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基伦的《国家有机体》和德国地缘政治学

地缘政治学这一术语是瑞典政治学家 R.基伦（1846—1922 年）提出的。他是瑞典国会议员，在乌普萨拉大学任教。他完全接受拉采尔引入政治地理学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将国家组织与人体的器官特性相比较：决策的中心城市首都是大脑，交通是人体的动脉，武装是为防御，自然资源是为供养生长所需之粮食。充分具备上述条件的国家就有能力最成功地控制它国。

在 1916 年，基伦发表其“国家有机体”说。他对地缘政治学的定义表述为：“把国家作为地理的有机体或一个空间现象来认识的科学”。“国家是国土、版图、领土或者最具有特征的领域的具体地域。”这一国家有机体从事争取生存和空间而持续斗争。唯有适者才能生存和成功。他还把国家看成是一种人格化的具有感觉和理性的生物，有出生、发展和衰亡的规律。空间被视为是成功的关键，所以，“生气勃勃而空间有限的国家遵守以殖民、兼并和征服手段来扩张其空间的绝对政治法则。”基伦还在其著作中阐述其国

家五器官构成理论：政府构成，人口构成，社会构成，经济构成和地理环境构成。

基伦还引入了人口质量，组成国家主体民族等方面内容以及道义能力、意志力，逐渐累积的国家心理力量，国家的强大是一个动态的心理的概念。基伦还认为，国家处在与它国经常竞争之下，大国扩大其势力以控制小国， 世界终将只有几个巨大而强盛的国家。

从上述分析，基伦看到欧洲各国的竞争，特别是东方俄国的扩张主义倾向，使中欧处于不利地位。其祖国瑞典亦处于危险之中。解救这一危险，不仅瑞典无能为力，而且北欧斯堪的纳维亚集团亦难以扭转这一趋势，唯一办法就是德国能成为未来日耳曼——北欧组织的中心，这样就会牢固地控制欧洲中心的力量。

他认为，德国要担负其欧洲中心的力量的角色，就应当采用一个扩大的中央欧洲帝国的形式，它就要包括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成立以柏林-巴格达铁路作为它内部轴心的大邦联。同时，他也看到这个欧洲中心的力量是海洋世界化身的英国传统观念——只许有一个主人而不是多个主人——所不能容忍的，所以，他号召德国应反对这个观念，并建立一个世界性的新权力中心。

当一战使德国陷入困境的 1917 年之时，基伦的著作及所提出的地缘政治一词由于译成德文在莱比锡出版而传入德国。基伦当时所用的“经济独立自助”（Autarky）一词对德国地缘政治学的泛区理论产生起了作用。一战结束后，基伦的著作中的思想被德国一些政治学家、地理学家及民族学家所接受。卡尔·豪斯浩弗是其突出代表。他们使新的自然进化论的权威满足旧德国政治哲学的需要，使之成为德国恢复为世界强国地位的喻世箴言。这套东西不仅在德国，而且也在具有同样政治狂热与扩张野心的意大利和日本受到膜拜。

这时的地缘政治学还注意于国家的成长与海上霸权的追求。这也可能反映了当时从西班牙经荷兰到英国海上霸权的兴衰和替代，并刺激美国对其追求。关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所产生的“国家有机体”论，不仅反映了原来破碎分裂的中欧终于经普鲁士的统一运动而成为中欧的新兴的国家，而且有机体的竞争与扩大，也为其追求大国及与英国争雄提供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