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西安事变

一、张学良、杨虎城实行兵谏逼蒋抗日

1936 年夏，日本的侵略更加疯狂，中国的抗日救亡怒潮席卷各地。但是， 蒋介石不顾华北和全国危亡的局势，仍竭尽全力贯彻其“安内”的反动政策。他花了 4 个多月处理了两广事件之后，便席不暇暖地于 10 月 22 日飞到西安， 着手“围剿”红军。

蒋介石调集嫡系精锐部队 260 个团约 30 余万大军，以蒋鼎文为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陕甘绥宁边区总指挥，由军政部次长陈诚驻前方督剿，并扩大西安、兰州机场，增设能容 100 架轰炸机的地勤设备，准备对

中央红军进行第 6 次“围剿”。在蒋介石看来，以 30 万国民党军对付 3 万红

军，不要 3 个月，便可大功告成。至于张学良和杨虎城部，虽说有密谋联合红军发动全国抗战的迹象，也曾发生过张学良派兵围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事件，但是，只要自己坐镇西安，逼着张、杨执行“剿共”计划，谅他们是不敢不服从“委座”的。

10 月 27 日，蒋介石以领袖身份到王曲军官训练团去训话，以解决“士气”问题。他在训词中强调：“我们革命军人还要分清敌人的远近，事情的缓急。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不是革命，⋯⋯是要予以制裁的。”①蒋介石的训话，不仅未达到他的本愿，反而引起大部分军官的不满。

为给西北大举“剿共”作准备，蒋介石于王曲训话后，又到洛阳、太原、济南等地进行了一系列的部署。同时，蒋介石又命令傅作义军迅速使绥东战争结束，“以免共产党借题发挥，影响中央剿共决策”，②扑灭了绥东抗日烈火。

张学良对蒋介石阻止人民抗日救亡的做法十分愤慨，他曾趁在洛阳向蒋祝寿之机，单独会见蒋，要求释放爱国七君子，领导抗日救亡。蒋大发雷霆， 蛮横他说：“我就是革命，我就是政府，只有我可以代表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反对我，就是反对政府，就是奸党暴徒。”③尽管如此，张还是耐心设法争取蒋抗日。11 月 27 日，张致电蒋介石请缨授绥，力陈“绕室徬徨，至深焦悚！每念家仇国难丛集一身，早想拼此一腔热血，洒向疆场，为个人赎一份之前愆，为国家尽一份之天职”，希望“调派东北军全部或一部，克日北上助战”，“一鼓而挫敌气”。①这一肝胆照人的请求，同样遭到拒绝。

12 月 4 日，蒋介石在洛阳等地完成了“剿共”的部署后再度飞往西安， 以临渲华清池作为“剿共”的临时行辕。蒋介石在临潼分别召见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师以上将领谈话，要他们听从命令，彻底“剿共”。蒋介石宣称：“剿共已达最后五分钟成功的阶段”，②并威胁说，如果反对“剿共”的命令，就

①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第 98 页。

② 樊真：《抗日战争中的傅作义》，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 72 页。

③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 年版，第 85 页。

① 张学良：《请缨抗敌书》，西安《解放日报》1936 年 12 月 15 日。

② 〔日〕古层奎二：《蒋总统秘录》第 10 册，台北中央日报译印，1977 年版，第 151 页。

要严加处置。然后向张、杨摊牌，提出两个方案逼迫张、杨抉择。第一个方案是：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和 17 路军全部开到陕甘前线，进攻陕北苏区，对红军作战，“中央军”在后面接应督战；第二个方案是：如不愿“剿共”，就由“中央军”去“剿共”，把东北军调福建，17 路军调安徽，让出陕甘，让“中央军”“剿共”。显然，这两个方案都是张、杨无法接受的。第一，内战不能再打，这是张、杨和全体东北军和 17 路军将领下了决心的。第二，调离陕甘，即等于拆散东北军、17 路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联合，无异于自取灭亡。而且，他们已和红军达成了共同抗日的协议，广大官兵也不会与红军作战。蒋介石这两个方案把张、杨逼上了梁山。正如周恩来指出：“蒋介石对张学良将军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你的责任就是剿共，不许到绥远抗战。若要不然，就把你换掉。’以后召集西安会议⋯⋯准备以蒋鼎文代替张学良的。这样就逼出来一个西安事变。”③

为了争取最后一线希望，张学良仍按照他们商定的对策行事。张、杨的对策是：（一）除抗日作战外，两军驻地决不分开；（二）下决心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善说”无效，再“逼蒋抗日”。12 月 7 日，张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再次向蒋哭谏，希望以至诚来感动和谏服蒋介石停“剿” 抗日。张学良痛切陈述共产党的政策是从民族抗日利益出发，红军问题可用政治方法解决；当前形势只有对外，才能安内，一旦抗日，即能统一。他还说明现在部队抗日情绪高涨，不可压制，并表示他对蒋一片忠心，所以才敢在是非、全局问题上誓死力争。蒋介石又听到张的抗日议论，并涉及部队情绪，勃然大怒，骂张是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两人争论长达 3 小时。

最后，蒋介石拍桌喊道：“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①

张学良的“善说”一再遭蒋的训斥。当晚，张、杨苦思一番，决心置生死毁誉于度外，不顾一切实行“兵谏”，走“逼蒋抗日”的最后一途。当即进行如下部署：东北军负责捉蒋，西北军负责拘禁西安城内蒋系军政要员， 解除蒋系部队武装，封锁机场，扣留飞机。

12 月 9 日，西安 1 万余名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冒着严寒举行示威游行。警察竟开枪射击，打伤学生。被激怒的学生整队前往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停“剿”抗日。游行队伍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蒋介石命张学良前往制止，并说：“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②张驱车赶至坝桥，学生痛哭流涕向他请愿。张学良被学生慷慨激昂的陈词所感动，增强了他逼蒋抗日的勇气，他激动他说：“你们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很好！⋯⋯我和你们的心是一样的，几天以后，我张学良一定用事实告诉你们。我说的话一定算数，我可以拿我的头作保证！”③同日晚，张学良向蒋介石反映学生们的要求，并再次陈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蒋根本不予考虑，就怒斥张学良：“你到底是代表学生还是代表我？你是站在学生的立

③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192～193 页。

①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第 105 页。

② 《张学良在市民大会讲演词》，《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 123 页。

③ 张化东著：《华清池捉蒋回忆》，《西安事变资料》第 2 辑，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 177 页。

场还是站在国家大员的立场？”④。

12 月 12 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临晨 5 时，按照张、杨事先商定的部署，东北军骑兵师师长白凤翔、张学良卫兵营营长孙铭九等，率领部队到临潼捉拿了闻讯潜逃到山腰草丛中躲藏的蒋介石。同时，在西安城内由赵寿山、孔从周等指挥 17 路军警备 2 旅和炮兵团、教导团等，解除了中央

宪兵第 2 团、省公安局和西安城内“中央军”各部队的武装，控制了机场、车站、邮局等要点，在西京招待所里逮捕了蒋介石系的军政要员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等 10 多人。

12 月 13 日，张、杨及东北军和西北军高级将领联名通电全国，指出捉蒋的动机在于东北沦亡，国难当头，理应“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但蒋介石“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因对介公为最后之净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并提出了 8 项政治主张：“（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4） 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杜一切政治自由。（7）确实遵行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①

12 月 14 日，张学良、杨虎城宣布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张、杨分任委员会正、副主任。实行了如下军政措施：组织抗日援绥军，集结待命；调动军队，准备迎击南京政府的“讨伐”；成立以高崇民为首的“设计委员会”，研讨重大政治问题；改组陕西省政府，任杜斌丞为省府秘书长；解散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成立以王炳南为主任的“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释放西安政治犯；接收《西京日报》，改名《解放日报》，积极宣传抗日。

西安事变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的发动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第一， 西安事变的发动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成果，是中国共产党联合张、杨逼蒋抗日方针的产物。第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步步逼进， 民族危亡的加深，使得张学良同蒋介石内战政策的矛盾尖锐化。在劝蒋抗日失败的情况下，张、杨人民族利益和自身利益出发，迫不得已以极特殊的兵谏形式逼迫蒋介石改变政策。第三，西安事变的发生是中国人民，特别是西北人民、东北人民抗日救国运动推动的结果。东北军、17 路军、红军三位一体的西北大联合计划也对西安事变的发生产生重大影响。从 1936 年春天起， 张学良、杨虎城与中国共产党达成了一系列友好协定。西北大联合的计划一直在秘密执行，这一计划是以发展民族战争为主要出发点的，是要用西北的统一战线促成全国的统一战线。虽然，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自己发动的，中国共产党在事前并不知道，但事变的发动“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①因此，它确与西北大联合计划的影响有密切关系。

西安事变的发生，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其强烈的震动。全国人民和各派爱国力量无不欢欣鼓舞。事件发生后，西安“30 万民众欢腾鼓舞拥护民族解放

④ 《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 年版，第 38 页。

① 《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38 年版，第 3、4 页。

①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 111 页。

运动。”②短短 3 天内，仅山西、湖南、贵州、四川、广西 5 省的民众团体和

救亡组织，发到西安响应张、杨通电的电报就有 1000 余件。西安事变的当日，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等 18 个救亡团体发表通电，拥护张、杨“八大主张”。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致电全国武装部队和各党各派，号召加强团结，共赴国难，救亡图存，公开批评了国民党政府的误国政策。西安事变使国民党统治集团陷入混乱。16 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走

“讨伐”张学良“叛变”。

为邀请中共中央派员共商大计，12 月 12 日，张学良致电中共中央：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①为了对付南京的军事威胁， 12 月 14 日，张、杨调东北 57 军和 105 师到渭南一带，第 51 军和 67 军警戒兰州至咸阳一带，17 路军警戒兰田、商城、蒲城、大荔一带，准备迎击南京方面的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