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华北实行军事扩张和经济侵略，民族资产阶级抗日倾向不断增长，国民党内各派系在对日问题上进一步分化的情况下，中国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于 1935 年 11 月 12 日至 23 日在南京举行。到会中

委 103 人，代表 405 人。阎锡山、冯玉样经蒋介石邀请与会；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等，经考试院长戴传贤前往商请派代表参加。

会上，由孙科、张继分别代表中央执、监委员会作会务报告，蒋介石先后作政治、外交报告，何应钦作军事报告。蒋介石在关于对外关系的讲演中称：“苟国际演变不斩绝我国生存民族复兴之路，一切枝节问题当为最大之忍耐”，“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①这表明，国民党当局对于中日妥协仍抱有一定幻想，没有完全放弃这方面的努力。但蒋介石又声称，“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著到了和平绝望的时期与牺牲的最后关头，则“当听命党国， 下最后之决心”，并将“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

① 《红色中华》1936 年 6 月 13 日。

① 《革命文献》第 76 辑，第 250～251 页。

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②。这些又反映了国民党同日本帝国主义矛盾的加深以及对日政策的一些变化。

大会接受了蒋介石提出的外交方针，并“授权政府，在不违背方针之下， 政府应有进退伸缩之全权，以应此非常时期外交之需要”。③五全大会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仍坚持了敌视态度，宣称坚持“铲绝残余之赤匪”的反共方针。

国民党五全大会后，南京国民政府的人事有了较大的变动。12 月 12 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改组行政院。改组后行政院所属各部、会、署的主要官员为：内政部长蒋作宾，外交部长张群，财政部长孔祥熙，军政部长何应钦。任命阎锡山、冯玉祥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程潜为总参谋长。

国民党五全大会后，中日之间长期进行的外交谈判，也发生了新的动向。日本政府从 1935 年 11 月开始，向中国方面提出了“广田三原则”，即：（一）中国取缔一切抗日运动；（二）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三）中日“满” 共同防共。

1936 年 1 月，“广田三原则”被作为“帝国政府经过慎重审议”，“确定的对华方针”，在日本议会上提出。对此，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张群，先后同日驻中国大使有吉明、有田八郎和川越茂进行了长达一年之久的谈判。由于中方态度渐趋强硬，遂使谈判僵持而无结果。

1936 年 7 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对五全大会确定的外交方针， 又作了进一步的解释，蒋介石在讲话中表示，“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协定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会议宣言中，也明确指出：“遇到领土主权被侵害之事实发生，如用尽政治方法无效， 危及国家民族之根本主存时，则必出以最后牺牲之决心，绝无丝毫犹豫之余地”①。

国民党五全大会的召开及其后的一系列外交活动和人事变动表明：国民党对日妥协的外交政策，已开始发生某些变化；在国民党内部，蒋介石和汪精卫的矛盾进一步发展，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势力得到了加强。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① 《革命文献》第 69 辑，台北 1976 年版，第 30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