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吏入仕

元人吴澄说：“国朝用吏颇类先汉。至元间予尝游京师，获接中朝诸公卿。自贵戚世臣、军功武将外，率皆以吏发身。”①高级官员大多出自半世袭化的蒙古、色目乃至较早投效元廷的汉人“贵戚世臣、军功武将”，同时

③ 林弼：《迭理迷失传》，《林登州集》卷二一。

① 危素：《欧阳玄行状》，《危太朴文续集》卷七。

② 《元史》卷八八《百官志》四。按怯薛中之速古儿赤，原系“掌内府尚供衣服者”，与侍正府职掌相应。

① 吴澄：《赠何仲德序》，《吴文正公集》卷十四。

仍有不少以吏发身的“无根脚”的人员。而在中、下级官员中，则出职吏员更占据了绝大部分，乃至当时竟有人断言：“我元有天下，所与共治，出刀笔吏十九。”在国家行政运作中吏员作用的增强，至少从北宋已经开始了。这种趋势在南宋虽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压抑，但在金统治下的北方却不断加强。元初制度多承袭金制，加上蒙古征服北中国初期，“郡县往往荷毡披毳之人，捐弓下马，使为守令。其于法意之低昂、民情之幽隐，不能周知而悉究。是以取尝为胥曹者，命具之文书上，又详指说焉”③。甚至“司县或三员或四员，而有俱不知字者。一县之政，求不出于胥吏之手亦难矣”④。于是，在铨选制度不曾完善而补注官缺的实际需要又相当迫切的情势下，由吏出职补官的途径便自然畅通了。元代前期，吏员逐级晋升、最终出职地方官的速度有时极快。“才离州府司县，即入省部；才入省部，不满一考，即为州府司县官”⑤。忽必烈朝之后，由于官吏冗滥，由吏入仕所需时日变得相当长。但是因为长期停科，即使恢复科举制度后取士人数也过少，对于一般没有社会背景的人来说，通过吏职进入仕途仍然不失为较好的选择。所谓“科举废矣，珥笔可也；学校具文矣，衙前可也”①，正是当时社会舆情的生动写照。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各路府州司县民家子弟，多不攻书。虽曾入学，方及十五以下，为父兄者多令废弃儒业，学习吏文，以求速进”②。

元代吏员的名目多达数十种。广泛设置在路府州县行政机构中的吏员通称“司吏”。设于省台院（含行省、行台、行院）、六部、宣慰司等高级部门的则有“令史”，其中省、台、院令史又分别称为“省掾”、“台掾”和“院掾”。令史和掾史作为高级吏职，在元代又有“勾当官’之名。设置在中行各省检校所以及台察衙门里专司文书稽核的“书吏”，很可能也属于勾当官体系。司吏、令掾史和书吏的主要职掌，是负责呈复、制作或检阅各种文书案牍。案牍吏员在各种吏职中最为重要，地位也最高。此外，在中行省台院、六部及宣慰、廉访诸司，还有专门负责传达记录政令的吏职，即“宣使”和“奏差”。吏职中设员最为普遍，地位又最低的，是收发、保管各种文书档案的“典吏”。上至都省、下至司县和各级行政机构及其直属的诸幕僚、职能部门，多设有员数不等的典吏。除以上所列举，蒙古语和回回语翻译是构成元代吏职的重要的特有成分。翻译吏员又可以分为“译吏”（书面译员）和“通事”（口语译员）两种。

关于吏员升迁途径的体例十分繁复。总的来说，他们需要煞过十年左右

② 揭傒斯：《善余堂记》，《揭傒斯集》卷六。

③ 危素：《送陈子嘉序》，《危太朴文集》卷六。

④ 胡祗遹：《铨词》，《紫山大全集》卷二一。

⑤ 胡祗遹：《时政》，《紫山大全集》卷二二。

① 徐明善：《冷东斋义役规约》，《芳谷集》卷三。

② 《元典章》卷十二《吏部》六《试补司吏》。

甚至更长一段时日，逐级地从低级衙门属吏升到

各种高级衙门中的吏职，而后就可以由是出职，担任品从不等的流官。一部分路府州司吏，也可能在考满后出职，担任没有品从的低级首领官如典史、吏目、都目等，升任提控案牍，再由提控案牍入流品。兹据牧野修二《元代勾当官体系的研究》及王劲松《元代吏制研究》两书，制成吏职升进示意图如下。图内标注Ⅰ的环节，仅为至元中叶以前实行的升转途径；凡标注Ⅱ或Ⅲ者，则分别表示始自至元后期或武宗朝的新增环节。

上表所列，只是择要简示案牍吏职升转途径和入官品从。元代由吏出职的实际情况、各种规定及其前后变化，都还要繁复得①巡尉司系巡检司与县尉衙门的合称。②理问所是行省直属的司法机构。多。约略言之，大概还有以下几点需要稍加补充说明①。

一是有些吏员出职入流之前，必须按规定作一定任期的税务官、钱谷官等。此类杂职官虽有品从，但不得入流，而且事繁名微，一般人都不愿就任。于是，元政府利用吏员急于入流的心理，将这些职务纳入某些吏员必经的出仕途径。中元以后，路吏出职，往往要先任钱谷官，再转为无品从的低级首领官，经过典吏、吏目、都目、提控案牍，然后入流品。从这样的安排也可以看出，杂职品官的地位是如何低下。

二是除案牍吏职以外，较高品级衙门的其他吏员，如通事、译史、知印、宣使、奏差等也可以直接出职。中、行省、六部、台、院的通事、译史、知印，其升进体例大略与令史同；宣使、奏差的出职品级要低一些。廉访司翻译吏职进入流官的品级要比案牍吏职（书吏）低一等。中书省的蒙古令史（蒙

① 这一部分叙述中参考王劲松、牧野修二两氏前引著作之处甚多，兹不一一出注。

古必阇赤）出职为正六品，比非蒙古入省掾高出一等，当然更体现了元代政治的特点。

三是职官充吏制度化。至元中叶，都行省、台、院、六部、宣慰司等机构中，先后定制部分地择用由职官转补的令史、宣使等吏员。都省掾从正、从七品流官内选用，院（行院）、台（行台）、行省掾从正、从八品流官内选用，宣慰司、六部令史由正、从九品流官选用，取充宣使的职官级别各降低一品。武宗即位翌年（1308），更明确规定在职官充吏的人数必须占据有关衙门所设吏职的一半。不久又宣布廉访司书吏亦需由正、从九品文资流官中选取一半。其他奏差、书吏、通事、知印等吏职，也多必须于职官内选用一半。职官充吏的制度化，从政府方面来说，是为了提高在职吏员的素质， 同时也可以加强他们重新出职作官时的务实意识和能力。对那些甘愿已官复掾的人来说，选择这条仕进之路，只须熬满月日、出职为官，则一跃可至六、七品，比由从九或八品职官依例迁调，还是要简捷可靠。因此，虽然“官坐而治，吏立而趋，官九品亦有立而趋其前者，吏虽大府崇秩，其势不得不卑”， 但当时已“坐而治矣，复立而趋者”依旧大有人在①。

四是由儒补吏。这里包括三种形式，即岁贡儒人、诸生补吏、学官充吏。按定制，岁贡儒人是指各路分每隔三年或二年向上级贡举“洞达经史、通晓吏事”并且“廉慎行止”的儒人一名左右，充廉访司书吏（最初系充部令史）。诸生补吏的内容，包括国子监贡举陪堂伴读生（在国子监内“佐贵游治业” 的程度较高的陪读生）和优异的国子生出任随朝及廉访司吏职，以及地方学校荐举肆业诸生担任地方官府吏职。元仁宗时，曾企图进一步扩大推行由儒补吏的作法。“仁皇惩吏，百司胥吏听儒生为。然而儒实者不屑为，为者率儒名也”②。看来时人对这种惩治吏弊的方法评价并不太高。元代后期，下第举人也可以受举为吏员。

由儒补吏的第三条途径是教官充吏。教官在元代属于流外杂职的一种。由于儒生“入仕格例，无不阶县学官而升”③，在人多缺少的情况下，要作到路府教授是非常不容易的；即使幸而受一命之宠，依然很难指望得入流品。因此，由教官补选吏职，对于那些想借是途“出而致用”的人，有很大的吸引力。按元制，府州教授许补各部令吏。至于从学录、学正、教授中选用廉访司书吏的例子，更是随处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