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华北及其它地方实力派的工作

1936 年初，刘少奇由陕北到天津负责领导党的北方局和正在蓬勃发展的华北抗日运动。北方局彻底改变“左”的关门主义，采取大刀阔斧的工作方法，通过各种方式，同华北及其他地方实力派、社会名流、爱国团体进行联络，大力争取第 29 军和宋哲元等倾向抗日。华北抗日救亡运动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成为全国抗日运动的先进地区。

第 29 军负责平、津一带防务，是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的前哨。

1935 年 8 月，宋任平津卫戍司令，11 月，任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在“一二·九”运动中，群众提出“打倒卖国贼宋哲元”、“打倒冀察政务委员会” 等口号，北方局对宋哲元及冀察政务委员会作了分析之后，认为冀察政务委员会虽然是适应日本要求建立起来的代理机关，但在全国救亡运动高潮的形势下，宋哲元还是动摇的，不甘愿卖国当汉奸，还有转向抗日的可能。因此，指出这些口号的错误，并把它改为“拥护宋委员长抗日”的口号，从此以后，群众的救国活动取得了宋哲元的支持②。

1936 年 8 月 14 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给宋哲元写信，阐明国难当头的危机形势，对他表示的抗日愿望和改变对群众救国运动态度表示赞赏，希望 29 军和红军建立联合战线，并代表中共中央申明：“然弟等甚望先生能干艰难困苦之中坚持初志，弟等及全国人民必不让先生独当其难，誓竭全力以为后援。”①为了促进联合，毛泽东派张经武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去宋哲元处做联络工作。1937 年春，29 军办学兵队，中共党组织利用这个机会，派遣党员参加受训，并给学兵队讲课，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经过对 29 军不断的团结争取工作，29 军抗日热情日益高涨。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非常注意做山西阎锡山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把在山西尽早建立国共合作关系放在突出的位置。当时，阎锡山处在与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中共多方的复杂矛盾中。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 38 页。

①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 年版，第 100 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 250 页。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 40～41 页。

日本进攻绥东，威胁到他的生存。蒋介石派 10 个师进入山西不走，并派特务策动阎军内部搞“河东独立”，企图取而代之。阎锡山则打算利用共产党巩固与发展他的力量。中共中央正确地分析了阎锡山的处境，决定对其加强争取工作。

1936 年 5 月 25 日，毛泽东致书阎锡山：“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②。信中通知阎锡山，红军俘虏的晋军第 66 师第 392 团团长郭登瀛以下官兵及武器弹药全部送回，并派彭雪枫、周小舟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太原向阎锡山陈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这时，山西自强救国同志会③中的左派进步青年宋助文等，响应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号召，倡议组织一个抗日救亡团体，取名“抗日救国会”。阎锡山认为建立一个群众性的团体，能壮大自己的声势，表示赞成组织民众救国，但不同意组织“抗日救国会”。他定名为“牺牲救国同盟会”，并于 1936

年 9 月 18 日正式成立，亲自担任会长。中共地下党员杜任之、刘岱峰等为委员。

阎锡山在 1936 年秋成立“牺牲救国同盟会”和新的干部训练机构军政训练委员会，派专人到北平面邀共产党人薄一波等回山西。中共北方局派川薄一波为书记，由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等 5 同志组成专门进行上层

统一战线工作的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他们于 1936 年 10 月到太原，

很快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并达成了 3 条协议，即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不受限制，只做抗日救亡工作，在用人方面给予方便并保证安全。阎锡山同意这些条件后，薄一波以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办公室秘书的名义任牺盟会常委秘书，主持日常工作。随后，即接办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大力发展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在中共山西省委配合下，利用统一战线这种形式，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不但开展了山西的抗日局面，而且对于逼蒋走上团结抗日道路也发挥了作用。

毛泽东在 1936 年 8 月 14 日致傅作义的信中指出：“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①中共中央、毛泽东同时派出代表到西北、华北、广东、广西、四川等地，向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转达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谈判双方联合的事宜。西南地方实力派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曾提出反蒋抗日口号，并派代表联络东北军张学良，派钱寿康与中共中央商谈联合事宜。毛泽东在 1936 年 9 月 22 日给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的信中指出：“当前急务，在于全国范围内停止内战一致对日”，而蒋介石现在还在进行内战，“因循于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而不变”，望能“督促批判，责其更新”②。对于他们提出的建立抗日救国协定的建议，毛泽东在信中答复说：“实属绝对必要。”③从此，中国共产党与李宗仁、白崇禧部建立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