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民党政府继续推行“攘外必先表内”的国策

在日本紧锣密鼓地准备采取侵华新步骤的情况下，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不是动员全国民众积极准备抗日，而是顽固推行对内用兵、对外妥协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

1932 年 3 月 14 日，还在淞沪抗战期间，蒋介石就提出：“倭寇深入，赤匪猖獗，吾人攘外，必须安内。”③6 月 9 日，《上海停战协定》签订刚一个月，蒋介石就在庐山召集赣、湘、鄂、豫、皖“五省剿匪会议”，宣布把“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定为国民党处理对外对内关系的基本国策。① 并提出了“标本兼施”的“剿共”方针和第 4 次“围剿”计划。6 月 28 日，

蒋介石在汉口成立“剿共”总部，并自任总司令，准备调集 63 万兵力，拨出

3500 万元巨款，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 4 次“围剿”。8 月 3 日，正当日军不

断向热河挑衅之际，蒋介石在汉口宣称，限 6 个月内肃清鄂、湘、赣、豫、皖五省红军。12 月 14 日，日军进攻榆关前夕，蒋介石还在内政会议上说： “要想攘外，必先安内”。“今天我们可以说：日本不配做我们的敌人。我们当前的敌人还是赤匪。如果我们在内部把赤匪的祸乱消除了，对日是没有

④ 〔日〕外务省情报部：《满洲事变及上海事件关系公表集》，1934 年东京版。

① 〔日〕桑田悦等编著：《简明日本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 年中文版，第 55 ～56 页。

② 〔日〕土肥原贤二刊行会：《土肥原秘录》，中华书局，1980 年中文版，第 18 页。

③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战争时期》绪编（3），台北 1981 年版，第 34 页。

① 蒋纬国：《抗日御侮》第 1 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9 年版，第 40 页。

问题的。”②1933 年 1 月 27 日，蒋介石置榆关失守于不顾，前往江西南昌指挥第四次“围剿”中央红军的战争。4 月 6 日，当长城抗战激烈进行的时候，蒋介石在南昌电告各“剿共”将领说：“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如不先清内匪，则决无以御外侮。”“本总司令来赣督剿，实示有我无匪之决心，如我剿匪各将领，若复以北上抗日请命，而无意剿匪者，当以贪生怕死者视之”。“如再有贪生怕死、侈言抗日、不知廉耻者，立斩无赦。”③4 月 7 日，蒋介石再次鼓吹“我们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东三省热河失掉了，自然在号称统一的政府之下失掉，我们应该要负责任，不过我们站在革命的立场说，却没有多大关系。”“无论外面怎样批评谤毁，我们总是以先清内匪为唯一要务，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本末颠倒，先后倒置。”④5 月 8 日，正值日军开始大规模向关内进攻之际，蒋介石却在江西崇仁总指挥部对中路军军官大讲什么：“如果不先安内而要求攘外，在战略上理论上说，都是居于必败之地”，“不仅是不能救国，而且适足以速国家之亡。”他还说：当前的任务“第一个乃是剿匪来安内，第二个才是抗日来攘外。”①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遭到国内国际进步舆论的一致谴责和反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于 1933 年 1 月 17 日发表宣言。宣布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和“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与国内任何军队订立抗日作战协定。②在这个宣言的影响下，全国广大工人、农民、学生、商人和各民众团体、爱国人士、海外华侨，都纷纷要求国民党政府及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民党将领蔡廷错、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傅作义、徐永昌等分电蒋介石，请缨抗日。胡汉民在香港发表对时局意见，指出：“榆关守否为华北存亡所关，中国安危所系。”“今日只问抗日方面有何进展，如旁及其他，不但无意思，亦且无意义。”③著名爱国人士宋庆龄亦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以全国军队的 80％以上开赴抗日前线、人民应全部武装、人民的民权应立即恢复和停止对苏维埃区进攻等四项抗日要求。政治学者王造时主张将“攘外必先安内”改为“安内必先攘外”，指出：“只有决心抗日，只有积极抗日，才是唯一出路，才是唯一安内的办法。”北京大学教授丁文江，也在《独立评论》杂志上发表《假如我是蒋介石》的文章，呼吁“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预备积极抵抗日本”。④ 不仅如此，世界舆论也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不满。国民党政府驻国联代表顾维钧从日内瓦回电称：各国代表都认为，中国无力抵抗，各国亦无能为力，唯有一面陈诉于国联，一面“尽力抵抗，以示我决心，而壮国联之气”。① 在国联报告书被通过后，顾维钧等在给南京政府的另一封电报中说：“报告书的通过达到了我国向国联呼吁的主要目标，并给我方以行动之自由。但如

② 《蒋总统全集》第 1 册，台北版，第 606 页。匪、赤匪——系对中共领导的革命军队的诬称。

③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3），台北 1981 年版，第 35～36 页。

④ 蒋介石对高级将领的训词，1933 年 4 月 7 日。

①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对日抗战时期》绪编（3），台北 1981 年版，第 37～38 页。

②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 年版，第 445 页。

③ 天津《大公报》1933 年 1 月 6 日。

④ 《独立评论》第 35 期，1933 年 1 月 5 日。

① 罗文干致张学良电，1933 年 1 月 1 日，《革命文献》，第 38 辑，台北版。

我国不决心依靠自己行动来坚决捍卫我领土，则其价值即将消失，而历时十七个月之外交努力亦将完全付之流水。”②

在国内外强大的舆论压力面前，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并没有动摇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根本政策，但在手法上又不得不表示出一种抗日的姿态。他们在不妨碍“安内”和对日妥协的前提下，被迫采取了一些措施。

从 1932 年 7 月 7 日到榆关失守前，面对日本的不断挑衅，蒋介石曾三次电令张学良，派 3～5 个旅到热河加强防守，要求“在榆关驻重兵”。

12 月 25 日再电张学良，决走密备中央军 6 个师随时北运增援。并且说： “倭寇北犯侵热，其期不远”，“今日之事，惟有决战，可以挽救民心，虽败犹可图存，否则必为民族千古之罪人。”蒋介石的话说得很动听，但只是为了应付一下门面，他在另一封电报中却说：不这样做，“又使国人误为不抵抗也”。③榆关失守后的 1933 年 1 月 17 日，张学良曾致电蒋介石，要求调中央军即日“开赴热东一带，以增强实力，而备万一。否则战端一起，深恐局部稍有不支，全局大受影响，事机迫切，间不容发，职部军队实不足分配”。对此，蒋介石竟批复：“北方军事已圭权托付吾兄⋯⋯成败存亡，听之而已。”

④到 2 月 14 日，日军进攻热河前夕，蒋介石还在宋子文的电报上批复：“未

开战以前，中央军不如缓上”。①拖到 2 月 28 日热河形势告急的时候，蒋介石才下令中央军增援部队北上。到最后，原定北援的 6 个师中只落实了第 2、第 25、第 83 和第 44 师 4 个师。直到 3 月 15 日，日军猛犯长城各口时，始

组成以东北军、西北军、晋军等地方部队为主的战斗序列，共约 25 万人。而

此时蒋介石用于南方 5 省“剿共”的兵力，却达到 60 万人以上。

国民党在华北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原是北平绥靖公署，张学良为绥靖公署主任。1932 年 8 月 17 日，国民党决定撤销北平绥靖公署，改设军委会北平军分会，并由蒋介石兼任军分会委员长。蒋介石又让张学良以北平军分会副委员长的身份代行委员长的职权，使张感恩于蒋。1933 年 1 月，榆关失守后，张学良到南京开会时，曾要求蒋介石北上，指挥反攻作战。蒋不得已，派陆军大学校长杨杰率 20 余人于当月 20 日赴北平协助张进行指挥。1 月 24 日，热河危机加深，宋哲元、冯治安、张自忠、刘汝明、商震、庞炳勋等华北军将领致电蒋介石，请他北上指挥作战。蒋满口答应：“必北上与共生死也”。②然而不到 3 天，他却南下江西指挥“剿共”战争去了。2 月 5 日至 13

日，当“倭寇攻热在即”之际，蒋介石先后 4 次分别致电张学良和宋子文，决定并催促张作相赴热坐镇指挥。2 月 19 日，决定成立两个集团军，由张学良和张作相分别统率，保卫热河。3 月 1 日，蒋又致电宋子文，告以“热河战事，惟有汉兄（张学良）亲出督师，方可如计奏效。”③结果，张作相直到热河失陷前几天才赶到承德设司令部，为时晚矣！张学良还未成行，热河已失。3 月 3 日，北大教授丁文江等致电蒋介石，再次催其北上。电称：“热河危急，决非汉卿（张学良）所能支持，不战再失一省，对内对外，中央必

② 《顾维钧回忆录》第 2 卷，中华书局，1985 年版，第 178 页。

③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 1981 年版，第 566 页。

④ 张学良为热河危急要求筹定大计致蒋介石电，1933 年 2 月 5 日，国民党总统府机要档案。

①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 1981 年版，第 595 页。

②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 1981 年版，第 585 页。

③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 1981 年版，第 607 页。

难逃责。非公即日飞来指挥挽救，政府将无以自决于天下。”①3 月 4 日，热河沦陷，全国震怒，蒋介石才急派何应钦、黄绍竑等于 5 日赶赴北平，与张学良会商应付办法。3 月 6 日，蒋介石亦被迫离开“剿共”前线北上，以其亲信何应钦代行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之职，主持华北军事，并联络阎锡山等出兵长城，应付抗战。同时在保定设委员长行营，由何成浚代蒋坐镇华北。3 月 26 日，长城抗战正紧之时，蒋介石却已在南京与刚刚回国的汪精卫会谈，

几经周折，蒋答应给汪以处理外交的权力。并于 5 月 3 日在北平成立以黄郛为委员长的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负责对日外交。至此，北平有了两套班子：应付抗战，有何应钦按照蒋介石的旨意指挥的北平军分会系统；对日交涉，靠汪精卫直接指挥黄郛的北平政务整委会系统。

军费问题是进行长城抗战的一个大问题。1933 年 1 月 5 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称：“目前最切要者即粮秣一项，幸前经宋部长汇借五十万元，业已用尽，现时急需汇二三百万元不敷支应，务恳迅赐筹拨四五百万元，俾济急需。”②为解决经费给养问题，宋子文曾于 2 月 11 日到北平，与平、津银行财团商谈财政问题。14 日，宋子文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承认：“前线队伍确万分困苦，汉卿确亦无法支持，弟与金融家正在商量三个月计划，以安军心。”并向各将领表示“予以财政物质上尽所有之援助”，同时“已组织热河后援会”。③宋子文讲得很好，但兑现不多。据国民党历史档案记载，汤玉麟为粮晌和服装等问题，曾多次电请南京政府解决。辽、吉、黑民众后援会会长朱庆澜和热河民众团体也连续发函吁请。直到 3 月 l 日国民党政府实业、财政、内政三部才开会讨论。决定呈请行政院通令各省市政府“鼓励粮食商人或商会将粮食运往热河销售，并由政府设法协助保护。①实际上，在三部联合讨论这种办法时，热河已大部沦陷。待三部会函呈报行政院时，热河已丢失半个月了。这种筹集抗日经费的难处与蒋介石一次就批拨几千万元“剿共” 经费之容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①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 年版，第 118 页。

②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 1981 年版，第 573 页。

③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 1981 年版，第 594～595 页。

① 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