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拉采尔的贡献

在探索政治地理的国家理论方面，拉采尔根据对生物学的类比，对重复出现的国家成长模式进行研究，目的在于确定所称之为的“国家空间增长规律”的特点。拉采尔关于此规律的著作发表于 1896 年，恰好是他的《政治地理学》一书出版的前一年。他把“国家空间增长规律”看作是对“科学政治地理学的一个贡献”。拉采尔的国家空间增长“理论”的内容如下：

拉采尔认为，政治地理学主要是研究人口运动的固定基地，国家的大小、形状都随其居民而定。换句话说，国家按其人口的增长和下降现象来表现它的人口的运动。聚居于国家范围内的人，靠土地为生，从这里获得生存的物质条件。否则，人口对国家的依附则就要靠文化上的关系。从政治地理来说，生活于一片固定地区的人群，是代表这群人已扩展其群体于地球表面的一部分，同时该群体以边界或空旷的空间与其他也在扩展的群体分开。一国的人口在其国内是不断的运动，只有当领土发生变动时，才有可能转成外部运动。通常，在无人占领的地区，会导致人口的进入，或者这块土地连同其人口一起并入一个大的政治单位。同样，那些大的国家可以出现解体。这种联合与解体过程、增长与收缩过程，在历史上就是国家的兴衰，在地理上就是领土面积的胀缩。每一次空间上的变化都必然会对周围邻国带来很大影响，而国家的领土变化则是历史发展最吸引人的主题。在空间主题中、扩大和重建是两个刺激运动的重要因素。另一主题则是确立该国与其环境关系的性质，它既影响国家的成长速度，也影响其效果的持续时间。拉采尔把国家空间增长规律归纳为以下七条。

第一条，国家的面积大小随其文化而增长。

地理空间的扩展是无数世代的人对自然施加影响的结果，它不断地为人的扩展提供新的土地。可是，要在政治上管理这片土地并将其合并起来就需要花费很大力气。这种力气只有借助于文化和通过文化的缓慢发展而形成。一方面，文化日益为人群的各成员的凝聚提供基础和手段，另一方面，又使人群认为，其属同族而结合在一起而不断扩大其领域。

思想和物质财富在寻找新的路径从其起源地向外分散，从而扩大其地域。以此方式向外扩散的人就成为该国家增长的先驱者。而后，国家就利用其路线，填补其空间。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政治和宗教扩展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密的关系。可是，很多商业的影响又超过上述关系，即使在今天，商业仍然是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推动着人们向外扩展。支持这些驱动力的是人口压力，其压力一方面随文化而增加，另一方面又推动文化，促其扩展。

虽然最强大的文化并不一定就是最大国家的建造者，但文化却是形成国家许多力量中的一个可以利用的力量。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所有大国都属于文明的人民。拉采尔列举当时的大国的分布来证明其论点。例如，大国都在欧洲和欧洲人的殖民的地区。中国则是唯一的属于欧洲文化圈以外的一个大陆级国家（指面积大如欧洲）。同时，在所有非欧文化区中、东亚是文化获得高度发展的地方。

在文化的起始时期，比较大的国家都在地中海四周。但是由于陆地形态和其位于草原地带，故难以形成大陆级的大国。由几个国家合并而成的波斯帝国是第一个面积大到 5×106km2 的国家。那时的埃及王朝加上其沙漠地区，面积也不超过 4×105km2 ；亚述和巴比伦的居民所在地区亦不到 1.3 × 105km2。不论是亚历山大帝国（面积为 4.5×106km2），还是古罗马帝国（在奥古斯都去世时为 3.3×106km2）都未达到亚洲的帝国的面积。封建时期，法兰克王国查理时与罗马帝国的霍亨斯陶芬王朝时国土仅是古罗马帝国的一部分。转入现代时期，西欧、中欧国家都不太大。在欧洲以外地区，在美洲和亚洲，政权随着贸易、信仰和欧洲的文化而扩大。那里的大片地区为形成比以前存在的国家的面积大二三倍的国家提供了条件。地理的发现和人们的知识迅速增长使得新的世界帝国在北美、亚洲的北部和南部及澳洲崛起，其所花时间则不到 300 年。在此时以前的近 200 年内，欧洲人口不停地增长，新的交通工具的出现，人口的迁移，于是大英帝国、俄罗斯帝国、美国、巴西等大国出现了。

拉采尔由此认为，国家所占的地域是随其文化而增长，在文明的低级阶段，人们所组成的国家也较小。这种情况已为中南半岛的原始的村邦（vil- lagestate）和埃及早期主权村（sovereignvillage）的情况所证明。前者只有上百人，后者仅为 3～12km2。

国家的大小与其历史长短有关。在目前，大陆级的国家只有中国历史最久，其不少领土是元以后获得的。而帝俄、巴西、美国和英属北美则只是近两百多年来形成的，其所占的土地先前都是原始居民的小邦。可是，也有的尽管历史久远，并未形成大国的，例如，介于法国和西班牙之间比利牛斯山中的安道尔虽然历史超千年，但并未扩大。

第二条，国家的增长也是人口增长的另一明证，但其必须出现在国家增长之前。

这里指的是人口扩散早于国家的扩大，它为国家的扩大提前准备了土地。所有古代国家和所有文化发展处于初期的国家都是神权国家。在这些国家中，精神世界不仅控制着个人，而且也制约着国家。没有酋长不起传教士作用的，没有部族没有其图腾柱，没有王朝不夸耀其神圣起源。这种国王和地区主教的神权论不过是反映了国家文化发展的曙光。在现代的非洲，伊斯兰教势力范围和基督教的势力范围在逼近，其间夹着的是异教徒国家。而这里的国家都是小国，而前者的则是大的和比较大的国家。在欧洲，当教会衰

落时，人们之间的差异则为新的更大的国家的出现作了准备。可是，在西亚和北非，伊斯兰教承担了这项任务。随着科学和贸易的发展，基督教会却为欧洲人在非洲组成新的国家铺平道路。

原始国家从狭义来说是民族的，而其发展则消除了民族的限制，而后，又回到空间更广阔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原始人的国家都是氏族国家。其初期的成长则受其与外族人相互作用的刺激。在氏族扩大其分布范围时，亲属关系就可能成为一种统一的力量，但是，即使语言相同，却不一定成为一个国家，非政治的商业活动所产生的共同生活方式却使政治统一容易些。在智力高度发展时，这种共性会将意识变成对国家的感情，并促进国家的整合和统一。因此，这就需要文化的发展大大快于宗教和商业的扩展。

商业和交往远远超前于政治，政治则沿商业和交往形成的道路前进。和平的往来是国家增长的初步条件。原始的道路网络必然是过去形成的。统一相邻区的思想必定是在非政治信息发生之前。如果国家已进入增长期，它就会与商业一起分享道路网络所带来的利益。这就会导致政治系统的形成。每一个商路都为政治影响铺平道路，每个河网都是国家发展的天然“组织者”，每一个封建国家都把商业政策权集中于中央政府。在非洲，每一个黑人酋长，如有可能，就成为其地域的商人。殖民活动总打着“商业旗帜”前进。北美发展中，商站的作用十分明显。政治边界的前移是由前沿收税站的前进而开始的。德国的关税同盟就是德意志帝国的前驱。

在开始时，非政治活动范围的扩展必然先于国家范围的增长，而后才是制定政策和实行政策。地理的发现和国家的增长已久为大家所公认。而亚历山大、恺撒、奥斯戈·达·伽马、哥伦布和库克就是实现这两项任务的重要人物。

第三条，较小单位合并成的集合体发生在国家增长之前，与此同时，人与土地的关系日益紧密。

由于在面积大小、人口多少、文化高低上差异较大的地区机械地合并在一起，通过居民间的接触、交往、混居，从而产生一种整合作用。国家的成长不能单停留在合并上，只有某些伟大统治者由于他认识巨大空间的含意才会使松散的、易于分离的地区暂时凝聚在一起。罗马帝国只到公元前一世纪，才形成把各地集合在一起所必要的军事组织，利用半岛在地中海的优势区位为意大利创造了经济优势。罗马的殖民者是沿着商人的道路前进的，而士兵又沿着殖民者的道路前进。所有这一切行动都是把其相邻地区联合起来，以形成一个强大的帝国。

地区的合并过程加强了人与地的紧密关系。生活于一个地区的人，在开荒、耕种过程中，越来越依附于土地。但是这种情况不是不变的。今天，有些国家的人对土地并不是这种关系。所以，国家与其土地的关系也有其历史发展阶段。根据许多理论家的看法，摆脱对土地依附是比较古老时期的特点。回顾初期的情况越久远，人们与土地的联系越松散。人们居住得很分散，耕作很原始，很容易从一块土地转向另一块土地。他们的社会关系，尤其社会的精神组织系统，把他们更紧密联系在一起，反而与土地的关系比较微弱。因为在此阶段小的国家彼此间有大片荒原作为边界使之孤立。这不仅使大片土地成为政治上无人管辖之地，而且有些在政治上很有价值的土地也将丢失掉。这样，甚至一些最大的河流，对印第安人和黑人来说，既不用作边界，也不用作商路。当欧洲人进入利用它作为通路时，河流立即变成价值巨大的

财富。

当我们把目光从较新的国家转向较老的国家时，就看到土地的政治价值也同样在收缩。这也与政治区的收缩有紧密联系。在非洲早期，许许多多小的战斗，其目的不在土地，而在获得战俘和奴隶。这对非洲带来严重的后果；虏获奴隶即毁灭了人口，又阻碍了发展。人口的不断外流就要为征服者建立人口外运的据点，而其周围是无人居住的荒原，这里的边界极不稳定。而在非洲北部，较先进的苏丹国，其区位和大小都比较稳定，仅仅在与未征服的异教徒相处地区出现波动。这些土地的政治价值的不确定性仍然很大。在亚洲古代，权力、奴隶和珍宝是战争的目的，因此就使战争获得国土的要求很快消失了。在罗马时代，只是在庇洛士（Pyrrhus）战争（前 275 年）开始才看到获得土地的必要性。

第四条，边界是国家的边缘器官、国家增长和防御的承担者，并参与国家有机体的所有转换作用。

空间增长本身表现为一种把边境外推的边缘现象，边界必然由增长的承担者所穿过。这些承担者居住得离边境越近，则其在增长过程中所分享的利益越多，边缘的向外增长也就越突出。在向有利地区伸展的同时，该国会形成一些向外伸出的增长极，它比边缘的其他地区表现出更大的活跃性。这种现象可以从国家形态、居民分布和力量表现等方面辨认出来。英属印度和帝俄在中亚势力的增长在阿富汗迎头相撞，使位于它们之间的区域的利益受到损害。这种情况正如同罗马人为阻挡条顿人前进而征服高卢的情况十分相似。法国在其与德、意边境上一直予特别注意，它集中力量努力使受到压抑的边境恢复增长。德国向东扩展，其进程是通过一块一块的征服、设防和殖民，重复美国在其西部，阿根廷在其南部不断外伸边缘的过程。不过几年，城镇在那里就从边疆的小木屋的设防聚落中形成。由于欧洲国家人口较为稠密，这种独特的边缘地段很快就处于非常危险状态，成为重兵防守地区。这种现象令他人特别担忧。

边疆也如同国家的其他地区一样经历同样的统一和连续发展过程。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地球上早先的国家，就会发现模糊不清的边界。那里的国家的地区是不确定的。它的边界也不可能是清楚的。在原始民族头人的头脑中，各头人对其所有的土地范围是重叠。对今天的殖民当局来说，要解决这种土地所有权问题是极其困难的，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随着科学的发展，那种经大地测量固定的、不可变动的，并且要塞林立、严密防守的边界至今在欧洲以外还很少看到。

第五条，国家的增长中设法把政治上有价值的地方包括进来。

所有国家在其增长和发展过程中，都是选择那些地理上有利方向，而避开不利方向。如果一个国家的增长与另一个国家的衰退有关，则该国家就会顺利地占有好的地区，而另一个国家则被驱挤到较差的地区。因此，在我们所熟知的整个殖民历史中，新的地域政治实体都明显地出现在沿海、沿河、沿湖地带的肥沃的平原上，而老的地域政治实体则被驱挤到原先交通不便、条件较差的内地、草原、荒漠、山地、沼泽地区。同样情况也出现在北美、西伯利亚、澳大利亚和南非。由于好的区位给新来的殖民者提供了好处，因而也早就确定了这大片土地以后的好运。即使政治占有者发生变化，但早来的居民仍然占有文化上的优势。这就可以说明许多政治上入侵取得成功，而文化上却失策的原因。具有相同文化的人才有可能具有完全相同的土地价值

观，为此，欧洲人近几个世纪以来的所有殖民活动，都采取了相应的空间发展形式。在其他时期，则另一种评价占优势。古代的秘鲁人并不进入亚马孙河流域，而是沿着高原上近 4 000 km 的道路来扩大其统治区。古代希腊人并不向内地寻找大片肥沃土地，却追随腓尼基人转向岛屿和海湾之间的半岛。土耳其人与此不同，他们占据了希腊人不感兴趣的小亚细亚的高原。马扎尔人则追逐第聂伯河沿岸低地。其习惯和文化在这里得到反映。正是这种原因，在相似的生活与生产条件下，只有与其相适应的政治才有可能长期持续增长。

政治上有价值的区位的发展也可以在国家的形态上表现出来。德国的发展是沿着北海和波罗的海，法国则围绕着色当北面的默兹河，英国是趋向海峡群岛。智利的北部边界原在南纬 24°，这里是用途不大的阿塔卡马沙漠。当在其北发现鸟粪层就把边界向北推。1867 年在南非法尔河发现金刚石以后，英国人接着就穿过奥兰治河进入奥兰治自由邦境内。在低级阶段时，国家位置偏向于商路，这在苏丹和非洲内地很容易看到。这也是瓦代（在乍得东南）很少向北扩展的原因。

由于政治上有利区位的封闭和难以进入，国家的重要部分的增长倾向就会受到抑制。因为政治的增长在于活动，国家看到那些有利于活动的自然区的合并的好处，就会尽力取得海岸和河边，伸向平原。同时，国家也克服障碍，以通向交通方便地区。在这里，人们不仅想到限制，还要设法充实这个自然上受阻的地区。罗马人过去就是沿着北非和西亚的沙漠发展。在公元前222 年就达阿尔卑斯山南麓，直到 200 年后，已在阿尔卑斯山东面和西面向北延伸很远时，才第一次翻越该山。中欧大国的增长，在波兰第一次被瓜分后，被引向东方，是由于政治力量向西长期受挫的结果。苏丹国家的增长方向却是始终一致的，在北非，从大西洋岸到印度洋岸，其方向都是向着南方较弱的黑人国家。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过程也是一样，其采取形式是从比较容易征服和力量较弱地区开始，然后再包围当地强大的政治力量。这类增长都是向着抵抗力量较弱的方向。

第六条，国家空间增长的刺激首先来自外界。

虽然自然增长可以更新一个政治实体，不断地再现它，但是并不能自行产生任何其他形式。家庭是在后代身上来更新自身，产生一个新的家庭。在实行族外婚的地方，两个家庭严格奉行相同的模式。部族或家庭可以分离出一些成员形成另一个部族或家庭。所有这些群体经过其对土地的依附而成为一个国家。随着群体的增加，大国并不是由较小的国家而产生的，而是由一群大小相近的国家聚合而成的。人口的多少受许多可能条件所限制，其中也包括一些非常残酷的条件。在这种条件下，国家的增长受到限制，因而超常的大国也是不易出现的。国家增长还可能受人口稀少的边疆地区的包围所阻碍。就我们所知，原始国家的扩展在没有外界影响下是难以前进的。在广义上说，殖民作用则成为增长的起因。从具有大空间概念地区来的人带着大国观念进入较小空间概念的地区与只了解其自身国家的本地人相比，那些至少知道大小两种国家空间概念的人就比当地人处于有利地位。地理区位突出地表明，在小国观念地区中的较大国为何从交通最方便的外边，也就是沿海或沙漠边缘向内发展。如果我们看一看欧洲人建立殖民地前的非洲情况，就会发现，大国是出现于尼格罗人、哈米特人、闪米特人接触地带，几乎没有一个大国是在尼格罗人相互接触的地方，或尼罗人所居住地的海滨。非洲在殖

民地时期为入侵者所征服，成为欧洲人的殖民地。历史多次表明，开始时，当地人对外来人进入和扩展表示沉默，接着是容忍，最后突然摆在面前的则是政权的掌握问题。几乎每个欧洲人的殖民地的过程都是如此。

在罗马帝国开始时，我们发现罗马移民在各地居于优越地位，他们在海上贸易方面的地位比其他拉丁人要好。在美洲，由欧洲人打下基础的国家都是从沿海向内地扩展，进入印第安人分散建立的小国地区。美洲、澳洲和赤道以南的非洲，在欧洲人进入前是地球上受外来影响最少的地区，国家的发展程度也是较缓慢的。

那些带到小国地区的大国观念来自何处？在那些不是由欧洲人、海上人带入的地方，则是靠哈米特人、闪米特人、蒙古人和土耳其人来承担了此项任务。如果我们进一步问，除去欧洲人外，到什么地方去研究这一观念的起源，我们来到地中海东岸，那里肥沃的土地位于辽阔的草原中间。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和波斯都有大的绿洲，狭小地区具有大量人口，迫使居民流向周围地区。因此，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历史上生活的富裕区。就像下埃及一样，其发展是指向上埃及。中国是由黄土地区向四面发展的。这些地区养育的大量人口可以用于军事征战和缓慢的殖民征服。这些人群的政治组织和对大片领土的控制术来自草原。从这些土地上培育出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印度、中国以及非洲的苏丹那些伟大国家的奠基人。因为在哥伦布以前，美洲没有草原民族（该民族曾控制旧世界的广大地区）。正是没有这种连续不断的政治影响才使其成为美洲国家发展程度低的部分原因。

到处漫游的草原人对定居的农业居民和商人的影响表明这只是重大差异的一个方面。正是这种差异奠定了海上生活的民族建立国家的基础。这里包括有腓尼基人、诺曼人、马来亚人。我们在世界范围的定居趋向的民族中也碰到这种现象，他们不是政治上的退让，就是妥协。所有纯农业的殖民地区，如爱琴人在大希腊地区，日耳曼人在特兰西瓦尼亚，以及布尔人在南非都对政治的反应较为迟缓。罗马的伟大成功在于使粗犷的农民性与比较好动的、追逐名利的成分相结合。

整个人类的历史运动存在着差异。有的保持稳定，有的向前推进，这两种情况都与人们所居住的地理环境有关。为此，国家的形成是从海洋和草原

（运动区）推向森林和适于耕作地区（滞留区）。长期定居的居民易使意志衰退，而流动区则相反，它能推动人群走向组织化。在鞑靼的牧民，维金和马来亚的渔民中可以看到，把少量力量联合起来就可产生很大效果的例子。第七条，在领土合并的总趋向中，随着国家转换，其强度亦随之增加。

随着对土地的政治估价的提高，土地作为衡量政治力量的指标及作为国家斗争中的战利品的作用也变得越来越大。只要有政治斗争，较弱的国家就会设法加强自己力量使其能与较强的国家相抗衡。在土地上，这就会引起空间合并的竞争。奥-匈、德国、法国和西班牙的国土面积比为 100：86：84： 80；荷兰和比利时之比为 100：90；美洲的美国和英属北美之比为 100：96，而安大略和魁北克之比为 100：97。在其整个历史过程中，其大小和等级都存在着类似的关系，它是由于多次竞争所带来的合并和缓慢发展的结果。在16 世纪，由于西班牙、法国和奥地利为控制欧洲而展开的竞争形成了欧洲平

衡这一概念。可是其胚胎却出现在 16 世纪的勃艮第、瑞士和意大利的相互关系中。这种推动力已成为国家空间发展中的一条规律。在发展较低级阶段，空间控制的能力是有限的，但却是积极的，这种现象曾出现在非洲的乌干达、

卢旺达等地区间的关系上。在更低级阶段，我们看到一些比较小的部族在强大邻邦的打击下联合在一起，就像在铁锤打击下锻造出政治的凝聚力那样。从小国到目前的特大国家的成长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大国集合小国与

最强国竞争中存在着与此相同的趋势。在这场竞赛中，最强国家往往受到已成为大国并希望把自己提高到最强国地位的大国的挑战。这种趋势是至关重要的，就像个平衡轮一样，它能消除各国增长中的差距使其在规模与等级上相互接近。在整个历史中，这种推动力是向着不断推动更大国家的建立方向的。我们看到，目前这种推动力正积极活跃于欧洲大陆，那里联合在一起的意愿，至少在经济上表现得十分明显。

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是各式各样的。较小的国家通过从其邻国获得足够的土地的方式，以提高自己地位，使其达到或接近周围较大国家的水平。介于法国和奥地利之间的普鲁士，即后来的德国，其发展过程就是如此。在共同的地区中，国家的发展是相互接近和相互超越的，后来的国家则可达到早先国家所取得的规模。西属美洲、法属北美、英属北美和美国情况就是这样。如果一个国家一分为二，两个在面积上不应相差太大，荷兰和比利时王国就是个例子。一个国家的面积缩小时，则想从另一处找回来，为的是仍然保其与邻国相应的水平。奥地利在亚平宁半岛失去了 44 310km2 土地，而在巴尔干半岛则拿回 51 110km2 土地。

国家之间的竞争是很自然的，其竞争并不只限于空间的大小。就位置和天然资源而论，相邻国家并不一样，它对国家的利益和功能起着深远影响。加拿大以加拿大太平洋铁路与美国的太平洋-大西洋铁路相对抗。在大湖区的水运方面，它们在大湖两边分别开凿运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