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从集团意识到民族国家

个人对其语言和民族的意识，即使社会环境使这种意识更为增强，但仍属于个人的心理方面。而集团的意识却属于社会机构方面。某些第二象征从属于集团生活的某些方面，并且由一个组织或机构一再进行宣传和传播，其目的往往与民族性无关，甚至与其相反。过一段时间以后，这种机构可能发生变化或消失，这种象征的有组织宣传可能停止。这时，该象征已经形象化， 其传播已证明是不可逆转的。记忆的作用已开始发挥作用，使其重现，只要

该民族的基础继续存在，社会动员和交往就会继续将其成员联合在一起，国家意识就会在那里存在。在客观的现实生活中，在个人日常的生活经历中， 如人们的个人事业、语言、交往、思想、经验等已为更广泛的象征和国民意识提供基础时，一个更广泛的超民族的忠诚才可能取代民族意识。

如果有了这些条件，集团意识的象征和机构就会十分自然的产生。社会动员过程，不管其原来的目的，它会将现有的象征和机构改变成促进集团意识的组织。因而，有时一个超国家的教会也会推动国家主义的发展。

由于战争、继承和婚姻而使领土合并，产生的王朝统治的偶发事件，可能带来类似的国家主义效果，但是，这些国家主义效果本身绝不是偶然的。在欧洲，几乎每片领土都在某个时期与其相邻的国家有过合并，但是，只有某些合并带来或激起其对民族的忠诚和印象。那些在事实上或感情上得到支持的合并，也正是那些在社会动员和整合过程中由于其他要素作用而增强的合并。于是，这种合并本身由于增添了政治记忆、象征、苦难和历史合法性反而加强这一过程。

在过去的某些帝国或王国中，早先的行政区同样具有长期效应，后来的行政领导人大多对过去与行政区相适应的人口聚集、交通路线等都给予特别注意。可是，也有许多老行政区的消失并未引起与其相关居民间与民族方面的问题。

如果为国家的觉醒而赋予了其他条件，则即使受到损害的象征也可能起着组织的功能作用。这些象征影响可以增强的地方就会出现现代经济生活机构和现代国家机构。所有这些机构都需要与大量的农民、工匠、纳税者有比过去更多的交往。

一旦集团意识过程开始，也就出现了慎重的先驱者和国家觉醒的领导人。在象征方面、国歌、国旗和向国旗敬礼的出现，通过非正式集团压力和由大众媒介及国家的强制权力、公民义务教育系统进行的教育而给民众及儿童以深刻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