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亨利·基辛格对世界新秩序的思考

基辛格是美国国际关系方面著名学者，也是著名的外交家。在尼克松总统时代他曾担任美国国务卿与国家安全方面的官员，是尼克松总统外交政策的重要设计者与执行人。其在最近出版的《外交》一书中，对冷战后的世界地缘政治格局未来变化与美国的作用作了充分地阐述。

**世界新秩序框架：**基辛格称，似乎每一个世纪都会出现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具有按照自己的价值改造整个国际关系的力量、意志、智慧和道德原动力；这几乎是一个自然规律。17 世纪的法国，其国际关系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以民族利益为最终目的。18 世纪英国采用的是均势，这一概念主导欧洲外交长达 200 年。19 世纪，奥地利的梅特涅重建了整体欧洲的概念，而德意志的俾斯麦则摧毁这一概念，实行强权政治。

美国在历史上并未加入过均势体系，可是，美国却在欧洲均势失衡时参与世界战争。正是大多数美国人不屑一顾的均势保障了其安全，而其破坏则将美国拖入战争。在二战后的冷战中，美国是力量最旺盛之时，有力量按自己的设想构筑国际关系。1961 年，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自信地宣称，美国可以付出任何代价，承担任何义务以保证自由世界获得胜利。但是，30 年后，其他一些国家已经成为世界强国，美国已不能像当时那样要求立即实现其所有目标。在一个存在着若干个实力相当的大国世界必须将其秩序建立在均衡的概念上——这是美国从来就不喜欢的。

在冷战世界，传统力量概念，即军事、政治和经济力量是关联的、对等的概念失效了，出现了各力量的因素相互分离。例如苏联是一个军事超级大国，在经济上却较差。反之，日本是个经济巨人，可军事力量较弱。在冷战后，上述各因素将结合更加紧密，也更加对等。这样，在美国军事与经济地位逐渐下降中，其他军事与经济相结合的大国出现，新的国际体系将趋于均衡。

在 21 世纪，国际体系将以表面上自相矛盾为特征：一方面是分化，另一方面却是全球化。从国家关系的层次看，新秩序将比冷战时期的僵硬格局更接近于十八九世纪的欧洲，即几个强国并存。将来是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罗斯，可能还有印度 6 强和其他中小国家。国际关系则成为真正全球

化，其新出现的问题只能在全世界，特别是所有大国参与下才能解决。这与美国过去实行的孤立主义、霸权主义的形势大不相同，适应这一形势及寻求相应的对策和方法，对美国将是新的难题。

对于其他国家，基辛格认为，欧洲是现代世界上运行过多国体系的唯一地区，出现了民族国家、主权和均势概念。但是今天没有一个强大得足以在国际新秩序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的国家，而是试图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来补偿自己的虚弱。这个政治实体过去没有过，如何在世界舞台上行事，尚待实践。

俄罗斯的历史是特殊的。它与三种文化——欧洲、亚洲和穆斯林世界—

—相邻，因而不是一个欧洲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它虽是欧洲的均势的一部分，但在感情上却不属于它。在胜利时，它缺乏自我节制，失败时，则陷入阴郁怨恨之中。解体后，俄罗斯发现处于一种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周边环境中。它需要重新确定自己的身份，是恢复过去的帝国？还是东向参与亚洲事务？对不安定的中东作何反应？同时，俄罗斯是世界秩序不可少的一部分，对世界秩序也是个潜在力量。

中国，在两千多年间都是在单一帝国统治下。战争不少，多属内战性质。只有在 19 世纪才受到西方挑战，并遭到西方殖民主义羞辱。二战后才登上世界舞台，现在同样面临着全新的世界秩序。

日本是亚洲逃脱西方殖民主义控制，并走上西方道路的唯一国家。它有自己的独特文化。在冷战中，在苏联军事力量面前，日本在政治上与美国保持一致，军事上依靠美国。在新的多元化的世界秩序中，日本是亚洲国家，对亚洲关系与均势十分重要、需要奉行一种更为自主和自立的对外政策。

从上所述，基辛格认为，那些肩负着建设世界新秩序的最重要的国家都没有处理多国体系的经验，而这一体系正在形成。当今的新秩序还必须将历史上均势体系的属性与全世界的民主思潮及当代的技术迅速发展结合起来。在历史上最稳定的两个国际体系，即维也纳会议体系和二战后由美国主导的体系，它们都有着观念上一致的有利之处。维也纳会议上的政治家都是贵族，他们对于形而上的东西有着相同的看法，而对本质性的东西能够达成一致；决定战后世界历史进程的美国领导人来自一个特别一致的思想传统。今天的秩序将不得不由那些代表极为不同的文化的政治家建成。

**展望世界新秩序：**基辛格对世界新秩序的展望是，从美国来看，重要的是不让欧亚大陆的任何一半——欧洲或亚洲——出现一个占据支配地位的大国，其出现是一个对美国的战略威胁的明显标志。无论有没有冷战都是一样。因为由此而形成的集团将具备在经济上，而最终是在军事上，超过美国的能力。美国必须抗击这种危险，即使这个居于支配地位的大国显得十分友善；因为其意图一旦变化，美国就会发现自己进行有效的抵抗和扭转事态的能力就将大大减弱。

为了防止上述情况出现，基辛格对欧洲与亚洲作了地缘政治的战略分析。在欧洲，苏联解体，但俄罗斯一些有影响人物无论信仰如何，都接受不了联邦的崩溃以及前苏联各共和国的合法性。联邦崩溃后，邻国乘虚而入，而俄罗斯则力图恢复其在边缘地带的权威，因而成为紧张局势的策源地。美国与俄罗斯关系，只要俄罗斯不借机恢复原来传统的联邦，则在抵制原教旨主义威胁中亚方面是有共同利害关系的。

在欧洲，摆在欧盟面前的任务是，如何调整两个决定北大西洋关系格局

的机构，使北约和欧盟适应冷战后的现实。其现实是苏联的崩溃和德国的统一。北约因苏联崩溃而调整，欧盟则因德国统一而变化。为防止德、俄在大陆中心的争夺，美与英、法有共同利害关系。因为英、法对此既无政治力量又无军事力量。在德国统一而对欧洲一体化产生影响上，其解决办法是德国在欧盟内接受法国政治领导，而德国获得经济事务的发言权；在北约范围内，美国则作为战略领导把德国与西方联在一起。其结果是美国在一体化旗帜下主宰了北约。法国则以鼓吹欧洲独立来塑造欧盟。由此矛盾在于，美国过于在军事领域主宰一切，而无法促进欧洲的政治认同，法国则过于坚持欧洲政治自主，而无法促进北约的团结。

另外，东欧，特别是北部的波、捷、匈等政治上认同于西欧的传统，现成为德、俄之间的中间地带。其要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生存，需加入欧盟，在安全上，则指望北大西洋公约。对此，美国原则上反对这些国家加入北约。原因是在东方和西方之间划一条线，会创造出未来的对抗。美国以和平伙伴关系邀请所有前苏联各共和国、所有东欧各国参加，成为一个含糊不清的集体安全体系。因此，该方案（集体安全体系）既无法解决东欧的安全和把俄国融入国际社会，反而加深东欧的不安全感，损害北大西洋公约。另一方案是，欧盟接纳东欧各国，以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把前苏联各共和国——特别是俄罗斯——与北大西洋结构联系起来。

对亚洲，基辛格认为，亚洲与欧洲不同，欧洲国家是由共同文化习俗聚合在一起的，而亚洲则各有特性且互相竞争。彼此关系十分类似 19 世纪欧洲的均势体系。一个国家的力量明显增强，肯定会招致其他国家抵消这种力量的举措。

冷战时，日本将自己的外交与安全政策是依从美国换取经济自由空间。当其认为苏联是安全主要威胁时，美日利益会趋向一致。现在情况是俄远东力量未减，中、韩军事力量增强，美、日外交难以一致，日本须发展自身力量。特别是日本面临其人口老化、经济停滞，要在中国成为超级大国、俄国恢复其势力之前，全力发挥其技术和战略优势，甚至最后会利用核技术来作平衡。

密切美、日关系既可软化日本，又可减轻其他亚洲国家的疑虑。与美国相联系的日本军事力量，不像纯粹日本军事力量那样使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严重不安，同时，可以使日本减少其军事力量。美国在亚洲没有军事力量的存在，美国在亚洲承担的永久性任务就会缺乏可行性。

中国正在走向超级大国的道路，到 21 世纪 20 年代在国民生产总值上将接近美国。在此之前，中国的政治和军事阴影将降临亚洲。无论中国多么克制，亚洲其他国家会像在对日本那样对日益强大的中国之间谋求平衡。在美、中关系上，与中国对抗会使美国在亚洲陷于孤立。没有一个亚洲国家愿意在任何一场认为由于美国错误政策导致的美、中政治冲突中支持美国。这就会使大多数亚洲国家与美国或多或少地离心离德。因此，几乎每个国家都指望美国创建一个包容中国和日本在内的长期框架。

在美、日、中三角关系中，中、日文化虽有很强亲缘关系，日本对中国是既羡慕又害怕，既渴望建立友谊又迫切想支配它。美、中关系紧张会使日本疏离美国，因为日本即使不想趁机扩大在中国的影响，也不愿追随美国太紧以损害其在中国影响。另一方面，中国亦希望从美国那里得到可以平衡它认为强大而贪婪的邻国。因此，良好的美、中关系是良好的长期美、日关系

前提，同时也是良好的日、中关系的前提。在这三角关系中，任何一方想要脱离这种关系都会冒极大的风险。

对于 21 世纪的世界新秩序中美国的作用，基辛格认为，在美既不能主宰世界又不能脱身时，在它发现自己既无所不能又十分脆弱的时代，美国不应放弃使其可称为伟大的理想。但美国也不应对自己的能力存有幻觉而危及这种伟大。美国的理想必须通过耐心地积累局部的成功而逐步实现。

以上是基辛格对未来世界新秩序的分析，并对美国在其中的地位、作用及所采取的策略提出其设想。这充分反映美国在世界多极化趋势中地位和作用下降中，基辛格从美国为中心出发所提出的战略与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