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期的政治弊端

皇庆、延祐之初汉法的再推行，从一开始就处在答己太后集团的掣肘之下。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铁木迭儿，武宗初任宣徽使时就与答己关系非同寻常。至大元年，铁木迭儿被外调江西、云南。后来他擅自“离职赴阙”， 偷偷回到了答己身边，最后以皇太后旨“得贷罪还职”。武宗一死，答己趁仁宗尚未即位，从兴圣宫降懿旨，抢先召铁木迭儿回京，并用为中书右丞相。这年春天，答己以“内降旨除官千余人”，“徽政、宣徽用人，率多罪废之流”（《元史·仁宗纪一》）。太后这种纵情私欲、浊乱朝政的行为，用儒家学说关于端坐宫闱、“母仪天下”的规范来衡量，相差实在太多。她与仁宗所信任的儒臣之间的潜在对立，毫无疑问是存在的。

仁宗对答己母后的态度颇有微妙之处。他对答己肆行威福，心中肯定怀有不满。延祐元年敕内侍只授中官，很大程度上当针对内降旨除授而发。皇庆二年初，太后起用的中书右丞相铁木迭儿“以病去职”。是年十二月，以归葬父母规避铁木迭儿的李孟还朝，仁宗立即以中书平章政事之职复授之。事隔不到半年，铁木迭儿复为首相，李孟即行乞退。延祐元年末李孟虽仍拜为中书平章，但似乎只是为了以中书执政地位主持策试进士的科举考试，自此以衰病不任事。仁宗出于无奈，又起用御史中丞萧拜住为中书右丞，寻升平章政事，期以牵制铁木迭儿①。中书省内这种变动不居的人事更替，曲折地反映出帝、后之间对官僚中枢的暗中争夺。

汉族文人多把仁宗对答己的曲意退让奉承为“孝养顺承，惟恐不至”， 称赞他“视虞舜而不愧”②。但是，除了仁宗个性的孝顺以外，促成帝后之间妥协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实际是他一意改变叔侄相继的先约，要把皇位传给自己儿子的私心。延祐二年十一月，仁宗迭经犹疑之后，终于下决心采取行动，遂封武宗长子和世■为周王；次年三月，又置周王常侍府，命随周王道经陕西、四川之云南就藩。和世■到陛前入辞，赖伯铁木儿向仁宗力谏， 方得“留燕饯而后行。道途委积，百尔所须皆为之豫备”③。和世■行至陕西，遂利用关中驻军发动兵变，分军攻潼关、河中府。已而以内部不和退兵；

① 《元史》卷二○五《铁木迭儿传》；卷一七五《李孟传》。皇庆二年正月铁木迭儿从中书去职，据黄溍

《伯帖木儿家传》，是传主向太后叩头力陈的结果。见《黄金华集》卷四三。

② 苏天爵：《高昉神道碑》，《滋溪文稿》卷十一；许有壬：《庆云赋》，《至正集》卷一。

③ 黄溍：《伯帖木儿家传》，《黄金华集》卷四三○。

和世■“盘桓屯难，草行露宿”，狼狈西奔，到金山投靠察合台后王①。在遣周王出京的同年年底，仁宗便迫不及待地立自己的儿子硕德八剌为皇太子，并于次年闰正月诏告天下。汉文记载，都将仁宗胁迫和世■离京就藩、改立己子为皇太子的行为归咎于答己集团，或云“兴圣诸臣定谋禁中”，或云“丞相铁木迭而欲固位取宠，乃议立英宗（按即仁宗子硕德八剌）为皇太子”。无论如何，仁宗改储的意图亟须母后的赞同，而且事实上也获得了答己太后这一方的支持。他为此不可能不付出某些代价。差不多与此同时，在河南、江南等地实施的“经理法”，由于蔡五九起事而宣告失败。这一挫折也促使他在政治上趋于消极，转而向后党妥协。

延祐经理本来是仁宗推行改革的重要经济措施之一，是要通过核实田土占有状况来甄别隐占，考较田粮。延祐元年冬，遣张驴等人分道经理江浙、江西、河南三省田粮，“诏江南东、西道及浙西道民先自实土田”②。由于当时各地吏治腐败，“郡县并缘以厉民”，因此“经理考核多失其实”③ 。奉行过当的结果，“自实土田”演变为括田的暴政，有些地方甚至撤毁民庐， “夷墓扬骨”以虚张顷亩。延祐经理的惨烈，于“赣为甚，宁都又甚”④ 。二年四月，蔡五九在宁都州起兵反元，进围州城，烧四关，转攻福建；至九月，方在江浙、江西两省元军合剿下失败。由于怨言腾沸，仁宗被迫下诏， 凡在三省经理中查出的漏隐田土，免征租税三年。五年，又下诏罢河南新括民田，依旧例输税。江西部分地区，后来亦因民众反抗而免征新税。尽管这次经理所确定的土田亩积，在很多地方还是被登入籍册，作为后来的征税依据，但延祐经理在当时人们印象中，仍是仁宗在位期间的一项重大劣政。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的综合影响，元仁宗即位之初那种一新政治的锐气， 到延祐二、三年间逐渐悄然退失。他本是一个好酒之徒①，又颇为迷信②。这时他的个性更在内心矛盾的浸逼下变得乖戾多疑。哈剌乞台氏人回会“尝朝仁宗皇帝别殿。见近臣疾超[趋？]出，公徐入，玉色殊不怡。左右无一存者， 公退拱立。上默然以手命公辟户。久之，复手命阖户。又久之，命公取某物敬奉以前。公出，左右入。翌日，平章萧拜住入朝。上若曰：‘朕端居深念， 忧形于色，左右望走。然回会色不变。彼望走者皆内愧于心者也。回会自信

① 许有壬：《晋宁忠襄王碑序》，《至正集》卷三四。

② 李存：《送李总管序》，《俟庵集》卷十六。

③ 危素：《余姚州经界图记》，《危太朴文续集》卷一；黄溍：《倪渊墓志铭》，《黄金华集》卷三二。

④ 刘岳申：《孙正臣墓志铭》，《申斋集》卷九。

① 仁宗在东宫为皇太子时，萧■曾上《酒诰》。“盖当时近习多侍上燕饮，故公首以是训陈之”。见苏天爵：《萧■墓志铭》，《滋溪文稿》卷八。

② “延祐间都城有禁，不许倒提鸡，犯者有罪。盖因仁皇之乙酉景命也”。按仁宗生于酉年，属鸡，故有是禁。见杨瑀：《山居新话》。

无愧，朕亦信之。’”③ 仁宗对近臣的猜忌或不实，但他所谓“端居深念， 忧形于色”，确实是发自内心的自言。在这种心态下，原先颁定的一些措施， 甚至有收回的。延祐四年六月，敕诸王、驸马、功臣分地，仍旧制自辟达鲁花赤。诸王的滥封滥赏又逐渐开始。延祐五年，礼部奉旨铸三公等印竟达二十六颗。早在延祐三年编定的制诏格例汇集，延宕多年不克颁行，也反映了仁宗后期政府工作效能的疲软。

在帝后矛盾缓和的同时，省台冲突又显得激烈起来。延祐四年六月，内外监察御史四十余人，以御史中丞杨朵儿只为首，参劾中书省右丞相铁木迭儿受上都民张弼贿赂六万贯，强使上都留守贺胜释其殴人至死罪行，并盗视国史、占夺晋王田产、受伊利汗合儿班答使人钞十四万贯等事。仁宗闻奏， 震怒于宫廷，“击碎太师印，散诸左右”①。铁木迭儿惧，走匿太后近侍家中，有司无法捕拿。仁宗为此不乐者数日。此案最后以铁木迭儿罢相了结。但是，铁木迭儿居家未逾年，又起为太子太师。可见最高统治层内部一旦互相妥协，以台臣为代表的朝廷舆情即使再有声势，亦不能真正匡救时弊。

仁宗晚年倦于政事，关心硕德八剌的顺利继统甚乎其他一切。早在仁宗即位之初，已为硕德八剌置四宿卫。延祐六年六月，以至大年间隶于仁宗的东宫卫军左卫率府（后改中翊府，又改御临亲军、羽林亲军）万人隶皇太子硕德八剌。甫逾月，又以由者连怯耶儿（译言黄羊川）万户府等军人组编的右卫率府（延祐五年建）隶东宫。八月、十月复以授皇太子玉册、郊祀诏天下。应是在此前后，仁宗甚至向近臣放出空气说：“朕闻前代皆有太上皇之号。今皇太子且长，可居大位。朕欲为太上皇，与若等游观西山，以终天年， 不亦善乎！”②这些异乎寻常的举动，表明仁宗迫切地希望硕德八剌能平稳地继承帝位，甚至想在自己生前就看到这一天。

延祐七年正月，仁宗死，年三十六岁。硕德八剌在皇祖母答己的扶持下继承皇位。少年气盛的英宗，在太皇太后和她的幸臣铁木迭儿死后，力图一伸平生抱负，厉行新政，终因果于刑戮，

使朝内外保守势力普遍产生怨惧心理，遂招致权臣弑宫的历史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