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东北抗日联军第 8、第 9、第 10、第 11 军的建立

东北抗日联军除了上述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 7 个军以外，还有一些与中共有统战关系的抗日部队，在抗日胜利形势的鼓舞下，经过中共组织的工作，于 1936 年夏至 1937 年秋，先后加入了抗联的行列。这些抗日武装力量，

尽管与中共直接领导的 7 个军不同，但他们在抗日这个根本问题上是一致的，并且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为加强这些部队的建设，中共还向这些新建立的军派出了党代表（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干部。但由于这些部队成份比较复杂，而共产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在这些部队中又比较薄弱，以致有的部队的改编只是形式和名称的改变。在胜利的形势下，他们能够同共产党站在一起打击日本侵略者；当遇到艰苦困难特别是挫折时，往往经不起考验， 甚至发生怀疑、动摇，以至走向反面。

东北抗日联军第 8 军

1934 年 3 月，依兰县土龙山农民反日暴动后，以谢文东、景振卿为首组

成民众救国军。同年 10 月，民众救国军失败，余部在东北人民革命军第 3

军帮助下重整队伍。1936 年 9 月，该部在抗联第 5 军党委直接指导下，改编

成东北抗日联军第 8 军。军长谢文东（后叛变），政治部主任刘曙华，副军

长滕松柏（后叛变），参谋长于光世。部队由原来的 4 个团扩编成两个师，

后来又扩成 6 个师，约 2000 人。该军编成后，在依兰、方正、延寿、勃利等地开展游击活动，配合活动于上述地区的抗联各军作战。

东北抗日联军第 9 军

1932 年 8 月，原吉林自卫军李杜部营长李华堂在自卫军失败后，于小土城子收编地方武装组成“中国自卫军吉林混成旅第二支队”。

1934 年末，该支队在日伪军“讨伐”中受到重大损失，仅剩五六十人。

后在人民革命军第 3 军的帮助下，重新整编了队伍。

1937 年 1 月，继抗联第 8 军成立之后，该支队根据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

总司令部的决定，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 9 军。军长李华堂（后叛变），

参谋长李向阳，所属部队编成 3 个师，8 个团，共 800 余人，后发展到 2000

余人。第 9 军开始在汤原汤旺河沟里一带活动，后由于日伪军的压迫而移到松花江南岸，转战于依兰、方正、勃利等地。

东北抗日联军第 10 军

该军的前身是宋德林山林队余部汪雅臣为首的反日山林队“双龙”队。1936 年初，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将“双龙”队收编，改为东北人民革命军

第 8 军，汪雅臣任军长，王维宇任参谋长。1936 年冬，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决定将该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 10 军，军长汪雅臣，政治部主任王维字，副军长齐云禄（后叛变），辖 10 多个团，1000 余人。该军在五常、苇河、舒兰一带活动，曾配合抗联第 3 军作战。

东北抗日联军第 11 军

该军的前身是 1933 年 6 月依兰县驼腰岭金矿起义工人组成的反日山林队“明山队”，队长祁宝堂（祁致中）。

1936 年 5 月，在人民革命军第 3 军和中共勃利县委的帮助下，将“明山” 队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独立师，祁致中任师长，富振声任政治部主任， 辖 7 个团 1 个游击队共 400 余人，后改编成 3 个旅 9 个团，约 800 人，主要在勃利、富锦、桦川一带活动。

1937 年 6 月，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扩大会议曾作出将该独立师扩编成东北

抗日联军第 11 军的决定，因当时缺乏领导干部而未编成。直到同年 10 月，

东北抗日联军第 11 军才在富锦正式编成，军长祁致中，政治部主任金正国， 参谋长白云峰（后投敌）。辖 1 个师，3 个旅，9 个团，1500 余人。第 11 军编成后，主要活动于依兰、桦川、富锦、集贤一带。

1936 年 2 月到 1937 年 7 月，是东北抗日联军迅速发展也是东北抗日游

击战争达到高潮的时期。到 1937 年秋，东北抗日联军已建成 11 个军，共 3

万余人，并开辟了东南满、吉东、北满三大游击区，游击区扩展到 70 余县。东北抗联在北起小兴安岭山麓，南至长白山、鸭绿江畔，西起辽河，东到乌苏里江的广大地区内，纵横驰骋，同日伪军警作战数千次，挫败和打破了敌人上百次“讨伐”，歼了大量日伪军，粉碎了日军消灭抗联、摧毁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企图，威胁着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殖民统治，牵制了大量侵华兵力，推动了关内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推迟了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进程，鼓舞了阿比西尼亚和西班牙等欧非国家人民反对德、意法西斯侵略与干涉的斗争。东北抗联消灭敌人的数字，据周保中当时概算，1931 年到 1937

年期间，共歼敌 103500 人。日本陆军省公布的 1931 年到 1935 年期间日军伤

亡是：战死 4200 人，伤、病者 171300 人。关东军头目从本庄繁到植田谦吉都曾为日军的重大“牺牲”感到“最为遗憾”。日军更为苦恼的是虽然付出了“很大牺牲，但治安没有好转”，抗日部队“日益发展活跃”，使日军日夜不得安宁。据日伪统计，1932 年到 1937 年 6 年中，抗日部队共出动 131423 次，达 21058011 人次。若按年计算，1932 年共出动 377 万多人次，1937 年

则增加到 1035 万多人次。①再以月计算，1936 年 7 月一个月就出动 20 万人

次，日军死伤达 900 余人。②伪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佐佐木到一无可奈何地承认：“根据我的观察，对于能不能预计在短期内把满洲国治安恢复到平静时期这一问题，很遗憾，我只能回答一个否字。”③

东北抗日联军和抗日游击战争所以能如此迅速发展，除了国内国际等客观因素外，从主观指导上讲，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这支部队确立了为全民族的解放利益而战的思想，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因而大得民心，拥军、支军已成为广大群众的行动。连日本关东军参谋部也不得不承认：民众对抗日部队的“认识是极为良好的”，这也是“从来在讨伐上得不到效果的最大原因”。④其次，执行了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不分党派，不分信仰，不分籍贯、队头，不记旧宿怨，只要抗战，大家都联合起来”的原则下，争取和团结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共同抗日，从而推动了抗日武装和抗日游击战争的迅猛发展。第三，各地中共组织把工作重点逐步转向农村，组织、发动群众，建立各种群众抗日组织和游击根据地，给游击战争的发展提供了群众基础和后方基地。第四，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 不死守一地，不打硬仗，而是采取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战略战术。诸如：避敌锋芒，击敌弱点；声东击西，内外线结合；诱敌深入，寻机制敌等等，有效地打破了优势敌人的“讨伐”，保存和发展了抗日武装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