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政治地理学在我国的发展

政治地理思想或政治地理学除最早渊源于古代的西方，大约公元前 5 世纪的希腊以外，在中国古代也早已有之，而且源远流长，极为丰富，并有一条明晰可寻的产生与发展的脉络。它是中国政治地理学的思想基础与实践来源。

**中国古代政治地理思想：**中国从夏代起，迄今有 4000 多年历史，政治经济高度发展，科学文化灿烂辉煌。春秋战国时代诸多的政治家、思想家、地理家，对人类社会的政治军事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有所认识和见解。春秋初期政治家管仲（？—前 645 年）一书中提出：“地者，政之本

也”。说明地理环境是政治活动的基本因素。公元前 5 世纪前后大军事家孙武所编撰的《孙子兵法》，是一部研究战争问题的名著。“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孙子指出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如何研究政治性质的行动之战争胜负，要通过政治、天时、地理、将领和法制等五个基本要素。这里强调了战争与政治、战争与地理之关系。因此，《孙子兵法》略有政治（含军事）地理学之端倪。战国时思想家孟子（约前 372—前 289 年）认为“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的论断，强调了诸侯治国必须重视地理环境，同时这是世界上最早提出国家组成的三要素。

战国时代（前 475—前 221 年），是中国政治地理思想发展，有其特殊的重要地位的时期。战国初期，中华辽阔疆域并存有七个诸侯大国，即秦、魏、韩、赵、楚、齐、燕。群雄争霸、兼并战争为主体的政治、外交斗争非常激烈。当时的思想家、政治家为维护诸侯国各自的利益，在围绕如何争霸取胜，立国治国方面重视地理环境的研究分析，而提出相同乃至相反的“合纵、连横”，“远交近攻”等著名的政治地理观。

苏秦、张仪的合纵、连横政治地理观。合纵、连横是从七国地理分布的空间位置关系而提出的政治地理思想。“合纵”是指楚、韩、魏、赵、齐、燕等六国南北纵列分布，以其全部或部分联合抗秦、攻秦，称之合而为纵。“连横”是指秦、韩、魏、齐等国东西横向分布，以秦国联合东方各国中某国，攻其他诸侯国，称之连而为横。另有一说是：合众弱而攻一强之意为合纵，指事一强以攻众弱之意为连横。

谋士苏秦始为秦王提出“连横”政治主张，说道：“大王的国家，西面有巴、蜀和汉中的丰富资源，北面有胡地产的狐貉和代地产的马匹战备品，南面有巫山峡谷和黔中险要地势，东有崤山和函谷关这些易守难攻的地形。田地肥美，百姓富足，四马拉的战车一万辆，骁勇善战的将士有百万之众，肥沃的田野上千里，积蓄丰饶。这种地势难以进攻，便于防守。这就是所说的天府之地、天下称雄的国家。以大王的贤明，人民的众多，再加上兵车马队的使用，兵法的教练，足可以兼并诸侯，吞食天下，称帝治国。”（《孟

庆祥.战国策译注》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68～69）。苏秦从秦国的战略位置价值与地理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经济环境、人文环境）优越的分析，指出秦国争霸称雄，立国治国是非常有利的，即具备了客观条件。可惜他的主张——连横地理政治观，未被秦惠王采用。

后来，苏秦转而为赵国合纵之事劝说韩王，指出“韩国北面有巩地、洛地、成皋那样坚固的边城，西面有宜阳、常阪那样险要的关塞，东面有宛地、穰地、洧水，南面有陉山。土地有千里见方，披铠带甲的士兵数十万⋯⋯靠着韩军的坚强有力和大王的英明贤良，却想到西面去侍奉秦国⋯⋯被天下人耻笑没有比这更过的了。”（战国策译注.602～604）。苏秦的意思很明白，韩国的位置不差，地理环境尚可以，应该与赵国合纵去攻秦。此时另一谋士张仪，为秦连横对韩王说：“韩国处于险恶之地，百姓居住山野，所出产的各种粮食，不是麦子就是豆子；人民所食大部分是豆作的饭和豆叶作的菜羹；如果有一年收成不好，人民就连酒糟和糠都吃不饱。土地不到九百里见方，所积蓄的粮食不够两年用的。估计大王的士兵总共不过三十万。”（战国策译注.606～607）。张仪从韩国地理环境欠佳，地狭民贫，非秦国之对手，而且全然不顾韩国居于中原地区中心枢纽的战略价值，劝说韩王，先去事奉秦国就可以安定，否则就要危险。使韩王气馁而事秦，愿做秦国一方郡县，自称东方藩臣。

还有，苏秦为赵国合纵之事，游说魏王。他说：“大王的土地，南边有鸿沟、陈、汝南⋯⋯东有淮水、颖水⋯⋯西有长城边界⋯⋯北有河外⋯⋯土地纵横千里。地方的名声虽然不大，然而都有房屋田舍，只是少有放牧牛马的地方。居民众多，车马不少，日夜川流不休止，和三军那么多士兵没有什么两样”。这就是说魏国虽地小人贫，但位置良好，可以立国。因而苏秦对魏王说，六国合纵结亲，专心合力，就一定不会遇到强秦侵扰。（战国策译注.540～541）。张仪却偏说魏国的位置极差，根本不能立国。他为秦国连横之事去游说魏王道：“魏国土地纵横不到一千里，士兵不超三十万人。四处土地平旷，四方诸侯都能通过⋯⋯更没有高山深川的阻挡。⋯⋯魏国的地势，原来就是适合作战的地方。如果魏国帮助楚国而不帮助齐国，齐国就要攻打你们东面；到东面去帮助齐国而不帮助赵国，赵国就会攻打你们北面；不和韩国联合，那么韩国就会攻打你们西面；不和楚国亲善，那么楚国就会攻打你们南面。这就是所说的四分五裂的道路。”（战国策译注.543～544）。怎么办？张仪说魏王，不如去事奉秦国，只要去事秦国，那么韩、楚就一定不敢妄动；没有楚、韩的侵扰，大王就可高枕无忧了，国家必定再不会有忧虑了。事实上张仪的话是为秦国服务的，魏未事秦，仍然保持相当长时间的独立。

从上所述，连横也好，合纵也好，这些谋士为其统治者出谋献策，对同一国家的地理位置与地理环境之优劣，竟然可以作出相反的评估，只是因其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之需要。可见地理环境仅是政治行为决策的因素之一，还需考虑政治、经济、军事诸条件，方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古代思想家、政治家重视地理环境与政治活动之间的相互制约、影响的关系的观点，是值得研究的。

范雎远交近攻政治地理观。远交近攻，从政治地理角度看，远近乃是所述的距离概念和位置关系。一般是指双方毗连或邻近者为近邻；反之，为远邦。从军事战略角度看，近攻是指对邻近的弱国发动进攻；远交是指对

距离远隔于我又与近攻对象相邻之国，用一切手段（如威胁、利诱）使之不支持被近攻之国，而使近攻易于奏效。远交近攻具有明显地理色彩的政治地理思想。

谋士张仪根据当时七个诸侯国的地理分布（秦国为基点，与其六国之距离关系看：中原的韩、魏是秦之近邻，并在秦东进必经的主要战略方向上，与齐、燕相距甚远，赵、楚与秦之间有山川相隔）与政治军事形势，向秦昭王说：“大王之国，北面有甘泉和谷口，南面横着泾水和渭水，右面有陇山和蜀地，左面有函谷关和崤山，兵车千辆，精兵百万。以秦兵的勇悍，车马的众多，去对抗诸侯⋯⋯秦国的霸业肯定会成功。如今反要闭关自守竟不敢出兵攻打崤山以东诸侯⋯⋯大王的计划有失当之处”。范雎继续说：“大王越过韩、魏去攻打强大的齐国，这个计划不当。少量出兵不能损伤齐国；大量出兵反倒害了自己”。应该以武力使韩、魏亲附于秦，进而威服楚、赵以及齐、燕，然后再灭韩、魏，就是要“结交远方诸侯攻打邻近国家，这样得到一寸土地就成为大王的一寸土地，得到一尺土地就成为大王的一尺土地。如今舍近攻远，不是错了吗？”（战国策译注.149～150），后来，秦国采纳范雎的“远交近攻”战略。它为进攻地处诸侯国中间属天下枢纽的韩、魏两国，把齐、赵、燕三国列入远交对象。首先运用远交手段拉住他们，不使积极参与诸侯的合纵抗秦的活动；然后在韩、魏、楚、赵之间采取打拉结合策略，时而和楚以攻韩、魏，时而和韩、魏以攻楚，时而助韩以攻魏、赵，分化瓦解，逐个削弱，最后被各个歼灭，统一中国。这种从政治地理环境的利弊，及其从国家政治军事斗争的关系出发所提出的“远交近攻”地理政治观，在古代战争史上及政治活动中广为运用，显示出其重要价值。

诸葛亮三分天下政治地理观。东汉末年，从公元 190 年起，形成了

魏、吴、蜀三国长达 90 年的鼎立时期。当曹操统一北方，孙策和孙权开拓江东之际，刘备意在恢复汉王朝，“三顾茅庐”，向琅琊阳都人诸葛亮登门求教。这位历史上有名的上知天文、中察人事、下识地理的战略家诸葛亮，居住在襄阳城西的隆中。他向刘备阐述了东汉末年天下形势和立国大计，即著名的《隆中对》（三国志·魏书.912～913）。寥寥数十句，不到 400 字，精深透辟，高瞻远瞩地分析了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和地理各方面的情况，纲领性地提出了一整套统一全国的政治地理主张。一是先夺荆州。因荆州“北据汉河，利尽南海，东达吴会，西通巴蜀”，跨长江中游，为南北交通的冲要之地。拟作将来出兵宛洛，建国立业的前进基地。二是西取益州。该州地势险要，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人口较多，据此建立可靠的根据地。既可避免曹孙两面夹击的威胁，又能掌握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主动权。同时，在此对内革新政治、养精蓄锐，经略天府之国，巩固政权。三是与西南的夷越少数民族保持友好，采取安抚政策，解除后顾之忧，达到巩固战略后方之目的。四是东联孙吴。孙权割据江东已历三代，况且地势险要，百姓归附，有才能的人为他效命，不可去图谋他，而要与之联盟。五是北拒曹操。因为当时汉王朝的政权已落入曹操掌握之中，他兵多将勇，国力强，又挟天子以令诸侯，企图以他统一全国。刘备在政治上树起鲜明旗帜，以争取人心，振兴汉室作号召。根据诸葛亮的战略意图，先后与孙权结盟，联合抗击曹操于赤壁，借得荆州，接着开拓益州，并占据汉中要地，形成了魏、吴、蜀三国鼎立的局面。

在长达数十年的三国时期，展开了激烈的政治、军事、外交诸方面的争

斗。按当时实力看，曹魏势力最强，拥有东汉 13 个州中的 9 个州，兵力常保

持在 30 万左右，最多时近 50 万人。孙吴占 3 州，次弱，兵力约 20 万人。蜀

汉仅有益州一席之地，实为最弱，兵力约 10 万人。一般而言，在三角斗争中的策略运用，只有两弱联盟共抗一强，方能形成均势局面；如果两弱各自为计，结果往往是两弱俱伤。诸葛亮在《隆中对》预知天下三分的阐述中，就着重分析区域政治地理因素对国家之间政治行为与军事斗争的影响作用。并指出在三角关系中如何确保自己，分清敌友的决策。始终把魏作为主要对手而势不两立；吴、蜀两国唇齿相依，把东吴视为友邦，因而结盟和好，共抗曹操。但后来，刘备、孙权为了争夺荆州的局部利益，破坏了蜀吴联盟，转而互为仇敌。此时，曹操在三角斗争中，纵横捭阖，略高一筹，观吴蜀相争，待之削弱，坐收渔利，最后由继起的司马家族各个歼灭吴、蜀，建立了统一的晋朝。诸葛亮在《隆中对》中依据东汉末年的政治军事形势和地理环境，所提出的建立根据地，然后夺取全国政权，以及三国鼎立时的三角斗争中策略运用原则的政治地理观，是颇有见地的，一直为后人所推崇。

此外，中国古代可以称为政治地理学的论著，在公元前 5 世纪左右就已

出现。如中国公元前 5 世纪前后成书的《禹贡》，虽不到 1200 字，却是我国第一部区域地理专著。它系统地综合记述了各区（九州）的地形、水文、土壤、植被等自然地理知识和行政区域、出产及运输路线等人文地理知识。比古代希腊学者的《地理学》一书早约 1—2 个世纪（鞠继武.中国地理学发展

史.47）。东汉班固（公元 32—92 年）所撰的《汉书·地理志》可以称得是世界上第一部区域政治地理学著作（张文奎.政治地理学.25）。内容丰富，涉及到自然与人文地理（水利设施、工矿企业、户口人数、建置沿革、政区变化、名胜古迹等）方面的资料。唐代著名的政治地理学家李吉甫（公元 758

—814 年）在实践中认识到地理在政治上大有作用，他撰写的《元和郡县图表》是一部备载全国疆域政区、建置沿革、山川物产、人口变迁的全国地理志，为唐朝封建政治统治的稳定作出了重大贡献（周介铭.中国政治地理.25）。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和地理学家顾炎武（公元 1613—1682 年）撰写

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共 120 卷，内容包括山川气候、政区形势、建制沿革、地方利弊、经济发展、关隘边防，以及外国地理。我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1873—1929 年）指出，《天下郡国利病书》“实一种政治地理学也”（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317）。明末清初地理学家顾祖禹（1624—1680 年）撰写的巨著《读史方舆纪要》，记述了历代疆域、政区沿革，着重论述了各地区的地理形势、山川关隘、攻守之宜及历史上之成败得失。梁启超对此书誉为“极有别裁之军事地理学”（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319）。

**中国近代政治地理思想：**中国近代政治地理思想产生于帝国主义列强入侵的鸦片战争时期。中国政治家与地理家，在坚持古代优秀的政治地理思想基础上，逐渐接受西方科学地理思想，在中国近代反抗外国入侵的民族革命战争与国内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政治地理思想有重大的发展。

林则徐的海防边防地理政治观。中国近代爱国主义政治家林则徐

（1785—1850 年）历任巡抚、总督等清廷军政要职，在两广禁烟与西北戍边等斗争中提出南抗英帝的海防思想与北御沙俄的边防思想。林则徐在禁烟抗英的政治军事斗争中，依据我国东南沿海地理环境特点，当时中英双方政治军事形势，提出了“以守为战”，积极防御的海防战略。他针对抗击英军登陆作战的要求，在广东沿海，重点防守海口、内河和海岸要隘，设置工事，

增强远攻火力，部署水师加强近战兵力，并使用夜袭火攻以战助守等抵御英军海上入侵措施。与此同时，林则徐还主张沿海各省，“各守要隘，认真防范”，“严查海口，协力筹防”。当 1840 年 6 月英国侵略军的舰队开抵广东海面发动进攻时，林则徐备战认真，防守严密，避敌之长不与海上交锋，采取游击于近海，决战于海岸和沿海地区的作战方式，赢得了广东抗英战争的初步胜利。后因清政府妥协投降，屈服于英国的侵略，而告失败。

林则徐还从抗英斗争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只有以“船炮水师”与敌海上交战，方能改变被动挨打局面，并概括提出“器良、技熟、胆壮、心齐” 的八字要言，把攻进“船炮水师”、“出洋剿办”提高到战略的高度。他认为拥有一支具有近代化的先进装备，又有独立指挥系统的水军，便可以与入侵的英海军相抗衡。林则徐面对英军从海上入侵并窜入长江内河，为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仍提出设想：倘东南半壁江山被敌久据，“则恢复之策，扼要首在荆、襄，须连接秦、蜀以为之”，即以鄂、湘、陕、川等省区作为抗敌根据地，进行持久作战，把敌赶出国门，保卫祖国的海疆。

林则徐在被谪戍伊犁时，不仅重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海上入侵中国的危险，而且也看到英、俄等国在中亚和南亚的争夺及其对我新疆、西藏等边陲的威胁。他致力于研究外国情况和我国边防史地沿革，以及新疆戍边实地体察，深感中国的东疆（东北）与西陲（西北）处处和沙皇俄国陆地相连。对沙俄侵略中国的隐患，给予极大关注。因而，林则徐谆谆忠告中国人民，对沙俄的威胁决不可掉以轻心。他认为“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并指出“俄夷则西北包我边境⋯⋯陆地相通，防不胜防。将来必为大患”。为此，林则徐非常重视边防建设，从北疆到南疆，亲自考察边防，规划屯垦，兴修水利；提出在兄弟民族聚居的新疆广大地区，尤其在边境地区要扩大“民屯”、“回屯”，并“改屯兵为操防”，以增强西陲戍边的物质力量和军事实力的正确边防战略，目的是防备英、俄入侵，保卫祖国陆疆的安全。

林则徐熟识中外情况，并能依据中国地理环境特点和当时的军事政治情势，始则提出以守为战，积极防御和改进船炮水师，出洋剿办的南抗英国的海防观；继而提出屯兵、戍边、操防的北御沙俄的边防观。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提出的具有远见卓识的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地理政治思想，是值得中国人民敬仰和继承发扬光大的。

孙中山的陆海空权并重的地理政治观。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不但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中国许多有益的东西，在国防建设上也曾制定过自卫的不是侵略的、守势的不是攻势的军事方针。孙中山指出：“中国为世界最古之国，承数千年文化，为东方首出之邦，未与欧美通市以前，中国在亚洲之地位，向无有与之匹敌者”（孙中山选集.163），中国之“富源”
首屈一指，并有众多人口。中国位于亚洲东南，背靠世界上最大的亚欧大陆，面临广阔的太平洋（陆地与海洋的面积大致为五与二之比），因而其地理战略形势分析是，中国是大陆国家，也是海洋国家，当世界陆海汇合之要冲。孙中山为中国的生存与发展设想提出：“海权与陆权并重，不偏于海，亦不偏于陆，而以大陆雄伟之精神，与海国超迈之意识，左右逢源，相得益彰”

（《国防建设论文集》台湾国防研究院、中华大典编印会合作，1970 年 10

版，第 140 页），以及“航空救国”（国父的国防学术思想研究集.347）的政治地理思想。

孙中山确立的陆海空三权并重的战略。第一，陆权思想。基于中国以大

陆立国的时代较久长，历代外患大多来自陆疆的北方，以及决胜疆场乃是陆地为主。为此，孙中山在《中国存亡问题》书中指出，中国国防的方针在“陆防”，提出了以保卫国土，击退敌人之侵略为原则，必须把建军的重点放在陆军，设想建设常备军 500 万。第二，海权思想。回顾历史，在中国兴盛时期，汉、唐、元、明各代，都曾在海上建有不朽之业绩。直至明代中叶，实施“海禁”与“锁国”政策，以及清代图以“闭关自守”。这种重陆轻海思想，视海洋为畏途，自毁海防长城，导致海权丧失。当西方海权势力，即英、法等国东来太平洋之际，以往视为自然天堑之海洋，却变为外敌入侵的通道。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成为东、西方列强侵略宰割之目标，其中自太平洋海上入侵者居多。孙中山在《太平洋问题序》中说：“何谓太平洋问题？即世界之海权问题也。海权之竞争，自地中海而移入大西洋，今则由大西洋移于太平洋矣！”“昔日之地中海问题、大西洋问题，我可付诸不知不问也，惟今后之太平洋问题，即实关于我中华民族之生存，中华国家之命运也”。“盖太平洋之重心，即中国也。针太平洋之海权，即针中国之门户权耳。谁握此门户，则有此堂奥，有此宝藏也。人方以我为争，我岂能付之不知不问乎”

（张其昀.建国方略研究.台湾中国文化研究所，1962，转引自《国父的国防学术思想研究集》第 344 页）。为此，孙中山极为重视海疆防卫，认为中国海岸线长，岛屿众多，海域辽阔，为了巩固海防必须“兴船政以扩海军”，建立强大海军，建造潜艇（当时世界尚无航空母舰）等海军舰艇设备，于沿岸设防，海口建要塞，不让敌人登陆入侵。第三，空权思想。孙中山对空权重要性的认识，在中国实为第一人。辛亥革命后他就任临时大总统，就提倡空军，设立航空队，购置飞机，积极培养空军人才，提倡“航空救国”，组建空军机构。甚至在与敌军作战中，使用空军到前线助战，认识到现代战争乃是立体战争。

孙中山在他所著的《建国方略》（1917—1919 年）专著中，为贯彻陆海空权并重战略，提出了一系列计划设想。如他主张在中国沿海开辟三大世界海港：即渤海湾的大沽口与秦皇岛之间的北方大港，杭州湾北岸的东方大港和广州的南方大港。并以三大海港为门户起点，修筑通向内地纵深的三大铁路干线，采取辐射式直达大陆边疆，以 16 万千米的遍布全国的铁路网，使之海陆呼应连成一气，便于互相支援。与此同时，指出发展工矿业和农业等等经济建设项目，以增强国力。还设想逐步移民于东北、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边疆地区。另外，在《十年国防计划》纲目中，提出了建设强大空军之各种计划项目。孙中山的陆海空权并重政治地理思想，以及一系列设想计划，在当时是很振奋人心的，但在旧中国是无法实现的。现在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正在实现孙中山的设想，而且在新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加强国防建设，反对外来侵略，保卫祖国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以及国家的安宁。

西方政治地理学的引进。在中国近代政治地理学的发展过程中，我国一些从国外学成回国的地理学家是我国近代政治地理学形成与发展的开拓者。他们一方面把西方政治地理学主要是地缘政治学说向国内作了介绍。如邓启东译介了美国亨丁敦的《地理环境与政治问题》，高泳源介绍了麦金德的政治地理学说。另一方面诸多地理学家撰写了一批政治地理（包括边疆地理、军事地理）方面的论著。如张印堂从地理学角度对我国的国家问题作了探讨，竺可桢写了《天时于战争之影响》，翁文灏的《中俄边界史地考》，

沙学浚著有《从政治地理看胡人南下牧马》，胡焕庸的《国防地理》，黄国璋的《西藏边防问题及其解决途径》，贾逸君的《中国国耻地理》，王维屏的《中国政治地理》，林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地理基础及其展望》等。盛叙功曾致力于国家政治地图及演变的研究，张其昀在其著作中对政治地理研究作过一定的归纳和理论论述。还有的学者在国家行政区划的设置，首都区位的选择等方面作过一些研究。

从上粗略的介绍可以看出，中国近代政治地理思想是我国一些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地理学家，在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斗争中，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事业对地理环境与国家政治活动关系的认识。他们的论著对中国政治地理的研究，起到了先导和促进作用，但还没有形成政治地理学的完整研究体系，不论在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上，或者是研究对象与领域方面，都是零星的，初步的，并在某些著作中受到西方近代政治地理学说的影响，带有明显的资产阶级地理环境决定论的痕迹。

**中国政治地理思想发展的新时期：**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中国这块广袤的地理舞台上，施展的打倒反动派、建立新中国为目标的伟大行动。中国共产党的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战略家，在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以及国际政治斗争的实践活动中，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地理、地理上的国际环境相结合，实事求是的分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地理思想。（1）毛泽东的政治地理思想。伟大革命家和军事战略家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与建设生涯中，非常重视与熟谙中外地理知识，善于把地理、地理环境作为制定政治战略或重要战略的客观物质基础之一，始终重视地理在安邦治国中的不可忽视的作用。

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的国情”。“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的基本依据”。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告诫军事指挥员，必须“摸熟了一切和战争有关的其他条件如政治、经济、地理、气候等等”，才能有把握地打胜仗。

①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政治地理思想：毛泽东潜心研究中国国情，分析地理环境特点。他指出：“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大国，而又经过了 1924 年至 1927 年的革命”，“敌人的强大”、“红军的弱小”与“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毛泽东军事文选.83～86）。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情，是从中日战争的角度，并在同日本作对比中具体分析为：“我们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依然是一个弱国”，“但在中国自己比较起来，却有了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为进步的因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就是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而且强调“中国又是一很大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毛泽东军事文选.185～ 187）。毛泽东在对上述基本国情作出分析，始而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继而概括为“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毛泽东军事文选.54）。随着对国情的深化研究，又进一步阐明为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在农村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把农村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先进而巩固的根据地，用革命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战略。农村与城市，其本身就是地理学（聚落地理学）中两个地域单元，农村包围城市革命战略具有明显的地理色彩，从一定意义上，可以称之为农村包围城市政治地理战略。

毛泽东在研究了中国国情后指出，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必然导致中国反动阶级政治、军事力量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平衡现象，以及城乡经济上的地域差异状况，从而找出了革命力量在敌人统治薄弱地区生存与发展的可能性与必然性。毛泽东是一位从战略上运用地理学中地域分异规律分析政治军事形势的高手。

毛泽东指出中国在大小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下成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由于它们为各自的战略利益，支持各地军阀，瓜分势力范围，各霸一方处于分裂状态，你争我夺，无暇也无力对付革命力量。因而反动统治在中国广大地区极为脆弱，给革命力量在敌人白色政权的包围夹缝之中以可乘之隙，为共产党领导工农武装割据提供了存在与发展的可能性。工农武装割据应指向哪里？毛泽东指出，是经过 1924—1927 年大革命影响的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地区。

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长期占据中国的中心城市，敌人在大中城市统治较强，并以城市为基地，向革命进攻。共产党和红军在大中城市活动比较困难。然而，在中国广大分散的小县城和广阔的农村地区，尤其是那些两省或几个省交界的交通不便、经济文化落后之处，以及某些还带有啸聚山村的绿林武装的偏僻地区，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力量是鞭长莫及的。加之，中国反动统治阶级的军队，仅控制为数较少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枢纽或命脉”的大中城市。没有更多的兵力部署在广大分散的农村。因而广大的农村和远离中心城市的边远地区，是敌人统治最为薄弱的地区。这为革命力量在敌人统治薄弱、兵力空虚的农村地域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另外，从中国经济发展明显存在城乡地域差异来看，一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城市虽是带领导性质，但不能完全控制农村，因为城市太小，农村太大，广大的人力物力在乡村不在城市”（毛泽东军事文选.149）。农村可以完全不依赖城市，仍能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存下去。在中国有人民群众居住的广大农村，已经具备了吃饭的条件。因而，共产党和红军暂时离开城市到农村去，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提供了特定的经济地理基础。二是中国农村广大贫苦农民，为了在经济上得到翻身、政治上获得解放，迫切要求解决土地问题。毛泽东指出，中国民主革命的实质是农民革命，必须进行土地革命。为此，共产党人应该而且必须把战略重点和主要力量转向农村，发动农民，依靠农民，解决贫雇农民的土地问题，充分调动亿万农民群众支持革命和发展农村经济的积极性，以提供大量的人力、物力。把农村作为主要阵地，开展武装斗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还有，中国幅员广袤，地理上战场广大，有回旋余地，地形又复杂多样，有利于劣势装备的革命军队与敌人长期周旋。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雄辩地证明了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政治地理思想是完全正确的，是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法宝。

②毛泽东的划分三个世界政治地理思想：人类社会的政治活动总是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内展开的。这种进行政治活动的地理区域，称为政治地理区域，简称政治区域。世界上的政治活动、政治结构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和地域差异。如有以行使主权政治行为的国家所构成的国家政治区域。世界上有多少主权国家，就有多少国家政治区域。世界政区地图就是国家政治区域在地图上的反映。另有以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组建的国际组织，进行一定政治活动所构成的国际政治区域。如东南亚联盟、非洲统一组织、欧洲共同体等活动

的区域就是。世界上的政治区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变更，政治区域的形式和内容也不断发生变化；特别是国际政治区域处于经常变化的状态，并且代表不同国家不同阶级的利益，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差别，使得国际政治区域具有不同的政治特性。世界政治区域，实质上代表世界上不同政治力量的空间范围。世界政治区域的变化，既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而变化，又是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分化组合在空间上的体现。因此，世界政治区域的变化，也就反映了世界政治地理格局的变化。

毛泽东历来重视国际形势的研究，在确定国家战略时提出要分析“地理上的国际环境”（《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 622 页）。早在二战结束不久，毛泽东对战后国际形势与世界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及其政治地理格局，进行科学分析和战略预测。他提出：“美苏冲突，中国是中间地带，斗争很激烈，把我们放在中间地带的位置上”。毛泽东以非凡的洞察力指明，“战后，同美国作斗争最尖锐的恐怕还是中国”（胡乔木回忆毛泽东.92～90）。随着国际战略形势的发展，世界各种政治力量之间斗争较量，在本世纪 50 年代形成了两大阵营（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政治地理格局。60 年代以来，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成为国际政治的主流。科学地分析了上述情况，在 1974 年 2 月 22 日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指出现在世界上存在相互联系又互相矛盾的三个世界，将世界划分为三个不同的政治地理单元。他指出“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比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毛泽东外交文选.600～601）。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战略划分，是从全球角度将世界各种政治力量归纳为三种类型国家的政治地理思想。从政治地理看，指出了全球三个不同政治区域的新的政治地理格局。从政治战略看，为我国和世界各国人民制定国际政治斗争的外交方针，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科学依据。

第一世界的美国和苏联，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庞大的军队与核武库，在世界各地，包括对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经济剥削、政治压迫和军事控制，推行强权政治、霸权主义。第二世界的欧洲诸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属于发达的国家，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军队。他们与第一世界虽然结盟，但矛盾日趋增大。他们在资源上依赖于第三世界，在经济上又剥削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因此，第二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存在一定矛盾。第三世界主要位于北纬 30 度以南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共有 140 余个国家，占世界国家的 3/4 还多，人口 32 亿多，也占世界人口的 70％多。那里地域广阔，资源丰富，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他们在联合国中拥有绝大多数的席位。第三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已成为国际反霸斗争的主力军与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坚持同第三世界相互支持团结合作，并同第二世界各国发展良好关系，坚决同超级大国的侵略扩张作斗争，以维护世界的和平。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战略划分的政治地理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有所变化，但当时其对国际战略形势研究，仍然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邓小平“东西南北”和平与发展的政治地理思想：

邓小平从 80 年代中期起，对世界形势进行深透的分析，指出地球上仍然

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社会制度，以及超级大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状况，并从全球战略高度对当今时代的主题作出了崭新的判断。1984 年 5 月 17 日，邓小平会见厄瓜多尔总统时说：“世界上最根本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个是南北问题。”1984 年 5 月 29 日他在会见巴西总统时谈到：“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问题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现在有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二是南北问题。这个问题在目前十分突出。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恢复和发展带来障碍”。1987 年，邓小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时说，中国话说“天下”无非是指四个方面，就是东西南北，一个是东西方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东西问题就是战争与和平问题，南北问题就是发展问题。

邓小平从 1984 年到 1988 年先后 6 次，对纷繁复杂风云多变的现实世界进行深刻分析，提出了带有全球性和平与发展两大战略问题，正是言简意赅，而且用东西南北四个地理方位概括，使人一目了然。东西问题是战争与和平问题，即苏联在东半球，美国在西半球，它们两个超级大国为主宰世界，争夺导致冲突，东西问题不解决，危及世界和平。南北问题是经济问题，北方发达国家，经济上剥削掠夺南方发展中国家，造成发达国家越来越富，发展中国家越来越贫困，南北问题不解决，不利于世界经济发展。维护和平与发展经济是当代世界的主题，没有和平就不可能有经济发展，经济力量增强，又有利于维护和平与稳定。

中国政治地理工作者，为开展现代政治地理研究所做的工作。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地理学界的政治地理工作者，为开展现代政治地理学研究做了大量工作。

①从建国初期至 70 年代末：我国地理学界，在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在自然地理学方面，如地貌学、气候学、水文地理学、冰川学、土壤地理学、植物和动物地理学等各学科，撰写了众多的颇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专著论文，使得自然地理学在发展理论与为生产建设实践服务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而人文地理学方面，经济地理学这一重点学科，出版了大量有影响的丛书论著；军事地理学在军队中也有所发展。但政治地理学则缺乏专门系统的研究，仅在若干部分如行政区划研究和大学地理学系开设世界政治经济地理中涉及政治地图的内容，或者为配合时事政治教育介绍零星的政治地理问题。因而，长时间我国政治地理学处于发展缓慢的状态。

②80 年代以来：随着人文地理学的发展，政治地理学也逐渐为人们所重视。开展政治地理学研究成为地理学界与国际政治学界的一项重要任务。首先，我国著名人文地理学家李旭旦教授撰写了一篇重要的《政治地理学》论文，提出了政治地理学是“研究国家与地区等各种类型的领土内与领土间的政治活动现象的地理分布或空间布局的一门学科”。（人文地理学·政治地理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208）。

我国另一著名人文地理学家鲍觉民教授撰写了《政治地理学研究的若干问题》（《人文地理学论丛》，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 年）和《再论政治地理学和几个理论问题》（人文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8.）两文。提出政治地理学是研究“人类社会政治活动和政治现象与地理

环境之间的关系”的学科。研究内容可以概括为两大方面：一是地理环境对于人类社会政治行为和决策的影响；二是人类政治行为和决策对于地理格局的反作用”。

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国际地理联合会副会长、著名人文地理学家吴传钧教授，多次在学术研讨会上号召地理工作者，要下大力研究政治地理学。

③80 年代后期起政治地理学研究的发展：张文奎教授于 1991 年正式编著出版了《政治地理学》专著，可说是国内近些年来第一本《政治地理学》著作。该书对中外政治地理学的发展做了阐述，对西方地缘政治学和政治地理学各学说做了介绍，同时对政治地理的基本内容及世界政治地图形成和演变作了深入论述。它为我国政治地理学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南开大学政治学系王正毅教授，于 1993 年撰写出版了《现代政治地理学》一书。论述了政治区域，国家静态分析——空间形态和结构，国家动态分析——空间传统，以及国际组织和世界政治地图等内容。

周介铭、邱道持、蔡书良等，结合中国实际政治特点的研究，于 1989

年 8 月编著出版《中国政治地理》：介绍了中国政治地理的历史发展、领土和边界、行政区划、行政中心、国情与社会发展、世界政治地理格局与国际关系理论、当代中国对外发展战略等。

吴松弟著《无所不在的伟大——地理环境与中国政治》（1989 年）。阐述了地理环境和中国民族、民族战争；地理环境和统一、分裂；中央、地方，地理环境和都城、都会等三大问题。

王国梁编著了我国第一部《世界政治地理》（1993 年）。论述了世界政治地理格局的形成与演变，以及重大国际问题的政治地理背景：包括国家兴亡、格局演变、种族冲突、边界争端、热点地区、国际关系等内容。

沈伟烈教授等编著了《世界军事地理》（也称世界政治军事地理）。全书分为上、下两篇，共十四章。上篇，世界军事地理总论，侧重阐述世界军事地理研究对象与任务，一般理论原则与方法，以及从全局角度分析地理环境与全球战略和现代战争空间分布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下篇，世界各大洲、大洋和重要国家军事政治地理概况。主要从战略角度，介绍它们各自的地理位置、自然、社会人文和经济的地理环境特点，军事力量的空间分布等情况。并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分析它们在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的地位，同时探讨了若干“热点”地区的地理背景及其对现代战争的影响等问题。

王恩涌教授与李贵才于 90 年代初发表了《从地缘政治看中国的战略态势》与《从欧洲共同体看亚太经济合作的发展趋势》政治地理方面论文。

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会编，由中国社会出版社于 1991 年出版了第一部中国行政区划论文集——《中国行政区划研究》。

④中国高校开设政治地理学课程：政治地理学已作为高等院校地理学系与国际政治学系的学习课程。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系、南开大学政治学系、东北师范大学地理学系等亦将政治地理作为研究生和政治学专业学生的一门课程开设。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系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招收并培养了政治地理学博士研究生。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地学部、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院，也开设了《国际关系中的地理问题》。

近年来，为有选择地借鉴与学习国外政治地理学的研究成果，翻译出版了有关论著。如何希泉译苏联《政治和军事地理学》（解放军出版社，1984 年），潘俊峰等翻译了日本《从兵要地志看中苏战争》（战士出版社，1983

年），林尔蔚、陈江译哈·麦金德著《历史的地理枢纽》（商务印书馆，1985 年），宋保平、吕寿康等译的 M.I.格拉斯纳与 H.J.德伯里杰的《系统政治地理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年），李亦鸣、朱兰等翻译的 P.奥沙利文的《地理政治论——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 年）和杰弗里·帕克的《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以及刘晓明等译的 Z. 布热津斯基的《竞赛方案——进行美苏竞争的地缘战略纲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8 年）等书籍。

90 年代以来，我国政治地理学的教学与研究取得一定成果，为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与我国地理学的其他学科相比，尚有较大差距，还不能满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对外开放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