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资金、技术和社会机构集中现象上的分异

今天，在国家的差异和国家自尊心的一个最重要因素，就是生活水平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影响到各阶级间的差异；有的考虑的是一个社区的社会、道德，或传统方面的“最基本”的组分，有的则注意其“享受”的组分；在相对富裕社区被认为是贫穷的人，可能对生活必需品和服务的感受明显地好于贫穷或经济落后地区相对富裕的人的感受。

在生活水平差异的背后，有生产力水平和生产供给因素上的差异。生产力上的差异可能涉及一些地理因素，如土壤、供水、森林、矿藏和交通的方便。可是，所有这些地理因素只有依赖于特殊技术才能发挥作用。如果人们知道如何利用各种自然资源的话，那么每种自然资源的集中就需要生产技术和知识的集中，如果需要使用资金的话，则资源和技术就需要资本投入的集中。

应当清楚，由于技术的进步，生产中人为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在增加。正是这种原因使我们相信，今天生活水准的差异很少是由天然生产因素造成的，更多是由于有技术的劳工、教育、住房等条件方面差异造成的。民族和

国家可能会围绕着资金、技术和社会机构的集中而具体化。这些因素的集中也为个人追求其所企求的商品提供了机会。因此，我们可以从世界各不相同的地方看到，民族是围绕某些社会机构或某些经济机遇的集中而成长的现象。

在工业革命前，不同的生活水平和生产力的效果早已存在，但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其效果在增加。在经济或工业大发展的地方，这种发展对该地区的人的生活提高起着“扬水泵”的效果。这就吸引人口移入该地区就业和定居，并使新来者与当地的主体居民间产生强烈的经济和政治接触。这种居民间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接触会带来文化和语言上的某种后果：要么导致民族的同化，如果民族的同化作用不能与新来者的某些集团对其需求增长同步而行，则“扬水泵”效果就难以实现，最终还会导致新动员起来群众中出现新的民族主义。这也可能最后将先前的独立集团同化掉，不是继续成为具有重要地位的少数民族，而是成为“觉醒的”群体。

新近被动员起来的群众所形成的造反的民族主义拒绝统治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可是，却分享了统治民族的价值和企望或获得统治民族的财富和机遇。这种分离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动因，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不同情况下，导致民族同化的动因。民族主义和同化作用在经济和心理意义上是相互矛盾的。追求相同的财富和声望的方法并不相同：民族同化是通过分享来达到的，而民族对抗则是由权力来获得的。

在一个收入和生活水平急剧分化的世界里，民族主义的强度和要求也许与区域和阶级之间的流动性成反比，与阻止文化同化和经济与声望在阶级、文化和地区间的差异程度成正比。

由此看来，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国家的成长都有某种半自动特点。因为稀有回报由于经济和历史的过程其分布是不等的；人们已知道企求同等的回报；由于他们未能被主体集团的语言和文化所同化；由于他们成功地被其他具有更适应于自己的文化和语言习俗的人所同化；由于这些过程的进行，适宜于民族主义成长的环境也就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