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织业

民间纺织业的发展 元初,元兵散居乡间,重放牧而轻耕织,对乡人屡有骚扰。农民只有在湖边、地角、山上种植桑树,并且不得不关门闭户养蚕缫丝,纺纱织布,因此,家庭纺织业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和影响。后来,元代统治者为了能获得更多的丝帛,逐渐重视农桑,劝勉诏令屡见于文献。中统二年“令宣抚司官劝农桑”,三年“禁戍军士毋纵畜牧伤其禾稼桑枣”①。大德年间又“申扰农之禁,纵畜牧损禾稼桑枣者,责其偿而后罪之”②。至元二十二年“诏以《农桑辑要》书颁诸路,克勤厥职者以次升奖,具怠于事者罢之”③。延祐五年,司农丞苗好谦撰《栽桑图说》,深受元仁宗赞赏, 并命刊行于民间,行之五六年,功效大著。元代中叶以后,民间纺织业得到了相当普遍的发展。

丝织和“纳失失” 丝织业是元代官、私手工业和家庭副业的主要行业之一,从事这项生产的大小手工业局院和作坊遍布全国,主要产地集中在建康(天历二年改集庆,治今江苏南京市)、平江、杭州、庆元、泉州、四川和中原等地;蚕桑业、丝织业与服饰业专门化分工的程序明显提高。

元代丝织业局院和作坊规模较大,花色品种也十分丰富,如建康有两处织染局,其中东局管人匠三千六百户,织机一百五十四张,额定生产丝一万一千五百二斤八两,缎匹四千五百二十七段①;镇江岁额品种有段匹、苎丝、暗花、素丝绸、胸背花与斜纹,每个品种下多少不等,分为枯竹褐、驼褐、秆草褐、橡子竹褐、明绿、鸦青等不同花饰;段匹额定为五千九百余匹,其他少在三百有余,多者近四千,而宋代见于载录的仅绫、罗两顷,岁贡在一二十匹到三百余匹②。1964 年出土的曹氏(张士诚母)墓中出土有袍、袄、裙等衣着织物,质地有缎、绫、绸等,其中有件薄丝棉祆,缎纹为五枚经缎纹心,花五枚纬纹组织,以连续曲尺云杂纹饰,间以如意、珊瑚、玉钏、银锭等八宝图案纹③,1975 年山东邹县李裕庵墓中出土一幅绛色绸云巾,上部是一老寿星,左右侧分别为小鹿与仙鹤,中间为六行小字四十二个,人物、

① 《续通志》卷五八。

② 魏光焘:《蚕桑萃编》卷一。

③ 魏光焘:《蚕桑萃编》卷一。

① 《至正金陵志》卷六《历代官职》。

② 《至顺镇江志》卷六《赋税·造作》。

③ 《苏州吴张士诚母曹氏墓清理简报》,《考古》1965 年第 6 期。

鸟兽、花纹、文字同时织成④。独树一帜的集庆官纱也是当时的名品,至正年间生产的“一色素净者”尤为精妙,可作“暑月之雅服”⑤ 。此外,顺帝赐给淑妃的大批锦缎,有麒麟、鸾凤、白兔、灵芝、双角、五爪龙、万寿、福寿字等纹饰⑥。

元代浙江湖州出产的丝织品也极佳。有些织造过程要求严格,甚至连缫丝所用之水也要经过慎重选择。如“归安之水宜茧丝”,练漂出来的丝,丝白如银。在南宋时有名的崇德狭幅丝织物,到元时也增添了绫、罗、水锦、缂丝、绮绣等品种。魏唐的宓机绢,也比前代更为匀净细密,为画家所喜用。蜀锦生产仍很发达,品种也更加繁多。北方丝织业中有“燕人何失世,以织纱縠为业,与张进忠制笔齐名”①。

元代新引进了著名品种纳失失(织金锦,来自波斯的一种织金锦缎)与撒答剌欺(来自中亚的一种丝织品),政府并设置专门管理织造的机构,如“撒答拉欺提举司”下设有“别失八里局”,“掌织造御用领袖纳失失等段”

②。在新疆地区还曾设专局织造。1970 年新疆乌鲁木齐盐湖一号古墓曾出土一件元代黄色油绢“辫线袄”,肩、领、袖及襟边等处均有织金锦边饰,至今仍可见其金线光泽③。纳失失是统治阶级的专用衣料。

元代丝织物加金极为盛行,织金锦大量生产。织金苎丝在官办丝织业中占相当地位,它是在宋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并可能受到当时为上层所嗜好的纳失失的启示和影响。元代的织金锦技艺包括两类:一是用片金法,即在织造时把切成长条的金箔夹织在丝线中,二是用圆金法,即将金箔拈成的金线与丝线交织,前者金光夺目,后者牢固耐用,但金色要暗淡一些。在集宁路遗址窖藏物中发现的几件织金丝织品,显现出了光彩夺目的效果④,是元代织金苎丝的代表之作。马可波罗在西安、正定、土番州、宝应、南京、镇江等地也亲眼见到各种金锦丝绢。可能这类织物过于奢华,只在上层使用, 所以元廷禁止在规定范围外织造、货卖销金产品①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技艺已从官营局院流传到了民间。

《梓人遗制》与织机 薛景石,字叔矩,山西万泉(今万荣县)人, 是一位智巧好思的木工,也是一位对纺织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专家。他认真总结前人成就,并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集当时木工技术之大成,编写了我国

④ 《邹县元代李裕庵墓清理简报》,《文物》1978 年第 4 期。

⑤ 孔齐:《至正直记》卷一《集庆官纱》。

⑥ 陶宗仪:《元氏掖庭记》。

① 朱彝尊:《日下旧闻》卷三九《补遗》引《宋元诗会笺》。

② 《元史·百官志》。

③ 王炳华:《盐湖古墓》,《文物》1973 年第 10 期。

④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元代集宁路遗址清理记》,《文物》1961 年第 9 期。

① 《元典章》卷五八《工部》卷一《禁治诸色销金》。

古代著名的木工技术专著——《梓人遗制》。《梓人遗制》原书内容非常丰富,收有各种机械器具 110 种,现仅存《永乐大典》摘抄的“车制”和“织

具”两部分,共有机具 14 种。段成己在书序中概括地指出了《梓人遗制》的成就和特色:“有景石者,夙习是业,而有智思,其所制作不失古法而间出新意,砻断余暇,求器图之所自起,参以时制而为之图。”②在纺织机具方面,这部著作描述了立机子(立织机)、华机子(提花机),罗机子(纱罗织机)和布卧机子(织造丝麻织物的木机)等织机的具体形制、尺寸,并绘有各种织机的总体结构和零部件的详图。这部书是研究我国古代织机发展史的宝贵资料。

《梓人遗制》中对华机子和布卧机子的结构论述详尽,如书中记载的梭子的尺寸比以往更加规范化:梭子长一尺三寸到四寸,中心宽一寸五分,厚一寸二分,中间开一梭眼,以引导纬纱;织布机上开口、投梭、打纬三个主要运作程序也进一步完善,因而可使织布的产量和质量都大为提高。山西的潞安州地区,由于薛景石织机的推广应用,原来已经非常发达的纺织业更加兴旺,以致与长江流域的江浙地区并驾齐驱,有“南松江,北潞安,衣天下” 的说法。

黄道婆与棉纺织业 元初,植棉和棉纺织技术在我国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广泛传播发展。《农桑辑要》记载:“苎麻本南方之物,木棉亦西域所产。近岁以来,苎麻艺于河南,木棉种于陕右,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二方之民,深荷其利。”① 王祯《农书》卷二一载:“夫木棉产自海南,诸种艺制作之法骎骎北来,江淮川蜀既获其利。至南北混一之后,商贩于北,服被渐广。”初传入的制棉工具和方法繁简不同。关于长江流域的制棉工具和方法,艾可叔《木棉诗》有所描述:“收来老茧倍三春,匹似真棉白一分。车转轻雷秋纺雪,弓弯半月夜弹云。衣裘卒岁吟翁暖,机杼终年织妇勤。闻得上方存节俭,区区欲献野人芹。”其中只提到纺车、弹弓、织机等工具, 并说棉花是“野人芹”。可知棉织业传入长江流域尚不久。胡三省《通鉴注》“木棉”云:“木棉,江南多有之⋯⋯土人以铁鋋碾去其核,取如棉者以竹为小弓,长尺四五寸许,牵强以弹棉,令其匀细,卷为小篇,就车纺之。自然抽绪如缫丝状,不劳纫缉,织以为布。自闽之来者尤为丽密。”可知,这时候棉花已在江南种植,不但已用铁鋋、弹弓这些工具,而且对其的制作和使用也有些法则了。黄河流域(特别是陕西)的制棉工具和方法比较简陋,

《农桑辑要》记载的木棉加工技术是:待籽棉晒干后,用铁杖一条,长二尺, 粗如指,两端渐细如擀面杖,用梨木板长三尺、宽五寸、厚二寸,做成床子。然后取棉子置于板上用铁杖旋赶出子粒,即为净棉。全书只有碾去棉子的铁杖和木板,其他工具一概不提,显然较之长江流域还差。然而,当时南方的

② 薛景石:《梓人遗制》段成己序,《永乐大典》卷一八二四五,中华书局 1986 年影印本。

① 《农桑辑要》卷二“论苎麻木棉”。

制棉工具和方法实际上也还是落后的,陶宗仪说:“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乌泥泾,其地土田硗瘠,民食不给,因谋树艺以资生业,遂觅种于彼(闽广)。初元踏车樵弓之制,率用手剖去子,线弦竹弧置案间振掸成剂,厥功甚艰。”

①可见,不仅劳动者很辛苦,而且产品粗粝,销售不好,人民的生活还是得

不到改善。

黄道婆是松江府乌泥泾(上海旧城西南九里)人,年轻时流落崖州(海南岛南端的崖县),从当地黎族人民学会运用制棉工具的技能和棉布织造方法。成宗元贞年间(1295—1297)遇顺道海船回故乡,把崖州进步的制棉生产工具和先进的织花技术也带到了松江。她在松江府以东五十里乌泥泾地方教人制棉,传授“做造捍、弹、纺、织之具”,又以崖州织被面法教妇女, “错纱配色,综线絜花”都有一定法则,“以故织成被、褥、带、悦,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粲然若写。”②一时乌泥泾和附近地方“人既受教,竞相作为,转贷他郡,家既就殷”,长江流域特别繁盛的松江棉纺织业就以黄道婆的卓越贡献奠下了始基。黄道婆死后,松江人民感念她的恩德, 共同把她安葬,并于顺帝至元二年为她立祠,岁时祭祀。后因战乱,祠被毁, 至正二十二年张守中迁祠于他祖父墓地南边,并求王逢作诗以为纪念。明熹宗天启六年(1626),张之象塑其像于宁国寺。清嘉庆年间又有人在上海城内渡鹤楼西北小巷内为她修建了一座小庙,1919 年这座小庙还在③。

黄道婆在棉织业上的贡献,是将黎族先进的棉纺织技术和内地原有的纺织工艺结合起来,在制棉工具和织造方法上作出一系列重要的发明和技术革新。如以前除去棉籽是由手剥,她则创制了轧棉籽用的搅机;以前弹花用的是线弦竹弓,她则代之以强而有力的绳弦大弓;她还设计出性能良好的三锭脚踏纱车,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纺纱工具;此外,她还改进了织造机具和提花技术,从而使从碾棉籽、弹花、纺纱到织布的整个棉纺织技术和效率得到了全面的提高。在黄道婆传入崖州少数民族的制棉工具和方法的十九年之后,即元武宗皇庆二年(1313),王祯在《农书》中对于捍(即轧花搅车)、弹(即弹棉椎弓)、纺(即纺车)、织(即织机)等纺织工具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其中有图并有解说。

黄道婆在松江地区传播先进的棉纺织技术之后,长江流域的棉纺织业随之勃发。乌泥泾在元初本是个“民贫不给”的地方,可是后来由于制作棉织品而变得家户殷实。元以后,松江一带成为全国棉纺织业的中心,享有“衣被天下”之美誉。

棉布印染水平也在明显提高,到至正年间,松江地区从日本学会了印染

① 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四;王逢:《梧溪诗集》卷三;褚华:《木棉谱》,《沪城备考》卷一。

② 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四;王逢:《梧溪诗集》卷三;褚华:《木棉谱》,《沪城备考》卷一。

③ 《松江府志》卷十八;包世臣:《齐民四术》卷五;《上海新建黄道婆寺碑文》,《上海续志》卷十二。

青花布,“宛如一轴院画,或芦雁花草尤妙”,“青久浣亦不脱”。①

麻织业 宋代麻织业的基地在广南西路,成都府路的成都府、邛、蜀、彭、汉诸地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到了元代,随着植麻的北移,麻织业也在河南、山西等地发展起来。据《农书》记载,采用不同原料和方法(有毛絁布法、铁勒布法、麻铁黎布法),可生产出不同的品种,“比云南布,或有价高数倍者”②。河南陈州、蔡州一带,善织者一斤成布一匹,次者一斤半一匹,再次者二斤、三斤一匹,其布“柔韧洁白,比之常布又价高一二倍”

①。山西出产的有大布、卷布、板布等品种。

织造工具也有显著改进。中原地区用水转大纺车,“昼夜纺绩百斤”②。山西一带使用立机子、罗机子、小布卧机子,打苎丝线经上使用的有掉籰座等机具③。

毡毯业 毛织业是适应游牧民族生活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产业,有蒙车、籍地、铺设、障蔽等用途。入主中原后,宫廷、贵族和军队对它的需要量越来越大,因而很多官营局院和投下作坊都从事毡毯的造作。

毡毯原料有羊毛、羊绒、驼毛、驼绒等约二十余种,生产的毛织品有剪绒花毯、脱罗毯毡、入药白毡、雀白毡、红毡、白袜毡、回回剪绒毡等,名目有六七十种之多。耗费的原材料数量也相当惊人,如中统三年(1262)造大小羊毛毡三千二百五十缎,计用荒羊绒毛十四万一千七十斤,内白秋毛六万六千一百二十五万斤,青秋毛六万七千五百七十斤,黑秋毛五千六百二十五斤,白绒毛一千七百五十斤,另有羊筋二千斤,羊头骨二百五十斤。另以至治三年(1322)成造的一条地毯为例,长五十尺,阔二十二尺五寸,毡毯业的发展由此可见④。大同元墓出土的毡帽、毡靴,质地细致,保存完好, 说明了元代的毡毯业不但有大量生产,而且有着较高的工艺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