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西北史地与元史学者的成就

同时以精于西北史地之学著名的学者还有张穆（1805—1849）和何秋涛

（1824—1862）。张穆应祁巂藻之请复核其父祁韵士所著《皇朝藩部要略》， 觉得应有地志与之“相辅而行”，遂著《蒙古游牧记》16 卷，按蒙古各盟旗分述其山川、史迹，其中涉及元代蒙古历史地理者甚多，每有精辟的参证。书未及完稿而病卒，由何秋涛整理、补充而成，1859 年刊行。张穆还从《永乐大典》中录出《元秘史》总译部分，与他本校勘后刊入《连筠簃丛书》， 使之得以广泛流通。何秋涛亦究心时务，以为俄罗斯地与我国北境相近，和边防关系甚大，而未有专书论述，乃采官私载籍著《北徼汇编》，初仅 6 卷， 后复广泛搜罗有关俄罗斯和新疆、蒙古、东北三边区历史地理以及中俄交涉的史料和中外著述，扩编为 80 卷，1858 年进呈，咸丰帝赐名《朔方备乘》。其中与元史有关者有历代北徼诸国、诸王、将帅传的元代部分和《元代北方疆域考》等多篇。何氏还在张穆协助下出了《圣武亲征录校正》。

张、何以后，清末民国初，从事西北史地与元史研究（时称“道咸时学”） 的学者更多，他们中在元史方面贡献大者有李文田、洪钧、丁谦、柯劭忞、屠寄等。李文田（1834—1895）的主要著作是《元朝秘史注》15 卷（据《连筠簃丛书》本），利用了很多宋金元明史籍以及清人西北史地著述以考释史事、部族、地理、人物。由于所据的仅是不完全的总译，李氏又不通蒙古、西域语言，而颇多错误，但在提供考证资料方面至今仍有一定参考价值。作为第一部《秘史》注释① ，它在这部重要史籍的研究上占有一定地位。当时著名学者文廷式（1856—1904）也很注意研究《秘史》，他为李注书增补了许多有价值的眉注。李文田编撰的其他元史书有《西游录注》、《圣武亲征录校正》、《和林金石录》（据俄人拉德洛夫所编《蒙古古物图谱》录出） 等。在他之后研究《秘史》的还有施世杰（著《元秘史山川地名考》）、高宝铨（著《元秘史李注补正》）、丁谦（下详）等人。

丁谦（1843—1919）是晚清著名的舆地学者，尤精于西北历史地理研究。自汉至唐各史之西域传和历代西域纪行之书他都做了考证，而特别着重于元代，著有《元秘史地理考证》（附《元史》特薛禅、曷思麦里、郭宝玉诸传地理考证）以及《长春真人西游记》、《西游录》、《西使记》、《张德辉纪行》、《经世大典图》等书的地理考证，并撰《元太祖成吉思汗编年大事记》、《元初漠北大势论》等文。他自谓其考证西域地理乃“合中西各史书， 参互推究”，观其所撰元史诸篇，“西史”、“西图”资料主要就是用了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和《中俄交界全图》。当时我国边疆图籍出了不少， 丁氏搜罗殆遍，又得洪钧书译介之外国资料相参证，因而能比前人有所进步。不过他涉及的范围太广，又缺乏必要的语言学修养，错误颇多。

① 岛田翰《访余录》称他曾见过黄丕烈所撰《元朝秘史疏证》，其言似不可信。

同时代对蒙元史有研究的著名学者还有沈曾植（1850—1922）和文廷式。他们都是光绪进士，长于史学，喜治元史和西北史地。沈曾植初任职刑部多年，后任总理衙门章京。时俄人雅德林切夫、拉德洛夫发现了元和林城及其附近唐元碑刻，拉氏编为《蒙古古物图谱》4 册（1892—1899 年出版）， 驻华俄公使送了一部给总理衙门，沈曾植为其中的阙特勤碑写了一篇跋文。他的蒙元史重要著作有《蒙古源流笺证》、《岛夷志略广证》（据新旧各图及中外学者著述考证南洋各地古今地名、航路）和《元秘史注》。文廷式任职翰林，由编修升侍读学士。时《永乐大典》大部分尚存，他从中抄辑出不少元代文献，如《大元官制杂记》、《大元仓库记》、《大元毡罽工物记》等，后被王国维刊入《广仓学宭丛书》中。沈、文都是维新人物，拥护变法， 并曾赴日考察，学术眼界也宽。文氏在日本结识了内藤虎次郎，受其托抄录了一部《元朝秘史》寄给他，那珂通世遂据以将汉字音译蒙文转译为日文。

当时研究元史诸家中还有曾廉（1857—？）。他长期在家乡湖南邵阳教书，思想极端保守，反对戊戌变法。1902 年客居贵州后从事于改编元史，著成《元书》102 卷，1911 年刊行，另有《元史考证》4 卷。他虽取同乡先贤魏源的《元史新编》为蓝本，而宗旨却与魏源以来诸家致力于广搜中外史料、考订史实以补正《元史》者全然不同，自称欲继孔子作《春秋》之志，申明纲常大义。其书主要依据《元史》，作了大量删节，仅少数重要儒臣列传及忠义、孝友、列女等传按其编纂宗旨增补了许多内容（如忠义由 85 人增至

160 余人，列女由 107 人增至 160 余人），所发议论亦多迂腐。此书无论在资料上和方法上都与时代进步背道而驰，在重修元史诸书中最无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