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地理学在西方的发展

一般认为，政治地理学在西方的发展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③：

萌芽时期（古代—19 世纪中叶）：在西方，最早把政治现象和地理环境联系起来并加以阐述的思想家是古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前 427—前 347 年）和亚里士多德（前 384—前 322 年）。

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一书中曾对城邦国家的地理位置作过论述。柏拉图认为，一个国家最合理的地理位置是四面邻水的岛国，岛国拥有足够的人口来防御外来的侵略，并在必要时援助邻邦。由于海上影响会产生极坏的结果，所以，柏拉图主张，岛国应尽量减少海上接触。只有奉行自给自足，远离外界的原则，才能达到经济繁荣、政治稳定、道德至善。他主张雅典应该效仿这种模型。

古希腊的另一位思想家亚里士多德也力图找出城邦的理想形式。他在其

《政治学》卷七中专门对此进行了探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口和土地是构成理想城邦的基础条件。就城邦的人口规模而言，他认为，一个城邦最适当的人口限度“就是足以达成自给生活所需而又是观察所能遍及的最大数

① 列宁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③ 王正毅.现代政治地理学.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

额”①，这就是说，城邦人口不宜过多。倘若城邦人口多到彼此各不相知，就很难实行民主选举，“一个城邦，如果像一个民族国家那样，人口太多了，虽然在物质需要方面的确可以充分自给，但它既难以构成一个真正的立宪政体，也就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城邦”②，就城邦土地的性质和位置而言，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的土地应该是有生产能力的，使大家各得所需，高度自给自足，同时，城邦的地理环境应该是敌军难以进入而居民容易外出的。与柏拉图相同，亚里士多德也认识到海上敌对势力的危害性，但他主张最理想的城邦应该位于海陆相接之处，既利于防守自卫，更利于贸易往来；最后，亚里士多德就公民的素质和气候的关系作了探讨。他认为，“寒冷地区的人民一般精神充足，富于热忱，欧罗巴各族尤甚，但大都沉缅于技巧而缺少理解，他们因此能长久保持其自由而从未培养好治理他人的才德，所以政治方面的功业总是无足称道。亚细亚的人民多擅长机巧，深于理解，但精神卑弱，热忱不足，因此，他们常常屈从于人而为臣民，甚至沦为奴隶。”③唯独希腊各族处于欧亚两大陆之间，因而智勇双全。

总之，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理想城邦的必要基础条件有二：一是“公民团体人数的多少及其所秉赋的品质”，二是“国境的大小及其土壤所应有的性状”。④可见，亚里士多德早已注意到政治现象和地理环境的关系。

文艺复兴，特别是地理大发现之后，政治事务和地理环境的关系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法国律师琼·博丁（Jean Bodin，1520—1596 年）在对政治事件的分析和研究中，强调地理环境和政治事务的相互关系。他认为，上帝使人类处于不同的地理环境，其目的就是形成劳动地域分工，进行贸易往来。英国人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624—1687 年）曾在克伦威尔共和政体中任职。当英国想统治爱尔兰时，他花了近 4 年时间绘制了《爱尔兰图集》，并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爱尔兰的文章，为英国统治爱尔兰提供依据。在有关的论述上，他从地理环境这一角度探讨了国家的最优模型。他主张，国家的规模不宜过大，位置不要距海太远，这有利于贸易发展。国家的版图和资源是供人们使用的，因此，国家的最优规模是使其人民充分地利用和开发土地上的资源。他还认为，人口过于分散是软弱的根源，人口应集中于粮食能得到充分供应的大城市。

法国著名哲学家孟德斯鸠（1689—1755 年）在其 1740 年出版的名著《论法的精神》中，也着重讨论了自然特征和政治现象的相互关系。在他看来，在任何一个国家里，法律制度并非某一单一因素的产物，而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法律的制定不仅与某国的历史、经济、军事、贸易、人口有关系，而且和国家的自然状态有关系。“法律应该和自然状态有关系；和寒、热、温的气候有关系；和土地的质量、形态与面积有关系；和农民、猎人、牧民的各种生活方式有关系；和居民的宗教、性癖、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相适应。”①正是这些关系，构成了法的精神，“自然”因素和非自然因素相互作用，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特征。

①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②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③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④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①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ln：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地理环境和政治现象的关系虽然早已引起古代、近代许多思想家的重视并作了许多论述，1750 年法国学者图高特（Jurgot，1727—1781 年）又把“政治地理”这一概念引入地理环境和政治过程相互关系的分析中，这些思想对政治地理学的形成都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直到 19 世纪，政治地理学的研究还没有形成完整系统的理论，而只停留在空洞、抽象的思辨中，或停留于某些经验材料的堆积中。

初创时期（1897—1914 年）：政治地理学作为一门科学被系统化、理论化始于 19 世纪下半叶，对此作出重大贡献的主要有三位思想家，德国的拉采尔、英国的麦金德和美国的马汉。

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说。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1844

—1904 年），1868 年毕业于海德堡大学，学习动物学、地质学和比较解剖学。1870 年从军，在普法战争中两度负伤，1872 年曾作为流动记者访问意大利，

1874—1875 年访问墨西哥和美国，1875 年返回德国，辞去报纸职务，担任慕尼黑技工专科学校的地理讲师，1880 年升为教授，1886 年受聘莱比锡大学教授。主要著作有《人类地理学》（1882）、《政治地理学》（1897）等。在1897 年出版的《政治地理学》一书中，拉采尔首次对政治地理学作了系统的研究，提出了著名的“国家有机体”说，被人誉为“政治地理学之父”。他的“国家有机体”说主要包括如下的内容：①国家是一个有空间性的有机体，拉采尔把达尔文进化论中的有机体概念引入对国家的研究上，在他看来，这个有机体是人民和土地的统一，具有生长、扩张和衰亡的生命周期，空间是重要的政治力量，国家必然要为保卫和扩大生存空间而斗争。②斗争是国家生活的根本特征。和生物进化过程中所遵循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样，国家为了生存和强大必然要扩展其领土，世界性强国必须占有足够数量的土地，尤其是战略要地。世界强权力量的瓦解和替代过程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在政治地图上就是不同尺度的国家相互组合，国家的衰落就是由于对空间观念淡薄所致。国家演变的历史就是为政治领域而斗争的历史。③国家生长遵循七个法则：A.国家的空间随人口的膨胀而生长，人口增长是国家扩张领土的一个强有力的因素；B.国家领土应随其他方面，诸如商业和交通的发展而扩张；C.国家通过并入较小的领土单元而生长；D.边界是国家的边缘器官，是国家实力的显示器；E.国家在扩张领土过程中往往寻求最富有政治价值的土地；F.一国领土扩张的动力来自其他更发达的国家；G.领土扩张的趋势是在转换过程中发展和增长的。

麦金德的“大陆腹地”说。麦金德（Mackinder，Sir Halford，1861

—1947 年）1861 年 2 月生于林肯郡的盖恩斯巴勒，1880 年入牛津大学学习自然科学和近代史，1899 年担任牛津大学地理系主任，1903 年担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他还是英国国会议员，英国枢密院顾问兼帝国经济委员会主席

（1926），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一度被选为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副主席。主要论文及著作有：《历史的地理枢纽》（1904）、《民主的理想与现实》

（1919）等。

1904 年麦金德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上宣读了题为《历史的地理枢纽》论文，把地理学思想应用于政治之中，率先从全球角度来考虑世界政治地理的结构，对世界上大陆与水域分布的政治意义提出了独到的见解，首创“心脏地带”说，这种思想在其后的《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麦金德看来，世界的政治力量可分为陆上力量和海上力量。陆上力量

最强的是欧亚大陆，欧亚大陆北部为冰块所围绕，其他三面为水域包围，是地球上最大的陆块。在这块大陆中部，北以广阔的亚极地森林和沼泽地带为界，西面从匈牙利的普斯塔斯到中国东北的小戈壁，绵延 6000 多千米，构成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占据这个“心脏地带”的是骑马和骑骆驼的游牧民族。世界海上力量的中心主要是欧亚大陆边缘地带诸国，包括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具有撒哈拉沙漠的非洲。

麦金德认为，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主要是陆上力量和海上力量的对比。早在 14 世纪中叶，占据“心脏地带”的游牧民族为了建立陆上强国，就曾不断地入侵边缘地区，麦金德列举了金帐汗国向西欧、伊勒汗国向西亚以及游牧民族对中国的侵略，他说“当金帐汗国占领从咸海经乌拉尔山脉与里海之间的通道到喀尔巴阡山麓的钦察草原时，另一群游牧部落从里海和兴都库什山之间，向西南到波斯、美索不达米亚，甚至侵入叙利亚，建立了伊勒汗国的统治。第三支随后攻入中国北部征服了中国”①。而海上力量在发现好望角之前，仅限于在入海河流航运的基础上。“正是在入海河流航运的基础上，建立起河流阶段的文明，如扬子江畔的中国文明、恒河畔的印度文明、幼发拉底河畔的巴比伦文明、尼罗河畔的埃及文明。”② 麦金德认为，发现通向印度的好望角航路最主要的政治效果就是加强了海上力量，用麦金德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把欧洲和亚洲的关系颠倒过来”，以前， “欧洲被关在南面不可逾越的沙漠、西面无边莫测的大洋和北面、东北面冰雪或森林覆盖的荒原之间，而东面和东南面又经常受到骑马和骑骆驼民族的优势机动性的威胁。”③好望角的发现使得边缘地带诸国摆脱了陆上强国的控制，活动范围增加了 30 倍以上，如英国、加拿大、美国、南非、澳大利亚和日本就是陆上力量难以达到的地方。

不仅历史上有海上强国和陆上强国的对峙，而且现实世界中仍然如此。尽管蒸汽机和苏伊士运河的出现增加了海上强国的机动性，但横贯欧亚心脏地带的大铁路更增加了陆上强国的机动性，这条铁路从西端维尔巴伦④到东端的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全长达 9000 多千米，把幅员辽阔的心脏地带的人口资源、棉花、小麦等的潜力挖掘出来，又由于铁路运输较之海洋运输便捷，远洋运输必然会被拒之门外。因此，处于心脏地带的陆上强国俄国仍然是一个枢纽区域，“欧亚大陆上那一片广大的、船舶不能到达，但在古代却任凭骑马牧民纵横驰骋，而今天又即将布满铁路的地区，不是世界政治的一个枢纽区域吗？”⑤如果这个枢纽国家再向边缘地区扩张，并利用其巨大的大陆资源来建立舰队，建立世界帝国仍然是可能的。因此，麦金德主张，海上力量必须在法国、意大利、埃及、印度和朝鲜这些桥头堡部署部队，阻止俄国集中全力建立舰队。通过对世界政治力量的分析，麦金德对地理环境和政治事件的关系作了理论上的概括，他认为：“各个时代的社会运动，基本上都是围绕着相对的自然特征进行的，”⑥而“任何可能的社会变革似乎都不

① 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54～

② 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54～

③ 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④ Wirballer.现名 Virbalis（维尔巴利斯），位于立陶宛的考纳斯的西南方

⑤ 麦金德著。历史的地理枢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⑥ 麦金德著。历史的地理枢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会改变它和它赖以生存的巨大地理界线之间的基本关系。”⑦

1919 年，麦金德在《民主的理想和现实》一书中仍然坚持海陆力量这种二分法，但在形式上和内容上作了修改。在形式上，陆上力量主要出现了由欧洲、亚洲、非洲组成的“世界岛”（world island），海上势力出现了从欧洲环绕非洲到印度洋的海域组成的“世界海角”（world promontory）。在内容上，陆上世界出现了两个“心脏地带”（heartland），一是亚洲的多山地区，另一是东欧。尤其东欧，它是欧亚大陆的唯一通道，是联结黑海和波罗的海、易北河和亚得里亚海的中心。通过分割东欧使欧亚大陆的政治力量得到平衡。由此，麦金德提出了格言式的口号：

谁统治东欧，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就能主宰全世界。

二战开始后，德国发动了对苏联的大规模入侵，麦金德又重提心脏地区的资源和自然特征的重要性，主张战后应该分割东欧，清除德国力量，重组这一地区政治地图，形成在德国东面有强大的苏联，西面有英国、法国和美国的联盟这样一种政治地理格局。

马汉的“海权”思想。阿尔弗雷德·萨伊尔·马汉（M.T.Mahan， 1840—1914
年），美国海军上将，曾在新港海军学院任海洋历史学与战略学讲师，1886 年出任该校校长。1902 年被推选为美国历史协会会长，1889 年，他的名著《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1660—1783》（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upon History 1660—1783）出版了，提出了著名的海权思想。

马汉认为，成为世界强国的先决条件就是控制海权。国家强盛与否固然与国家政策制定者的智慧有关，但国家的自然特征比这些人文因素更为重要。为了证实这种观点，马汉对 1660 年到 1782 年的海洋历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详细讨论了这一时期欧洲列强之间的海上战争和冲突，最后，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海上势力取决于六个因素：①地理位置，包括近海程度、保持海外战略基地、控制重要贸易通道，②海岸特征，自然港湾条件，进出的便捷程度，③海岸线长度和防御的可能性，④人口规模，民族素质，⑤国家对海上贸易的态度，⑥政府政策。

与萌芽阶段相比，在初创时期，政治地理学主要有如下几个显著特征：第一，无论是政治学者，还是地理学家，在论述政治现象和地理环境的关系时已开始注意系统化、理论化，而不只是拘泥于某一国家和地区的某些资料的堆积，特别是麦金德，他开始从全球的角度来考察海陆分布的政治意义，并企图用人类的历史来证明。第二，从研究倾向来看，这一时期观察问题主要以欧洲为中心，有一种欧洲即世界的倾向，忽略了太平洋、美洲的地位和作用。第三，无论是拉采尔、麦金德还是马汉，都企图通过讨论地理环境和政治现象的关系来为自己国家的政策提供理论依据。这就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地缘政治学说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渊源。

发展时期（1914—1945 年）：政治地理学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了戏剧性的发展，一方面，政治地理学的内容、定义更加明确，理论概括也大有发展，并出版了两本比较系统的政治地理学教科书，使这门学科真正朝着科学的方向前进；另一方面，政治学界和地理学界出现了一股逆流，这就

⑦ 麦金德著。历史的地理枢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是以豪斯浩弗为代表的德国地缘政治学的产生，致使政治地理学对地缘政治方面的研究在战后长时间处于困惑状态。

发展状况。政治地理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①加强了对国家的研究。两次世界大战最深远的影响是德国、沙俄帝国、奥匈帝国以及奥斯曼帝国解体，出现了许多新兴的独立国家，如由奥匈帝国瓦解而成为独立国家有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由沙俄帝国瓦解而成为独立国家有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后三者在二战后并入苏联版图，1991 年又行独立），被德、俄、奥三国三次分割的波兰也复了国。国家成了这一时期政治地理学家们首要关心的对象。这方面最著名的代表是美国的政治地理学家哈特向，在 1935 年发表的《政治地理学的近期发展》一文中，哈特向主张，政治地理学应以主权国家为研究对象，对国家进行描述性的分析，分析国家的形态、自然和文化景观，地区的地理联系，解释国家的核心区的区位和范围，国家领土变化的趋向和特征，评价国家版图在战争时期和和平时期提供资源的能力、独立性等。总之，政治地理学就是研究国家的空间和地区。②突出了边界问题。战争期间，特别是战后在关于如何重组欧洲政治地图的巴黎和会上，边界和领土问题成了令人关注的问题，巴黎和会还专门为此设立了一个委员会。就是在某些国家内部，行政区的界线问题也成了中心问题，如一战后的美国，除了与古巴之间有边界之争外，在国内也产生了一系列州和州之间界线之争，如德克萨斯州和俄克拉何马州、威斯康星州和密歇根州等。边界问题成了多种地理杂志的主题，如巴恩斯关于阿尔巴尼亚未来界域的研究，罗塞蒂和霍尔迪奇对罗马尼亚在特兰西瓦尼亚新边界的研究。最为著名的是英国学者霍尔迪奇（T.Holdich）的《政治边疆和边界制定》（Political frontiers and boundary making.London： 1916.）一书，对边界问题进行了理论上探讨，提出了确定边界的几条原则，并认为调整国家边界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途径。这些观点促进了政治地理学的发展，丰富了政治地理学的内容。

②对政治地理学的内容和性质有了比较成熟的观点，出现了两本讨论政治地理学全部内容的教科书，一本是美国地理学者惠特莱西的《地球和国家》

（The earth and the state.1939.），另一本是荷兰地理学者范根堡的《政治地理学原理》（Elements of political geography.1940.）。尽管这两本书在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上截然不同，但它们都对政治地理学的内容作了深入的研究，这标志着这一学科日趋成熟。

地缘政治的出现。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在政治地理学得到全面而系统的发展的同时，在德国以及后来的美国兴起了一股地缘政治思潮，冀图利用地理知识为其国家扩张与侵略政策作借口。在政治地理学研究中，必须对这股思潮进行批判，否则就很难使政治地理学得到科学的发展。

①地缘政治在德国的发展：一战后，政治地理首先在德国受到重视，这是有其历史原因的，一战是以德国的失败而告终。战前，德国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是欧洲大陆最强的国家。战后，德国的版图被分割，在政治上四分五裂，绝望笼罩着整个国家，但也激起部分政治学家和地理学家对政治地理的兴趣，他们借用瑞典学者契伦所创用的“地缘政治学”（Geo- politics）一词并灌以新的内容，既为其罪行开脱责任，又为其力图东山再起寻求理论依据，这就使得政治地理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走了弯路。这一时期著名的代表人物有：Wulf Siewert、Ewald Banse、Colin Ross、Johannes

ku-hn、Richard Henning、Kurt Vowinkel，其中的中心人物是卡尔·豪斯浩弗。

豪斯浩弗是一位中学校长的儿子，1908—1911 年任德国驻日本大使馆武官，到日之后，不仅研究日本社会制度，并且成为太平洋与远东问题专家，开始引起德国地理学界的注意。

豪斯浩弗于 1913 年以一篇关于太平洋政治地理论文获慕尼黑大学博士学位，在一战末时升为陆军少将。然而，当他在德国战败后率领德军经过德国残破的边疆省分时，甚为伤感。他认为，德国在一战中之所以惨遭失败，被割让土地和赔款，丧失了在亚、非的殖民地，根本原因就在于德国政治家和军事人员没有认识到战略、地理和政治的相互关系。此后，他在慕尼黑大学开设地缘政治学和军事地理学，创办地缘政治研究所，主办《地缘政治杂志》，为德国在一战后制定内外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并使得拉采尔、马汉、麦金德、契伦这些人的理论在德国广泛流传开来。

豪斯浩弗一生著作甚丰，研究范围极广，但他最感兴趣的区域是印度洋和太平洋，特别是远东地区。主要著作有：《日本帝国及其地理演化》

（ Dasjapanische reich in seiner geographischen entwickelnhg siedel.vinna：1921. ），《太平洋的地缘政治》（Die geopolitik des pazifischen ozeans.berlin：1924.），《今日世界政治》（Weltpolitik von heate）。

豪斯浩弗最有影响的论点是他当时从地缘政治这一角度对世界政治的展望：

首先他对当时德国欲成为强国必须瞄准三个目标做了详细论述。德国欲征服世界，第一主要目标就是先巩固在“心腹地区”的政治势力，这就必须对付苏俄。形成一个以德国为盟主，其中包括德国、苏俄、日本、中国与印度的联盟，使“心腹地区”得以统一。由于苏俄是欧亚大陆上一个疆域广阔的国家，占世界有人居住陆地面积的 1/6，东西距离与自美国圣弗朗西斯科

（旧金山）而横跨大西洋至英国伦敦的距离相等，因此，有深度防御性。这一特征决定了苏俄与德国“心腹地区”之争系陆权的较量。第二主要目标系对中西欧的控制与非洲殖民地的获得。当时许多地缘政治学者认为，对中欧，应控制从芬兰至希腊的横贯中欧之军事路线，用贸易协定获得对对方政治上的控制；对西欧，应掌握边缘地区。第三主要目标是对付英、美海军。世界不仅有陆权之争，而且还有海权之争，强国必须向海域发展，因此，德国在与苏俄争陆权的同时，必须与英、美在海权上决一雌雄。只有这样，才称得上征服世界。

其次，对远东太平洋地区开始予以重视。豪斯浩弗 1925 年 1 月在地缘政治学刊物上曾写道：“一个具有潜力的广大区域在我们面前展开，而静静地等待太平洋世纪的降临，这一新纪元，将成为过去的地中海与欧洲时代及衰退的大西洋时代的继承者。”

豪斯浩弗这些观点对当时德国的对外侵略政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②地缘政治在美国的发展：一战后，在美国，无论是地理学界，还是政治学界出现了一股新的思潮。在地理学界，地理学家从战前关心纯自然方面转向关心人文方面，即关心人和自然的相互影响，正如美国地理学家哈伦·巴罗斯在 1922 年美国地理学会会议的开幕词中所说的：“在自然地理学创立—

—或者说是复兴和重建以后，一种使之‘人生化’的坚决要求跟着就提出来

了。这个要求得到了及时的反应，地理领域的中心从极端自然方面稳步地转移到人文方面。直到越来越多的地理学者把他们的论题规定为完全论述人和天然环境的相互影响。”①在政治学界，随着战后国际政治势力的重新分布，有些政治学家从美国的利益出发，为美国参加两次世界大战寻找借口。这就促使地缘政治在美国盛行起来，有人甚至称这是一个“理发店地缘政治学”

（Barbershop Geopolitics）的时代。②出现了一大批地缘政治学者，如威格特（H.Weigert），斯皮克曼（N.J.Spykman），斯蒂范森（V.Stefansson），拉铁摩尔（O.Lattimore），惠特莱西等。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斯皮克曼的地缘政治观点。

斯皮克曼曾任耶鲁大学国际研究所主任和国际关系教授，在地缘政治方面最有影响的著作是《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战略》（American’s strategy inworld politics，Harcourt Brace.New York：1942.），《和平的地理学》

（Thegeography of the peace，Harcourt Brace，New York，1944）。斯皮克曼首先对地缘政治学下了定义。他认为，地缘政治学就是研究如

何以地理因素为基础来制定国家安全政策。斯皮克曼相信，武力是确保世界和平的手段，而只有强国才具有保障和平的手段，因此，在了解国家外交政策的过程中，尤为重要的是了解该国在世界所居的地位，而地缘政治学就是在一定的区域与时间里来显示一幅世界列强图。

斯皮克曼地缘政治学的另一著名观点就是他关于世界力量的分析。一战与二战期间，美国许多地理学家和政治学家对北冰洋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视。他们认为，在北极世界，美国（阿拉斯加）与苏联、加拿大这些国家共处，因此，美国必须刻不容缓地面对这个地区其他国的挑战。斯皮克曼则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北极地区对于那些处于中纬度的国家来说，在很长时间内将是难以开发的地区，世界力量的中心应在中纬度地区，并且在不久的将来仍是如此。斯皮克曼主张，世界主要有三个力量中心，即北美洲的沿大西洋海岸地区、欧洲沿海地区和欧亚远东沿海地区。第四个可能成为中心的便是印度，尽管现在不太重要，但它在将来有发展能力，斯皮克曼分别对世界三个主要力量中心的政治地理特征以及美国应采取的对策作了论述。

就北美洲的沿大西洋海岸地区而言，斯皮克曼认为，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在北美洲对美国是非常重要的。这一地区是“美洲的地中海”。在这一地区，美国能获得原材料，防卫也有了保障，因为有巴拿马运河，所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海上交通也甚为方便，因此只要掌握了这一地区，美国就能真正成为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强国。

斯皮克曼对欧亚大陆的形势也作了分析。此前，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曾提出，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将成为世界力量的中心，并提出“谁统治欧亚大陆心脏，谁就能控制边缘地区，从而便能主宰世界”这一著名论断。斯皮克曼通过对麦金德所说的“心脏地带”的气候状况、农业生产情形、矿产与水力的分布，以及在北、东、南、西边疆地理上的障碍进行分析，对麦金德的“心脏地带”提出质疑。他认为，假如中国和印度达到高度工业化，苏俄在中亚地区的位置的重要性将减少，因此，苏俄的力量仍将存在于乌拉尔山以西的欧洲，而非中部西伯利亚区域。因此，斯皮克曼提出了与麦金德相反

① ［美］普雷斯顿·詹姆斯著。地理学思想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② Porker G.Western geo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London and Sydney：1985.

的学说，即认为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区较所谓的心脏地带更为重要。这些边缘地区居于海洋边缘与心脏地带之间，包括欧洲（苏俄除外）、小亚细亚、伊拉克、阿富汗、印度、西南亚、中国、朝鲜半岛以及东西伯利亚地区，这一边缘地区是陆权和海权之间的广大缓冲地区。因此，斯氏得出结论：“欲控制世界的命运，必须控制欧亚大陆，欲控制欧亚大陆，必须控制边缘地区。”

在斯皮克曼看来，在欧亚三个力量中心中（欧洲沿海、欧亚远东沿海和可能成为中心的印度）对美国重要性最大的是欧洲沿海地区，这不仅是因为美国是作为欧洲文明在大西洋彼岸的一个投影而产生的，而且也因为当今的世界政治地理特征决定了欧洲沿海对美国来说是重要的。斯皮克曼对世界地理特征作了分析：由于英、日两国分别位于西欧和东亚海岸以外，系边缘地区以外的政治与军事中心，非洲与澳大利亚则系离开海岸的大陆，前者由欧洲地中海与欧亚大陆的西南海岸联系，后者由亚洲地中海与欧亚大陆东南海岸相通，因此，任何一国只要控制了这些海洋，将大大限制这两个大陆的潜在力量；北美洲也是世界力量中心，虽然由于其地理特征使得它与欧亚其他三个中心相隔离，但美国被欧亚大陆、非洲和澳大利亚大陆所包围，后三者人口 10 倍于美国，陆地面积也超过美国两倍半，再加上德国和日本联盟，这意味着德日联合想控制欧亚中心。这些世界政治地理特征决定了美国只能与英国联盟，否则美国将处于一种易被挫败的地位，因此，即使美国强大，它仍然不能抵挡住所有其他中心的联合。为了作为一种世界力量生存下去，也为了世界和平，美国别无选择，而只能获得英国的帮助。同时，为了限制德日联盟势力的扩张，为了避免德日在边缘地区建立强国，美、英还必须与苏俄联盟，通过三者联盟，从而建立欧亚大陆力量的均势。

斯皮克曼这些观点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美国长期以来和英国结盟，就是这种思想在外交上的反映。

从德国地缘政治和美国地缘政治的具体内容可以看出，地缘政治的根本特征就是把地理知识应用于政治上，为各自国家的侵略行为、扩张行为寻找理论根据，这是政治地理学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股逆流，美国学者普雷斯顿·詹姆斯对此曾作过精辟的概括说：“两次大战时期，在德国曾出现了一股地理思想上的逆流，这就是把地理观点应用到政治上，在德国称之为地缘政治学。”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