本家发财，并不反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因为这种发展不利于帝国主义，而有利于中国人民。”③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 年版，第 138 页。

③ 《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 年版，第 140 页。

④ 《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 年版，第 131 页。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 年版，第 137 页。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 年版，第 145 页。

③ 同上。

第三，批判了关门主义错误，并告诫全党不要重复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陈独秀投降主义的错误。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毛泽东深刻地分析了党内关门主义的实质、危害及其根源，强调关门主义是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他指出，“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①他提出，中国共产党不但在现在充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要加强党的建设，发展党的组织，培养党的干部，克服“左”倾错误。

瓦窑堡会议和毛泽东的报告精辟地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抓住了时局发展的关键，正确地解决了遵义会议尚来不及解决和还不可能完全解决的党的策略路线问题，全面地规定了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系列策略方针。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理论基础。瓦窑堡会议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在全党范围内卓有成效地开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