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民党政府的对日妥协政策和上海停战协定的签订 一、国民党政府的对日妥协政策

1931 年 12 月 15 日,蒋介石在内外夹攻的情况下辞职下野后,仍操纵着军政大权,以退为进,伺机出山。

12 月 22~29 日,国民党召开四届一中全会,改组政府,由林森担任国民党政府主席,孙科出任行政院长,同时推选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为国民党政府委员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常委。

孙科上任后,国民党内部仍一片混乱。广州的国民政府虽然宣布取消, 但又成立了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执行部,仍与南京政府处于对立地位。蒋、汪、胡三巨头表面上是“团结”起来了,但实际上各怀鬼胎。加上财政危机的威胁,以及棘手的对日外交,孙科在蒋介石设置的陷井中,难以支撑,乃于 1932 年 1 月 9 日赶赴上海,吁请汪精卫及蒋介石、胡汉民入京主持一切。

1932 年 1 月 21 日,汪、蒋相继返回南京。

24 日,孙科宣布辞职,蒋、汪以中来政治会议常委,主持国务。

  1. 日,中央政治会议推举汪精卫为行政院长。是夜,“一·二八”事变爆发。

  2. 日,中央政治会议任命蒋介石等为军事委员,3 月 6 日,任命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18 日,蒋介石

就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参谋总长,总揽军事大权。至此,蒋、汪“合作政府”乃告形成,汪精卫主持政务,应付对日外交;蒋介石主持军事,负责全力“剿共”。

蒋、汪执政后,极力反对对日绝交。1 月 23 日,国民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绝口不谈如何对抗日本的侵略,却继续攻击孙科政府主张对日“积极抵抗”及“和平绝交”的政策。对此,原外交部长陈友仁于 25 日在上海说: “余敢正告国人,蒋氏此种消极政策,如更进一步,难保其不接受日人之要求。”①后来的事实发展果如所言。

  1. 月 28 日晚,日军按预定计划,在上海点燃战火,中国第 19 路军奋起抵抗,全国人民为之振奋,坚决要求政府领导抗日。1 月 30 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洛阳。1 月 31 日,汪精卫在开封联欢社作报告,他说:“我们并不主张对日绝交,因为日本对我所用手段已经超过绝交,超过宣战,已是不断的进攻与占领了。仅对日绝交,是不能发生何等作用的。不主张对日宣战,因为此次日本对我虽无宣战之名,而有宣战之实,这种事实,是破坏万国联盟公约⋯⋯中国此时应联合签约各国,以制裁日本,用不着宣战的。”②

  2. 月 13 日,汪精卫在洛阳铁道部官邪正式发表“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的对日主张,他说:“以土广民众之中国,对富国强兵之日本,纵使有一二城镇,不幸而落彼手中,而中国之内,人人皆抵抗,处处皆抵抗,日本虽有二三百万精兵,亦不能遍布也。”“至于外交方面,中国此次有十分理由, 可要求国际联盟华盛顿九国公约凯洛格非战公约签字各国出而干涉,中国既

① 《国闻周报》第 9 卷第 6 期,1932 年 2 月 1 日。

② 《国闻周报》第 9 卷第 7 期,1932 年 2 月 22 日。

有此理由,在外交上决不可放弃。”③

4 月 10 日,汪精卫在国难会议大会补充报告中说:“政府对于外交,决在一最低限度下办理,在最低限度以上,则纵国人不谅,但求问心无愧,亦当办理,否则无论如何,决不为暴力屈服。因政府如签丧权辱国条约而亡国, 不如不签而亡较有复兴之可能,故政府于此,亦可和亦可战,即能在最低限度以上可解决,即可和,否则即可战。”①

对于“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外交方针,汪精卫具体解释说:“现在国民政府并没有签定丧权辱国的条约,所以同时并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军事上抵抗,外交上交涉,冀不失领土,不丧主权。在最低限度以下时,我们决不让步,在最低限度以上时,亦不固作强硬。这是我们共赴国难的方法。⋯⋯最低限度以上,我们忍受,即是交涉;最低限度以下,我们拒绝, 即是抵抗。”②

在这里,汪精卫反复强调了以“最低限度”为分界线的两面政策,表明国民党政府已决心接受一种不平等条约,但这种不平等条,约的最低限度如何,并没有严格的规定。这就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付诸行动时,提供了极大的伸缩性。

在“一面抵抗”时,汪精卫说:“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备。”③汪精卫在这寥寥数语中,即道出中国不具备起码的抵抗条件,不能抵抗的原因和他的“一面抵抗”的根据。因此,“政府为避免战祸计,已不恤一再迁就日本之要求,始则对于民众抗日之言论行动稍涉激烈者,均予禁止,继再晓谕各种民众团体活动,取消抗日名义,以杜强邻之借口。”④十分明显,汪精卫极力主张对日退让,他的所谓“抵抗”,是十分有限的,其目的只是想先“抵抗”一阵子, 尔后同“强敌”订约,这样既可应付全国舆论,又可避免违背“攘外必先安内”之政策。汪精卫“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对日方针的实质,只不过是把国民党政府一直推行的妥协依赖外交变换一种说法而已。

此时,军权在握的蒋介石提出“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在方法上,“交涉开始以前,对国联与九国公约国先与接洽,及至交涉开始时, 同时向九国公约国声明。”“对日本先用非正式名义与之接洽,必须得悉其最大限度。”在程度上,“交涉必须定一最后防线与最大限度,此限度至少不要妨碍行政与领土完整,即不损害九国公约之精神与不丧失国权也。如果超此限度,退让至不能忍受之防线时,即与之决战,虽至战败而亡,亦所不借。必具此决心与精神,而后方可言交涉也。”①

由此可见,蒋介石也只是主张通过一定的抵抗,实现与日本的“交涉”, 达最终与日妥协结束淞沪战争之目的,与汪精卫“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政策实质上是一致的。因此,第 19 路军奋起抵抗后,国民党政府对淞沪抗战采取了两面政策,一方面为了其本身的利益及应付全国舆论,采取了一

③ 《国闻周报》第 9 卷第 7 期,1932 年 2 月 22 日。

① 《国闻周报》第 9 卷第 15 期,1932 年 4 月 18 日。

② 雷鸣:《汪精卫先生传》,政治月刊出版社,1943 年版,第 229 页。

③ 《国闻周报》第 9 卷第 7 期,1932 年 2 月 22 日。

④ 《国府宣言》1932 年 1 月 30 日,《国闻周报》第 9 卷第 7 期,1932 年 2 月 22 日。

①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 1981 年版,第 431 页。

些表示抵抗的措施;另一方面为谋求对日妥协,实现与日本的交涉,尽快结束淞沪战争,又不惜以釜底抽薪的手段,暗中阻挠和破坏淞沪抗战。

国民党政府采取的“抵抗”措施有:

第一、迁都洛阳。 1 月 29 日,国民党政府和中央党部决定将首都临时迁往河南省的古都洛阳。同日,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和行政院长汪精卫联合发表《国民政府移驻洛阳办公宣言》,谓:“兹者政府为完全自由行使职权, 不受暴力胁迫起见,已决定移驻洛阳办公⋯⋯”同时表示要“督励军警,从事自卫,决不以尺土寸地授人。”②军政部长何应钦留京负京沪治安之责,外交部长罗文干负外交之责。不久,国民党中央又决定外交由汪精卫负全责, 军事由军事委员会负全责。

第二、组织军事委员会。1 月 29 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召开全体会议, 决定组织军事委员会,任命蒋介石、冯玉祥、张学良、阎锡山、李宗仁等为委员,主持对日军事。

第三、制定“全国防卫计划”。2 月 1 日,蒋介石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 讨论“长期性、全国性”的“抗日作战计划”,经过连续两天的会议,决定了划分为 4 个防卫区和 1 个预备区的“全国防卫计划”。

第四、组调第 5 军增援淞沪抗战。淞沪抗战爆发后,淞沪警备司令戴裁电呈国民党中央:“除督率所部誓死抵抗外,敬祈迅赐电调京沪、沪杭两路友军来沪增援。”①社会各界和全国人民,也纷纷要求国民党政府调兵增援上海。在此形势下,蒋介石指令军政部调集京沪、沪杭两路的第 87、第 88 师及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合编为第 5 军,任命张治中为第 5 军军长兼第

87 师师长,统率所部赴沪“以十九路军名义抗战。”②

第五、为应付全国要求抗日的舆论,国民党在四届二中全会的施政报告中提出:“切实施行军事委员会所定全国防卫计划”,“全国军队,应以国防为主目的,剿匪为副目的,同时并当积极改进,务适于国防之用。”③

综上所述,说明国民党政府处理“一·二八”事变比处理“九·一八” 事变前进了一步。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

(一)日军侵略上海,损害了蒋介石集团的利益。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和金融中心,也是蒋介石集团统治的要害地区,日军进攻上海,不仅使蒋介石集团经济利益受到极大损害,而且也威胁到“首都及长江上下游各重要市镇”的安全,日蒋矛盾加深。

(二)为全国抗战呼声所迫。淞沪抗战爆发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迅速高涨,不仅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给第 19 路军抗战以积极

的支援,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力主抗日并热情支持第 19 路军抗战,而且国民党一些右派人物也主张抵抗。为缓和国内矛盾,应付国内舆论,争取国际同情,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作出一些抵抗的姿态,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但是,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并无抗战的决心,高喊所谓“抵抗”,也多是停留在口头上,很少见之于实际行动;有的则是见之于计划和

② 《国闻周报》第 9 卷第 7 期,1932 年 2 月 22 日。

① 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 年版,第 540

页。

②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 1981 年版, 第 458 页。

③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年 版,第 153 页。

文书,摆摆样子,然后束之高阁。如蒋介石主持制定的“全国防卫计划”, 就未能发挥任何作用,仅仅是一纸空文。

蒋、汪和国民党政府在高喊“抵抗”的同时,却念念不忘与日本的“交涉”,为了实现这一“交涉”,甚至不惜以釜底抽薪的手段,来破坏第 19 路军抗战。

第 19 路军孤军奋战,请求增援。国民党军中一些爱国将领,纷纷请缨支

援第 19 路军抗战。对此,国民党政府除派张治中率第 5 军赴沪参战外,其余一概置之不理。军政部更是通令各部队:“第十九路军有三师十六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①有些名义上是派出的支援部队,但强调种种困难,根本不令其开赴前线。2 月 7 日,冯玉祥向何应钦询问派援军的情况,何答:“(一) 熊(式辉)来电,江西军队不能调;(二)梁(梁冠英,该部驻长江北岸江都一带)的军队也不能调;(三)南京的军队作留守用的,亦不能调赴前线⋯⋯”②

即使是第 5 军,原先也是不准备调其增援的。当第 261 旅旅长宋希濂于

1 月 30 日面见何应钦,请求开往上海参战时,何声色俱厉他说:“十九路军不听命令,叫他们撤离上海他们不撤,反而同日军打起来了,破坏中央的整个政策(按:即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人民压迫的政策),弄得很难处理, 你们还来要求开往上海参战吗?这是不行的。”①但以后还是派出了第 5 军,

其原因除为了遮国人耳目外,蒋介石也想以该部牵制第 19 路军,“防其扩大战争范围。”②

国民党政府不但不调兵增援,反而下令不准海军、空军配合第 19 路军作战,密令海军:

“准日海军司令来函,‘此次行动,并非交战,如中国海军不攻击日舰, 日舰亦不攻击中国军舰,以维友谊’等情,凡我舰队,应守镇静。”③因此, 日军运输舰搁浅于白龙港 3 日之久,中国海军不去轰击,以“维持友谊”。当十九路军与日军血战时,海军部次长李世甲竞与日军司令野村,同坐汽车参观各处战壕,万目睽睽,毫无忌惮。2 月 5 日,何应钦以特急电令蒋光鼐、蔡廷锴,原配属第 19 路军之航空队,“除对日机加以抵抗外,即对日海军决

不抛掷炸弹!”④2 月 12 日,何应钦又严令第 19 路军:“如日兵舰或军队未向我攻击时,不许发弹射击,避免南市糜烂为要。”⑤这样,长江口和黄浦江内的日本海军舰只即可任意行动,日机可在战地自由飞翔,以支援其地面陆军作战。

第 19 路军在淞沪前线孤军苦战,为国家为民族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沉重的消耗,他们理应得到政府优先的财力物力支助和武器弹药、军需物资的供

①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年版,第 123 页。

② 《冯玉祥日记》1932 年 2 月 7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①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一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年版,第 194 页。

② 《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第 460 页。

③ 《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 2 辑第 29 册。

④ 何应钦致吴铁城、蒋光鼐、蔡廷锴密电,1932 年 2 月 5 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机关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⑤ 《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 2 辑第 29 册。

应补充。然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最有发言权的蒋光鼐、蔡廷锴、戴裁说: “国民政府借口国难严重税收减少而停止发饷(实际上蒋介石的嫡系部

队从未欠发),截至一九三二年五月底,军政部欠发第十九路军的军饷达八个月六百余万元之巨。淞沪抗战开始后,海外同胞捐给第十九路军的款项, 约有七百余万元之数(当时第十九路军曾编印《征信录》一种分发海内外捐献者)。我军向军政部请领欠恼时,军政部竟说捐款应归公有,欠饷应在捐款中扣除,所余之数应上缴。”①

第 19 路军淞沪对日抗战,苦战月余,最终被迫撤退,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国民党政府顽固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和对日妥协、不抵抗政策所致。当时,全国有 200 余万军队,但“可调之兵”大部分被蒋介石用来打内战了, 以致造成京畿地区抵御外侮的防务单薄。淞沪战争爆发后,蒋、汪国民党政府不肯调派正在“剿共”的嫡系精锐部队支援上海。对此,国民党军参谋次长黄慕松曾解释说,蒋介石的决策是:“沪战在外交上应视为局部问题,不能扩大;在军事上‘剿赤’部队不能调用。”②在整个淞沪抗战期间,除第 5

军抵沪英勇参加作战外,再无其他援军抵沪参战,国民党政府任凭第 19 路军孤军苦战,而不给予应有的增援、接济和补充,坐视其损耗、削弱,最后被迫撤退。震惊中外的淞沪抗战终被国民党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及对日妥协政策所断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