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

日本将国民党政军两方面的势力逼出平津等河北中心区之后，立即着手扶植“自治”傀儡。日本曾拉拢诱使华北各势力代表人物，如于学忠、孙传芳、吴佩孚以及阎锡山等人，均遭抵制或公开拒绝。其后，日本分析宋哲元拥有很大的政治军事力量，又同南京政府有矛盾，是一个理想的对象，遂展开了对宋的“工作”。

日本最初设想要达到的目标是土肥原所拟定的“高强度方案”，建立“华北共同防共委员会”，其主要内容有：“（1）自治领域为华北五省，推宋哲元为委员长，委员会中聘日本人为顾问；（2）由最高委员会主持五省军事，截留五省关税、盐税、统税分配给五省；（3）向确立日满华三国的合作经济圈迈进，即：开发矿藏资源，振兴棉花栽培，脱离国民政府的白银国有令，通货与日本建立连锁制等：（4）扑灭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宣扬东洋主义。”

②土肥原还企图在国民党的五全大会召开期间达到这一目标，在五全大会闭幕

时公开宣布自治消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日本在军事上对中国施加巨大压力。1935 年 11 月 13 日，日本关东军调一个旅的兵力在山海关等处摆出推进姿势，海军亦调兵到青岛。

日本侵入华北，触动了国民党和蒋政权的根本利益，国民党内反对对日妥协的势力在增长。英美等国在华北亦有巨大的利权关系，它们也不愿看到日本独霸华北。因此，蒋开始以较为强硬的态度同日方谈判。为力求主动，不允许宋哲元等地方将领进行对日交涉，同年 11 月 20 日蒋电告宋说：“中央必当以实力为兄等后盾，决不令兄独为其难。”①又电告河北省主席商震：

③ 《蒋总统秘录》第 10 册，台北中央日报译印，1982 年版，第 85 页。

① 《冀东日报》1936 年 4 月 24 日。

② 秦郁彦：《日中战争史》，原书房，第 65 页，注释②。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第 714 页。

“如平津自由行动降敌求全，则中央决无迁就依违之可能，当下最后之决心。”②同时，蒋调集部分军队至京沪、陇海等线，还命令河南方面赶造船只，以防不测。对于宋哲元来说，尽管同国民党蒋介石有不少矛盾，却绝不甘心作日本的傀儡。但迫于日方的压力，又幻想借外力保障其在华北的地位，所以，宋没有完全拒绝日本的拉拢。

11 月 20 日，日本大使在南京会见蒋介石时说：中国方面对华北“如果采取压迫或武力镇压等办法，势必引起纠纷事态和破坏治安，进而还会严重影响与该地有密切关系之日本及满洲国，特别作为负责满洲国安全之关东军，决不会对此默视不问。”蒋答：“作为中国，对引起反国家主权完整，破坏行政统一等之自治制度，绝对不能容许。”还说：“今天和贵大使会见，本拟商谈有关中日邦交改善问题，而首先谈起属于内政问题之华北自治运动等，甚感遗憾。”但同时，蒋又表示，对于华北的特殊情况，自己也特别有所认识，决心近期废除军事分会，另派能胜任同日方接触的高级官员，以打开调整事态的途径。③日本方面看到国民党五全大会前后中国民众抗日气氛的高涨，顾虑到强力施行华北高度自治方案会引起英、美等国的强烈反应，且有可能迫蒋调兵北上。经过 11 月 18 日召开的三相会议，日方决定暂缓 11

月 20 日就要宣布的强硬计划，对华北的举措视有吉与蒋会谈的结果而定，自治内容可以采取“轻度自治”，“以渐进方式工作”。④

11 月 30 日，蒋介石与行政院五院长制定“华北自治办法”六条：“（一）实行共同防共；（二）关于币制改革，在华北方面可作适当修改；（三）考虑关内外人民关系密切，对两地的经济关系予以方便；（四）在财政方面给华北政权以相当支配权；（五）给予就地合理解决对外悬案权；（六）根据民意录用人才，实行理想的政治。”①并派何应钦、熊式辉、陈仪、殷同等立即北上与宋哲元共商处理华北问题。当日晚，何应钦从南京去北平。行前，先派陈仪、殷同到天津拜访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司令多田骏，到北平拜访土肥原和日本驻北平武官高桥坦，在征得日方同意后，何于 12 月 3 日晚进入北平。

4 日晨，何与宋等举行会议，讨论解决华北时局的办法，未哲元表示愿在何应钦领导下努力解决华北问题。但是，在日本军方警告他不要在背离日本方面走得太远后，5 日晨，宋哲元忽然宣布到西山“休息”，并发表书面谈话称：“此后一切困难问题，当悉听命何部长负责处理”。②宋去西山后，留下秦德纯、萧振瀛与何应钦周旋，会谈实际成为僵局。12 月 5 日，15 架日本飞机在北平上空低空盘旋，并投下殷汝耕要求宋哲元响应自治的传单。据此情况，何应钦与秦、萧等商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由宋哲元任委员长兼绥靖主任。6 日晨，萧振瀛赴天津，向土肥原和多田骏通报这一方案，征得了日本同意。8 日，何应钦在电请国民党中央照准后，即召集陈仪、熊式辉、萧振瀛等会商冀察政务委员会的组织。

日本肆无忌惮地分裂华北和国民党政府的一再妥协退让，遭到全中国人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第 715 页。

③ 《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第 310～311 页。

④ 秦郁彦：《日中战争史》，第 64 页。

① 张篷舟：《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 2 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 124 页。

② 《国闻周报》卷 12 第 48 期，1935 年 12 月 9 日。

民的反对。

1935 年 8 月 1 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著名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指出：“最近以来，汉奸卖国贼等在‘中日亲善’、“中日合作，和‘大亚细亚’等口号之下所作的降日卖国之露骨无耻行为，简直是古今中外未有之奇闻！”“同胞们起来！为祖国主命而战！为民族生存而战！为国家独立而战！为领土完整而战！为人权自由而战！”① 11 月 13 日，中共中央又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中国宣言》，呼吁全中国的民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吞并全中国。”②

北平、天津、上海各大城市和河北省各地群众团体、爱国学生纷纷发表宣言、通电，反对“假自治之名，行叛国之实”。北平教育界以联署的方式发表声明，反对“自治”，“要求政府用全国力量，维持国家的领土及行政的完整”③。冀东的昌平、香河、玉田、三河、顺义、宁河、平谷、乐亭、临榆、抚宁、卢龙等 11 县的县长也相继发表声明，决不附逆。冀东旅平同乡会通电全国，要求政府“查抄殷逆浙江省永嘉县原藉家产，一面坐以重罪，以为媚人叛国者戒。”④

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激怒了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爆发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运动持续到 12 月 16 日，原订 12 月

16 日举行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大会，只好延至 12 月 18 日举行。其大会开得十分短小，据报道，“晨起，外交部街及东单牌楼一带，加紧戒备，军警林立，⋯⋯开会时间，事前井未发表，开会时，仅到有少数来宾，及该会职员与新闻记者等 30 余人”，开会仅 20 余分钟就宣布散会。⑤

冀察政务委员会是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政策的产物，是一个在名义上主权还属于中国的半自治地方政府。委员会的委员中间，有相当一部分是日方授意或征得了日方认可的亲日分子，如王克敏、王揖唐、高凌霞、李廷玉、贾德耀、冷家骥等，他们中有的还是汉奸分子。委员会下设经济、外交、交通等“特种委员会”，多为亲日分子所把持，并设有日本人顾问。委员会在行政上与南京政府保留半独立关系，而经济上，南京政府的关税、盐税、统税和铁路收入等完全被截留，与日本保持“特殊关系”，通过日本所设“兴中公司”等殖民机构实行“经济提携”，满足日本对华北各种资源的需求。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日本于 1936 年 1 月制定第一次《处理华北纲

要》，要求将自治的范围扩大到华北五省，并在冀察政务委员会“大体上可以信任的时候”，让宋与殷汝耕“合流”，①尽快实行完全的“自治”。日军参谋部也认为，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在明朗化方面总是进了一步”，它将“成为华北五省政治上脱离南京政府而独立的阶梯。”②

然而，在全中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压力下，宋哲元对日态度也日益明确。

①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 年版，第 483、488 页。

②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 年版，第 566、567 页。

③ 《国闻周报》卷 12 第 47 期，1935 年 12 月 2 日。

④ 《中央日报》1935 年 12 月 10 日。

⑤ 《国闻周报》卷 12 第 50 期，1935 年 12 月 23 日。

① 〔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第 349 页。

② 〔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第 128、133 页。

1936 年 5 月，他提出要“力保主权”的口号，释放被抓捕的爱国学生，在各学校开展军训，在军队进行爱国抗日宣传，在委员会同南京政府的大政关系方面，尽量执行南京政府指令。

1937 年 2 月，宋甚至不顾日本的反对，派秦德纯代表他参加南京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公开宣布“冀察外交今后将严格遵守中央政府的政策”，③ 连经济领域过去对日最为妥协的状况，也开始改变，宋遵照南京政府意旨，停止了津石铁路、塘沽建港等项目的对日谈判，中止或改变了龙烟铁矿等项目的筹建上马。在土地管理等方面，亦抵制了日本的贪得无厌的要求。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挫败了日军吞并华北的阴谋。

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坚决斗争，曾迫使日本对其侵略华北的政策作了微小调整。如 1936 年 8 月 11 日的《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特别是 1937

年 2 月 20 日制定《第三次处理华北纲要》，强调注意不要“造成激发中国民众的排日抗日感情。”①其侵华的根本决策虽没有改变，却不得不采取更带欺骗和伪善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