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国民党内部的分化
一、国民党内抗日反蒋势力的兴起和英、羡派同亲日派矛盾的激化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日益加强,蒋介石顽固推行对外妥协、对内用兵的错误政策,使中国面临存亡的危机,国民党内部和军队内部分化出一部分爱国人士和要求抗战的爱国将领,他们积极主张抗日,要求蒋介石更改错误政策。
1932 年,以蒋光鼐、蔡廷锴为首的第 19 路军,不顾国民党对日不抵抗的政策,毅然进行了英勇的上海抗战。
1933 年 5 月,冯玉祥、方振武等爱国将领,激于民族义愤和政府的屈辱
退让,毅然组织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奋起抗日。同年 11 月,第 19 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反对蒋、汪“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他们与国民党的爱国民主人士陈铭枢、李济深以及第三党黄琪翔等人联合,于 11 月
20 日在福建发动反蒋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反蒋抗日。上述爱国抗日的行动,虽然都遭到国民党的破坏和镇压,但抗日反蒋的势力在进一步发展。
1935 年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后,冯玉祥首先表示响应,提出联俄联共抗日的主张。1935 年 9 月,国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冯玉祥公开质问何应钦:“为什么不立即发动对日作战?还要等些什么?”冯玉祥还积极从事抗日救国工作。毛泽东 1936 年 12 月 5 日在写给冯玉祥的信中,高度赞扬了他的抗日精神。信中说:“从报纸从广播从沪宁友人得悉先生一腔抗日救亡之义愤,虽没有和先生见面,等于见了一样。”“在亡国惨祸面前,不分党派信仰将同遭浩劫,因此合作救亡是天经地义。”“目前急务似无急于停止内战。”①冯玉祥在积极从事抗日救国活动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6 年 6 月 1 日,国民党广东实力派陈济棠和广西实力派李宗仁,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联席会议,决议呈请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抗日,并以“冬(2 日)电”致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称:
“日人侵我愈亟,一面作大规模之走私,一面增兵平津,经济侵略,武力侵略,同时迈进。瞻念前途,殷忧曷极。属部属会等,以为今日已届生死关头,惟抵抗足以图存,除全国一致奋起与敌作殊死战外,则民族别无出路。⋯⋯切冀中枢毅然决然,从事抗战,用以至诚,吁请钧府钧部,领导全国,矢抵抗之决心,争最后之一着。国家不亡,公理不诬,则奋起景从者, 必不仅属部属会也。时不我待,惟实利图之,迫切陈词,伫候明教。”②
6 月 4 日,国民党西南将领数十人,由陈济棠、李宗仁领衔,再度发出“支电”表示拥护”冬电”内容,并成立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表示誓率所部“为国家雪频年屈辱之耻,为民族争一线生存之机”。“两广事变” 使全国震动。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负责人,就“两广事变”发表谈话指出:“关于西南出兵北上抗日的行动,是直接对于日本大举进攻华北的一个回答。这一行动说明什么,说明全中国四万万同胞以及广大白军部队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 91 页。
② 《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第 468~469 页。
是不愿做亡国奴,而决然地发动抗日的民族战争了。”“苏维埃政府对于西南这次出兵抗日的行动,表示热烈欢迎。苏维埃中央政府郑重声明,愿意与西南以及一切愿意抗日的武装部队立即进行紧急谈判,来共同商讨抗日作战大计,成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正式进行对日作战。”①但是,蒋介石一面派军队准备讨伐,一面派人入粤收买陈济棠的部下,终于以武力威胁和分化利诱手段将其瓦解。
日本在华北的扩张,严重危及英、美帝国主义在华北地区的经济利益, 加深了日本与英、美之间的矛盾。
1936 年之后,日本不仅在青岛投资远远超过英、美,而且在英、美势力比较集中的天津,其投资额也超过了英、美。因此,日本与英、美之间因争夺华北地区的经济利益而发生的利害冲突,使英、美对日态度逐渐有所改变。在国民党内,长期存在着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四大家族为代表的英、美派和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英、美与日本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也就影响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政策,促使英、美派及亲日派之间的对立分化。
1935 年 6 月,国民党政府颁布“邦交敦睦令”,遭到全国人民反对。国民党内的英、美派分子利用人民群众对媚日外交的愤怒情绪,提出了异议, 并乘机组织反对亲日派的活动,迫使汪精卫提出辞职。由于蒋介石的“慰留”, 汪虽又复职,但两派之间的斗争仍在继续发展。
1935 年 11 月间,亲日派头子汪精卫被刺伤。同年 12 月,蒋介石取代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各部部长也换上了英、美派的人选,亲日派在国民党政府中的地位大大下降。英、美派的势力和影响在扩大。这一切推动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开始改变其对日政策。正如毛泽东同志所分析,“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