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口数量

有关元代户口，现存的统计数字很少，且不够准确，很难说明整个社会人口的变化情况。

1235 年乙未籍户所得汉地人户为一百万四千六百五十六户②，与金泰和七年（1207）八百四十一万三千一百六十四户③的统计数相较，户数减少了约百分之八十八。这个乙未籍户的数字与当时的实际户数肯定存在着差距， 一是这次籍户可能只包括金朝旧土的大部分；二是籍户不够彻底，户口有隐漏；三是仍有大量的驱口及诸王、贵戚、勋臣的私属人口不包括在籍户数之中。不过，上述差距不会特别大，因为金朝末年，战乱频仍，户口的损耗确实是惊人的。河北地区，“人民杀戮几尽，其存者以户口计，千百不一余”

④。河南地区，“兵荒之后，遗黎无几”⑤。这里再举两个实例。磁州（今河

北磁县），《金史》卷二六《地理志》载其户数为六万三千余户，而蒙古征金之后，“四境户版，仅及千数”① ，减少了百分之九十八强。宁海州（治今山东牟平），金、元辖境全同，《金史》卷二五《地理志》载其户数为六万一千九百余户，而《元史》卷五八《地理志》载其至元七年抄籍数却只有五千七百余户，减少了百分之九十强。

1252 年壬子籍户的数字，比乙未年增加二十余万户②，应为一百二十余万户。这增加的二十余万户，并不是人口增长的结果，而是来自对户口的进一步搜括。乙未籍户的重要目的之一便是加强剥削，籍户完成后，蒙古政府以户籍为依据，对中原人民进行肆意诛求。刘秉忠指出：“自忽都那颜断事之后，差徭甚大，加以军马调发，使臣烦扰，官吏乞取，民不能当，是以逃窜。”（《元史·刘秉忠传》）在这种情况下，户口是很难真正有所增长的。

① 参见陈高华：《元代户等制略论》，《中国史研究》1979 年第 1 期。

② 关于这次籍户所得户数，有关记载颇不一致。这里榷元史》卷九八《兵志》一的记载，因为这段记载出于元太宗十三年斜烈的奏闻，此时离太宗七年籍户不过六年时间，而且其所载户数与宋子贞、刘秉忠等当时人的记载大致相符，似乎最为可据，姑从之。

③ 《金史》卷四六《食货志》一。

④ 刘因：《孙善墓志铭》，《静修先生文集》卷十七。

⑤ 元好问：《杨奂神道碑》，《遗山文集》卷二三。

① 姚燧：《滏阳高氏坟道碑》，《牧庵集》卷二五。

② 《经世大典序录·版籍》，《元文类》卷四○。

元宪宗时期（1250—1259），忽必烈以皇太弟的身分主管漠南汉地，在汉族幕僚的影响下，注意招抚流亡，安定社会，使中原部分地区得到了初步的治理。这样，中原地区的户口开始缓慢增长。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天下户一百四十万八千四百九十九”（《元史·世祖纪一》），比壬子年的籍户数增加了近二十万户。这增加的约二十万户，其中大部分当仍是搜括隐漏户口所得，但也有一部分是人口自然增长的结果。

中统元年（1260），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以后，立即着手对汉地的全面治理，推行一系列汉法，促进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其社会成效，反映在户口统计数字中就是户口的不断增加。《元史·世祖纪》中保存了中统二年

（1261）至至元十一年（1274）连续十四年北部中国的统计户数。这十四年中每一年的统计户数都比上一年有所增加，大多数年份的增长率在百分之零点三至百分之二点二之间，这大体上是人口自然增长的反映。

至元十三年（1276），元朝灭宋，统一全国。《元史·世祖纪》虽然记载了这一年的南北总户数，但南方户数乃据旧籍抄报①，与实际情况颇有出入，不足为据。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元代全国性的户口统计数皆告阙如， 直到至元末年才又出现了全国性的户口统计数，表列如下：

注：至元二十八年户口，原材料记载： “户部上天下户数，内郡百九十九万九千四百四十四，江淮、四川一千一百四十三万八百七十八。”表中所列此年户数，乃将南、北户数相加而得。

上表所列户口统计数，大致上是宋、金旧土的户口统计结果，不包括蒙古部民、宣政院辖地（今西藏及青海、四川的藏族地区）和云南行省的户口。至元三十年后，元代再没有较全面的户口统计，因此，至元三十年的统计户数是元代的最高统计户数，较之宋、金合计二千一百八万三千九百六十五户

②，相差七百零八万余户。这个差额过大，可见上列户口统计数字的不准确

性。究其原因：

首先，上列户口统计数字，在统计对象上不包括“游食者”和诸王贵族的私属人口。大量存在的奴隶只附籍在主人名下，不另立户，其口数当也有相当的隐漏。湖广行省西南部，四川行省南部的所谓“山泽溪洞之氓”也不在统计之列。

① 参见徐硕：《至元嘉禾志》卷六《户口》。

②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十一《户口》二载，南宋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有户一 千二百六十七八百；

《金史》卷四六《食货志》一《户口》载，金章宗泰和七年 （1207）有户八百四十一万三千一百六十四。

其次，上列数字存在着统计上的误差。《元史·地理志》在绝大部分路、府及直辖州下开列户口，属原南宋统治地区的江浙、江西、湖广、四川四行省及河南行省南部诸路、府、州所列户。

基本上为至元二十七年（1290）的抄籍数①。根据这些数字进行统计， 上述地区的总户数为一千二百三十六万一千八十，总口数为五千六百八十五万六千八百二十四②。用表中所列至元二十七年的南北总户口数减去以上统计结果，则这一年北方地区只有七十三万六千余户，一百九十九万六千余口。这显然是不合实际的，因为至元十一年（1274）北方地区便已有一百九十六万七千余户，而至元二十八年（1291）户部统计的北方地区户数也为一百九十九万九千余户。由此可知，上表所列各年户数，都至少存在着一百二十余万户的误差。这个误差当主要存在于南方地区的户口统计上，根据《元史·地理志》统计的至元二十七年南方地区户数竟比户部统计的至元二十八年户数多出近一百零三万户，便是明证。

从至元十二年（1275）到至元末年，北方地区的户口仍在持续增长，但这在元政府的户口统计数字中未能得到如实的反映。根据元政府的统计数字，从至元十一年到至元二十八年（1275—1291）的十七年间，北方地区的户数只增加了三万二千余户，年平均增长率只有百分之零点一。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一定数量的统计误差外，主要是北方人户大量南流造成的。元人记载说：“昔江南平，中土人士南走，若水趋下，家而占籍者有之，衔命仕者又倍徙焉。”①至元二十二年（1285），“内地百姓流移江南避赋役者已十五万户”（《元史·崔彧传》）。随镇守军队南迁的军户在南流的北方人户中更占有很大的比例。镇江路（治今江苏镇江）有北方侨寓人户三千八百四十五户，其中汉人军户三千三百六十七户②，占百分之九十。因此，若以至元前十一年间北方人户的平均增长率为参数，我们有理由推测在至元十二年到至元二十八年间，北方户口应该是增加了，而其中的绝大部分流徙到南方去了。

这一时期的南方地区的户口，总体上同南宋晚期大致相当。宋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有户一千二百六十七万八百一、口二千八百二十二万八十

① 少数地区用“至顺钱粮数”著户，口阙。还有一些地区户口皆阙，四川行省阙 略最甚。

② 原材料中江浙行省的湖州路、松江府、铅山州、河南行省的襄阳路、高邮府均 用“至顺钱粮数”著户， 阙口。此处统计，湖州路户用《永乐大典》卷二二七七 《湖州府志》（中华书局，1960）所载至元二十七年户数二十五万七千三百二 十替代；松江府户口用《正德松江府志》卷六《户口》（天一阁明代方志续刊本）所载至元二十七年户十六万三千九百三十六、口八十八万八千五十一替 补；湖州路、铅山州、襄阳路、高邮府的口数则用所在行省的户平均人数（依 《元史·地理志》所载户口计算，江浙行省每户平均为四点九人，河南行省南 部每户平均为五人）乘以户数补入。

① 许有壬：《葛世荣墓志铭》，《至正集》卷五三。

② 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三《风俗》。

五③。以前文所列根据《元史·地理志》统计的至元二十七年（1290）南方地区户口数与之相较，元户少三十万九千余，口则多二千八百六十三万六千余。宋代的户口统计只计男口而不计女口①，所以实际口数比统计口数要多一倍。这样，宋嘉定十六年的实际口数约为五千六百四十四万，元至元二十七年口数实际上较之多四十一万余。

不过，元代南方各地区的户口分布颇不平衡。以《元史·地理志》所载至元二十七年南方各地户口数同《文献通考》卷一一《户口》所载宋嘉定十六年各路户口数相比照，其结果是：江浙行省较宋增加了一百五十七万余户，湖广行省和河南行省南部较宋增加了一百零四万余户，江西行省较宋减少了四十二万余户，四川行省则较宋减少了二百四十九万余户。上述状况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宋元战争。元军灭宋，在江浙一代，由于战事进展迅速，大部分地区的户口损耗不大，战后生产又很快恢复发展，加上北方南流人户主要集中于江浙一带，故这一地区的户口增加最快。荆湖、广西和淮南地区， 在元军平宋过程中，除少数军事要地因强烈抵抗受到较大的破坏外，大部分地区受战争影响较小，户口损耗不多，经统一后的恢复和发展，户口便有了不小的增长。江西和广东（即江西行省辖区），是南宋残余势力从事抗元活动的主要区域，战争过程较长，故户口损耗也较大。如元军消灭南宋卫王势力一战，便造成了“广东之户十耗八九”②的结果。至于四川地区，宋元之间在此争战四十余年，故户口损耗最大。虽然《元史·地理志》中四川不少路、府的户口阙载，但四川户口的实际减少恐不下于二百万户。

元世祖至元以后，元代的户口情况再没有较完整的统计数字可据，只能根据零散的资料作一些推测。元代中后期，中书省辖地的户口有较显著的增长，其增长趋势可能一直持续到元顺帝至正（1341—1368）初年。例如：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济宁路（治今山东巨野），有饥民四万四千九百户， 为至元七年（1270）该地全部人户一万五百四十五户的四倍多；元顺帝至正十二年（1352）大名路（治今河北大名）有饥民七十一万六千九百八十口， 为至元七年（1270）该地全部人口十六万三百六十九口的四点四七倍。陕西、甘肃二行省及河南行省北部地区的户口，在元代中期仍有增长，如陕西凤翔府（治今陕西凤翔），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有饥民四万七千户，为元宪宗二年（1252）该地全部人户二千八十一户的二十二倍。不过，上述地区的户口增长可能只持续到泰定年间（1323—1327）。元文宗时期（1328—1332）， 统治集团内部争夺权力的战争和罕见的饥荒、疫疠在上述地区相继发生，造

③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十一《户口》。

① 关于宋代户口统计户多口少的原因，史学界有“男口说”、“丁口说”、“漏口说”等多种说法，这里采取范文澜等主张的“男口说”。参见范文澜：《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范文澜历史论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年版。

② 姚燧：《史格神道碑》，《牧庵集》卷十六。

成了人口的剧减①。在至元以后一段时间中，江南和淮南地区的户口，可能仍处于上升状态，但到元成宗大德末年（1297—1307）这种上升状态大约已告结束。大德十一年（1307）前后，江南和淮南地区发生特大饥荒，许多地区还继发疫疠，其结果是“岁凶民流，东南愈甚，死者无算”②，造成了人口的大量减少。天历二年（1329）前后，江南和淮南地区再次遭受特大饥荒， 出现了“道殣相望”③的局面。这样，从大德末年到至正初年，江南和淮南地区的户口大概处在一种时而减少、时而恢复的状态，很难有明显增长。四川地区的户口在元代中后期当有一定的增长。例如，故宋绍熙府（治今四川荣县），元初“以其地荒而废之”，到后至元四年（1338）有“居民二十万， 故立府治之”（《元史·顺帝纪二》）。

元顺帝至正时期，政治大坏，全国各地灾荒不断，终于激起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大规模的战争延续二十余年。在这样的社会状况下，全国各地的户口都急剧下降，中原地区“积骸成丘，居民鲜少”①；江南地区“人死兵戈者十七、八”②。

元代边疆地区的户口，《元史》阙载，有关资料也比较缺乏，很难作出较准确的叙述。岭北行省地区，成吉思汗时代在此设立了一百多个蒙古千户，其户口因在战争中俘掠驱口和人口生殖而不断有所增加。大德末年，窝阔台汗国大批降民迁入岭北，至大元年（1308）仰食于官的北来贫民达八十六万八千户③ ，这其中有一部分是原来就居住岭北的拖雷系诸王部众，而另一部分则来自窝阔台汗国。据以上情况推测，岭北行省的人口当在两百万以上④。吐蕃地区的户口，元政府在至元五年（1268）和至元二十四年（1287） 两次派人进行清查。至元五年清查的结果是：阿里和后藏地区共有一万五千六百九十户，前藏地区共有二万零七百五十三户，前后藏之间的羊卓地区共有七百五十户，总计三万七千二百零三户①。据《萨迦世系史》说，当时每户为六人（夫妇二人、子女二人、男女仆役二人）②。据此推算，则上述地区有二十二万三千余口。但是，这次籍户在地域上限于乌斯藏宣慰司辖地，

① 浦机：《与蔡逢原参政书》《闲居丛稿》卷一七；苏天爵：《韩永神道碑》，《滋溪文稿》卷十七。

② 程钜夫：《王德亮墓志铭》，《雪楼集》卷二一。

③ 王礼：《刘宗海行状》，《麟原前集》卷三。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一七六，洪武十八年十一月乙亥。

② 王逢：《读古节妇传》，《梧溪集》卷四。关于至正时期的户口情况。参阅邱树森、王廷：《元代户口刍议》，《元史论丛》第 2 辑，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③ 《元史》卷二二《武宗纪》。

④ 参见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下册，页 181—183，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① 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陈庆英译本，页 185—186，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② 阿旺·贡噶索南：《萨迦世系史》，陈庆英等译本，页 108，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不包括其他藏区，在统计对象上可能也不包括牧民③，故不能反映吐蕃地区户口的全貌。关于云南行省的户口，大德八年（1304）程钜夫撰《平云南碑》， 说是“见户百二十八万七千七百五十三”④。这个记载未必准确，其中可能包含了一定的虚报成分。

③ 参见毕达克：《蒙古在西藏的括户》，沈卫荣译，《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 10 集，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④ 《雪楼集》卷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