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忽必烈时期的投下制度

1241 年窝阔台死后，在脱列哥那后执政和贵由统治时期，朝政紊乱，法度不一，蒙古诸王贵族肆意搜刮汉地财赋较前更加严重，他们擅招民户，拘刷工匠，许多民户承担不了沉重的赋役而逃亡。如邢州一地丙申年分封给启昔礼、把带两位答剌罕家时，有民户一万四千多户，到蒙哥初年只剩下五七百户。蒙哥即位后，开始整顿汉地的混乱局面，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括户。仅 1252 年（壬子年），所括户就比乙未年（1235）增加二十余万。蒙哥虽然通过括户抑制了投下的发展，但是他在位期间照样大封宗亲，先后拨出至少 109891 户给予诸王后妃十五人，9819 户给予功臣十一人。这些诸王后妃功臣在汉地原无分地分民，他们得赐民户，等于汉地投下数目的增加。1260 年忽必烈即位时，“诸色占役者强半”①。因此，整顿和改革投下制度，已是摆在忽必烈面前的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

忽必烈对投下的整顿和改革主要采取以下一些措施：

第一，对五户丝制进行改革。规定投下丝料由有司征收，受封者于中书省验数关支，改变了过去就征于州郡的办法。按照规定，“每户科丝二十二两四钱，二户计该丝二斤一十二两八钱。其二斤即系纳官正丝，由正丝、色丝各半。外将每户剩余六两四钱积至五户，满二斤数目，付本投下支用，谓之‘二五户丝’。以十分论之，纳官者七分，投下得其三焉”①。

第二，全面整理户籍，发布了许多有关投下的禁令。如至元元年（1264） 颁行圣旨：“依着先帝圣旨，诸王、公主、驸马并诸投下，不得擅行文字， 招收户计。”②至元八年（1271），尚书省颁行《户口条画》，对诸投下招收的附籍、漏籍、放良、还俗人户，都按民户入籍，并重申投下擅招人户的禁令。同时，对投下的匠户、驱奴、放良人口等都作了详细规定。元代许多有关投下的禁令，大部分是忽必烈时期先后制定的。

第三，对投下封地行政建置进行了调整。忽必烈借平定李璮之乱的有利形势，在原汉人世侯辖区内，以较重要的诸王勋贵分地为单位，采取分设、新立、改置及维持原状等方式，众建路州，尽可能使拥有较多封户的诸王贵族独占一路一州，或在该路州占主导地位。所谓“分设”，即初为一路，现依投下食邑细分为若干路和直隶州，如严实东平路一分为十。所谓“新立”， 是指元初并非独立的路州建置，此时因投下封户所在，从某些路州中割划、合并而来的新路州，主要有般阳路、彰德路、卫辉路、广平路、顺德路、怀孟路、河南府路和宁海州。所谓“改置”，是指与蒙古国时期相比较，路的名称未变，但辖区却因投下封民所在发生划割改属等变动，主要有益都路、

① 王恽：《史天泽家传》，《秋涧集》卷四八。

① 王恽：《中堂事记》，《秋涧集》卷八○。

② 《元典章》卷十七《户部》三《户口条画》。

济南路、真定路、大名路、河间路等。所谓“维持原状”，是指金末元初已有路的建置，因该路主要为某一贵族封户所在，故得以维持原有的行政建置和辖区，主要有京兆路、平阳路和太原路。通过这样的调整和变动，使之大致具备了既为朝廷路州，又系投下封地的食邑特征。

忽必烈对五户丝食邑进行了整顿和改革之后，又将分封制度推广到江南，建立了江南户钞制。平宋后，规定诸王、驸马在江南分地里的民户每户交纳中统钞五钱，称作“江南户钞”，成宗时改为交中统钞二贯①。据《元史·食货志·岁赐》所载江南户钞项下所记分拨人户，总计约达 1936946 户。

当元军下江南时，所收诸路户口累计为 9370472 户，则封户占所收人户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多。这项分封的数字仍然不小，它足以说明忽必烈继续执行窝阔台时代投下食邑化政策；但相对而言，其规模有所缩减。至于五户丝改为户钞，那是因为忽必烈定制在江南依亡宋旧例，秋税征粮，或可折钞，后夏税征物，也可折钞，而未像在北方那样分派科差，征收丝料和包银。

投下制度在忽必烈时期已基本定型，忽必烈的后继者大体上遵循着他所制定的有关政策。后来成宗、仁宗朝先后对投下制度作过一些改革，但没有收到明显的实效。元末，皇权对投下控制日益减弱，同时，依附于皇权的投下分封制度也逐渐走向衰落。

① 《元史》卷九五《食货志·岁赐》。至元二十年，元廷规定：“诸王、公主、驸马得江南分地者，于一万户田租中输钞百锭，准中原五户丝数。”（《元史》卷十二《世祖纪》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