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政治区中的应用

该理论在一个新的民族国家中的应用是非常简便的：犹太人的复国运动是其思想，贝尔福宣言是其决策，允许迁移就是其运动，聚落场、政府活动场和战争场导致了以色列国家的出现。这种电报式的简略虽然把历史过份地予以简化，但是似乎是符合该理论的。对一个具有较长历史而又较复杂过程的国家来说，其历史不大可能如此压缩。该理论为历史学和地理学之间的研究开辟一条道路，而这条路并不一定是捷径。它不是把政治地理减缩到五个容易的步骤。它不会把世界政治用五个柱状体表现在图上，在柱状体上冠以“思想”、“决策”等说明。可是，它可以提供些思路，并为历史、政治和地理的思维与资料交流的可能性铺平道路。

卡尔·德茨已在民族增长的其他政治组织形式中发现八点一致性，其中五点显然属于“场”现象：从生计经济到交换经济，核心区、镇和通讯网的增长，资金的集中及其对其他地区的影响。第七点和第八点是“传统形象”

（但却有“场”的含义）上的民族意识的增长及其与民族象征和政治义务的关系。第六点（个人自我意识的提高）虽然在个人主义哲学日益增加的一个框架中所作的决策，会导致原有的场发生变化，也很难与场有直接联系。总之，民族的整合过程，不论是由像哈特向或戈特曼这些地理学家所看到的， 还是由德茨政治学家所看到的，都可以作为场的变化过程来加以阐明。可以想象到，政治区的轮廓可能没有变化。前缅甸殖民地也许正在向一个真正的民族国家前进而不改变其边界或首都，但是对政治场的研究则会显示出某些变化。

场论的一个优点是，它不限于政治组织的区。它可以毫无困难地应用于非组织的区，例如，地中海，毫无疑问，它是一个政治场。当然，决策可能影响整个地中海，并可能形成控制整个海域的运动。可能其思想是各式各样的：墨索里尼梦想一个新罗马帝国，英国关心海洋控制，美国封锁共产主义的战略等。雷特西尔（Reitzel）说明美国在地中海的政策，是由于采取小的决策而取得某些军事战役胜利的累积效果而逐渐发展起来的。这些决策与所取得的成功的军事运动，把美国卷进政治和经济活动中去。苏联取代了轴心国而成为地中海强权的对手，英国的大国地位有所衰落，而美国则发现自己已深深陷入地中海政治活动中。支持希、土的杜鲁门主义是其结果，它说明地中海的海洋权力场的统一性。决策的累积形成一个场，而地中海则限制了这个场。

在行政区的例子中，政治区可能由决策而引起，很少或不可能有运动介入其间。新的政府机关在其实际进行工作以前，可能要确定其场的服务区。许多例子的分析表明，这些场的服务区反映了先前存在的场，例如，被其他政府部门所采用的区或著名的经济活动场，在许多情况下，其现存的边界会延续下去。可是有可能行政区直接来自决策，并不反映已有的场。田纳西工程管理局可能是个例子，除非我们说河流的船民、山麓农民、水文调查人员等都可以形成一个场。这似乎有些牵强附会；更正确地说，田纳西流域似乎已宣布是一个政治区，由活动而产生的一个场。可是应当注意到的是，一旦电流开始，该场的传播就会超出该流域范围。

关于思想-区域链并没有决定论的色彩。某种思想可能导致各种区域，某种区域可能制约各种思想。在四方统治者统治下的密克罗尼西亚就证明了这点。在所有四个区中，虽然所统治的区并不一致，但基本上是相同的。对这些小岛来说，其可能的用途大多是有限的。尽管如此，四方统治者——西班牙、德国、日本和美国——则作出不同的选择。它们的场在特性上和强度上是不同的。如果人们坚持一种理论必须能预测某种行为，那么场论就名不符实。即使没有理论，一个掌握各种信息并有某种空间意识的人，可能对美国在密克罗尼西亚的决策进行预测。作为指导研究，场论对此是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