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运的兴衰

元代海运号称“一代之良法”，但统治者对它的认识，并非始即了然，因而，对它的筹划和组织也是逐步趋于完善的，这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试行阶段。约从至元十九年初运到至元二十四年专管海运的“行泉府司”的设立，在这期间，海运的优越性逐步显露，引起了统治者的重视。至元十三年，元军攻陷临安后，一方面调拨粮食北运，另一方面把缴获的库藏图籍，通过海道运往大都。此后，元廷着重于传统的河运系统的整建，并在山东境内修凿河道，实行多渠道运输。

至元十九年，丞相伯颜鉴于多年内河粮运的劳费，始从至元十三年经海道搬运宋室库藏的旧例中得到启发，听从朱清、张瑄的建议，通过海道运输漕粮，当年由江淮行省制造平底船六十只，行省又委托上海总管罗璧和朱清、张瑄另造船只，再利用本处军人和官船召雇水手，将江南各地的粮食集中扬州，往东出海，沿海道北上。这次初运粮食为四万六千石，数目虽不足观，却有了一个好的开端。与水陆转运、河海联运过程中出现的不利因素相对比，海运在经济上的效益非常明显，此后，海运量便从一二十万猛增到五十七万八千石。于是，元廷逐步罢废一些内陆河运及海河联运的航线，采取多种措施，特别是设立了行泉府司，专管海运，加强了海运的运输能力。

（二）确立阶段，约从至元二十五年“都漕运使司”和“京畿都漕运使司”的设置到大德年间。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委用朱清、张瑄专管海运，漕运主要依赖海道，岁运之数大幅增长。

前面提到，元廷曾设立南北两处漕运司，管理以中滦为转运点的漕运。到了至元二十五年，改在天津直沽河西务和大都分别设置都漕运使司，前者接纳南来的粮食物资，但实际主要接纳的是海上运来的粮食；后者把前者按纳来的粮物收入仓库。这实际是一套衔接海运的接运系统，说明海运逐步成为主要运输方式，于是，其他漕运机构相继罢废。

在这过程中，负责海运的官员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特别信任，其中最著名的是崇明人朱清和嘉定人张瑄。他们原是南宋时的“海盗”，入元后逐渐被重用，至元二十年首次海运成功，分别授为中万户和千户，次年又分别以

② 丘浚：《漕挽之宜》下，《大学衍义补》卷三四；沈廷扬：《海道奏疏》（见于《崇明县志》卷十九《艺文志·奏疏》）。

③ 任士林：《江浙行省奏运海粮记》，《任松下先生文集》卷二。

江东道和淮东道宣慰使之职兼领海道都漕运万户。忽必烈曾对丞相说过： “朱、张有大勋劳（指开创海运），朕寄股肱，卿其卒保护之。”①“南人” 如此受器重，在元代并不多见，说明他们确实为元廷解决了国脉所系的漕运大计。漕粮主要取自江南官田岁入，在至元二十五年至大德七年这十五年中间，除元贞、大德初因“京畿所储充足”而减额外，岁运之数，至元二十五年、至元二十六年分别为四十万石和九十三万石，以后激增至一百四五十万石，大德七年为一百六十五万石。海运漕粮满足了大都愈益增多的粮食需要。

（三）发展阶段。约从大德末年至天历二年（1329）。这一时期，南方漕粮征收的布局有所调整，岁运之数继续大幅上升。

漕粮的征收地，元初大致沿袭宋代，即以湖广、江西和江浙地区的税粮充运。其中，江东宁国、池、饶、建康地区的漕粮称为“上江粮米”，常由海船逆长江而上装运；江西湖广的漕粮，则用河船东运至真州兑入海船。这不仅耗费人力、物力，而且海船逆长江上行困难很大。于是，至大四年（1311）作出新的规定，实物粮改从两浙地区征收，海船停泊沿海港口，就便装粮起运。这种“弃远就近”装粮的方法，颇与已经形成的海运体制相适应，效益明显，“海漕之利，盖至是博矣！”（《元史·食货志一》）。后来，随着岁运之数的激增，并考虑到两浙地区不断出现灾荒，上述“弃远就近”装粮的原则也不得不有所调整，具体办法是在集庆龙湾（今江苏南京下关）构筑粮仓（集庆仓，或称广运仓）以集中沿江粮米，再另拨河船往东运至开洋港口，兑入海船①。粮食征集区域再次扩大，同时又能避免海船逆江上行之难。

岁运之数，至大四年前在两百万石以下。延祐六年至天历二年间（1319

—1329），除至治三年（1323）外，均在三百万石以上，天历二年，达三百五十余万石，这是元代海运的最高额。

（四）衰落阶段。从后至元元年到至正二十八年元亡（1335—1368）。元朝后期，海运业如同元代社会那样，衰落破败，百孔千疮，“水旱相仍，公私俱困，疲三省之民力，以充岁运之恒数，而押运监临之官，与夫司出纳之吏，恣为贪黩⋯⋯兼以风涛不测，盗贼出没，剽劫覆亡之患，自仍改至元之后，有不可胜言者矣！”（《元史·食货志五》）

元末农民大起义后，海运濒临衰歇，“元京军国之资，久倚海运，及失苏州，江浙运不通；失湖广，江西运不通”①。为挽救危机，元廷试图用就近屯田的办法另辟粮源，但很快归于失败，于是只得继续乞求于海运。

元末海运残局的维持，一是依赖江浙的张士诚、方国珍，二是福建的陈

① 王逢：《张孝子序》，《梧溪集》卷五。

① 郑元祐：《海道都漕运万户府达鲁花赤和尚公政绩碑》，《侨吴集》卷十一；虞集：《两浙运使智公神道碑》，《道园学古录》卷十三。

① 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

友定。

方国珍兄弟于至正八年（1348）“亡入海，聚众数千人，劫运艘，梗海道”。此后降于元，元廷利用他维持海运。他虽时降时叛，但从至正十九年起，尚能“岁岁治海舟，为元漕张士诚粟十余万石于京师”（《明史·方国珍传》）。张士诚于至正十六年据平江（今江苏苏州），次年降元。至正十九年，元廷派专使来平江，于方、张之间“往来开谕”，使二人各具舟、粮，结果，“粮得入京者仅十一万石，自是岁以为常”（吴宽《平吴录》）。据载，至正十九年和二十年，起运粮为十一万石，至正二十一年和二十二年为十三万石。至正二十三年九月，张士诚自立为吴王，此后“元征粮，不复与”，并杀劝贡将领，江浙海运至此绝。但福建陈友定仍忠于元廷，一条从福建绕过江浙直通大都的海道得以一度通行，一些地方官员也不时凑集一些粮食接济大都，直至元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