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国外的蒙元史研究

第一节 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蒙元史研究西方学者的早期著述

国外的蒙元史研究，可以上溯到十七世纪欧洲东方学初兴阶段。其时， 法、英、意、德、荷等国都已拥有相当数量的东方文献，一些著名大学先后开设了阿拉伯语、波斯语、汉语、土耳其语等东方语课程，创立了科学研究的条件，并出现了第一批东方学家。曾是东方历史上最强盛、并对欧洲发生过很大直接影响的蒙古帝国的历史，自然成为东方学家们十分注意的研究领域。法国的东方学居于领先地位，收藏的穆斯林文献写本和汉文文献最为丰富，东方语言、文化的研究起步也最早。十七世纪法国产生了第一部蒙元史专门著作，这就是克鲁瓦（Petis dela Croix，1622—1695）所著《古代蒙古和鞑靼人的第一个皇帝伟大成吉思汗史》。克鲁瓦通晓土耳其、阿拉伯和波斯语，曾任法国国王的土、阿语翻译，熟悉穆斯林文献。他根据波斯、阿拉伯文史料和欧洲旅行家的行记，用十年功夫译编成此书，分四册，内容包括成吉思汗传以及其继承者（迄于十七世纪）的略传，古代蒙古人的风俗、习惯和法规，蒙古、突厥、钦察、畏兀儿及东西方鞑靼人的地理。书末附有所据穆斯林作者和欧洲旅行家著述名录及生平简介。此书于作者死后十五年即 1710 年在巴黎出版，1722 年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克鲁瓦是最早利用穆斯林史料编著蒙元史的西方学者，开创之功不可磨灭。后来多桑在这方面又前进一大步，达到了更高的成就。

十八世纪法国的汉学有很大发展，汉学家通过汉文史料的译编和利用， 在蒙元史研究上作出了新的贡献。这个时期的来华耶稣会士以法国人居多， 且都具有很好的学术修养，热心于研究和传播中国文化。耶稣会士宋君荣

（A.Gaubil，1689—1759，1722 年来华）就是一位十八世纪最优秀的汉学家、科学家和历史家，他毕生不知疲倦地研究和翻译中国的经籍和历史。时邵远平《续宏简录》（即《元史类编》，1699 年成书）新出不久，他将此书前十卷本纪译为法文，题为《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元朝诸帝史》，1739 年出版于巴黎。耶稣会士冯秉正（De Mailla，1669—1748，1702 年来华）则译《通鉴纲目》、《续通鉴纲目》为法文，编为《中国通史》13 卷，1777—1785 年在巴黎出版。其中第九卷为元朝史，除据《续纲目》外，还参考了《元史》。宋、冯二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不识汉文的西方学者获得元朝史知识和利用汉文元史史料的主要依据。

同时期，法国汉学家德基涅（de Guignes，1721—1800）完成了五卷本巨著《匈奴、突厥、蒙古及其他西方鞑靼人通史》，1756 至 1824 年先后在巴黎出版。其第三卷为蒙元朝史（1757），第四卷为帖木儿朝史（1758）。

德基涅通汉文、阿拉伯文，因而能直接利用大量原文资料，书中还对蒙古史上的重大问题如成吉思汗征服战争的原因和性质提出了值得注意的见解。此书是西方学术文献中第一部系统地研究中亚游牧民族历史的名著，尽管其资料和见解在今天看来多已过时，但在蒙元史研究文献中仍占有要重地位。

沙皇俄国自十六世纪末越过乌拉尔山向西伯利亚进行扩张，十七世纪中叶先后侵占了额尔齐斯河至叶尼塞河及贝加尔湖东、西各部，并开始了对这些地区和蒙古地理、民族、物产的调查。十八世纪，帝俄科学院组织了大规模的西伯利亚考察。考察团成员密勒（G.F.Muller）指导史料的搜集工作， 并著有《西伯利亚诸王国志》（1750 年圣彼得堡出版）；菲舍尔（I.E.Fischer） 根据密勒搜集的资料著《西伯利亚史》（1768 年圣彼得堡出版德文本）。二书都含有卫拉特和布里雅特蒙古历史的内容。被聘为帝俄科学院教授的德国博物学家帕拉斯（P.S.Pallas）参加了西伯利亚考察，他通过译员的帮助收集卫拉特史料，编纂了《蒙古族历史资料汇编》（2 卷，1776、1801 年圣彼得堡出版），此书曾是西方学者研究蒙古史的基本资料之一。俄人还在西伯利亚、蒙古等地收集了不少蒙古文文献写本和刻本，为以后俄国蒙古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对俄国的蒙元史研究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根据 1727 年签订的中俄“恰克图条约”，允许俄国正教会派传道团驻在北京，每十年轮换一批，并许派留学生来华学习。俄国早期的著名汉学家都出在这些人中，他们在蒙元史籍的翻译和蒙元史研究上有很大贡献。

蒙元时代欧洲旅行家的东方行记早已受到学者们的重视。英国史家哈克鲁特（R.Hakluyt，1583—1616）的名著《英语民族主要海陆路旅行与发现》

（1598—1600 修订版，1625 年 Purchas 氏增补版），就包含了卡尔平尼、卢勃鲁克、鄂多立克等人的行记。其后又有贝热伦（Bergeron，1634）的法译本，彼特（Pietervan der Aa，1706）的德译本及其他多种英、法、德文译本，多是基于哈克鲁特书的英译和原文。用察合台文写成的阿布哈齐的《突厥世系》，先后被译成德文（1716，1780）、法文（1726）、俄文（1770） 和英文（1780），此书有关蒙古早期史的记载多含传说成分，史料价值不高， 但由于是最早译成西文的蒙古史籍，故在当时很受重视。

十九世纪是东方学重大发展时期，一方面是由于科学的进步，语言学、历史学、人类学都形成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科学体系，尤其是比较语言学对东方学的推动最大；另一方面，欧洲列强的殖民扩张政策，不仅促进了西人对东方历史文化的研究，也使他们易于获得更丰富的东方文献和实物资料。作为东方学若干分支（汉学、蒙古学、伊斯兰学等）交汇的蒙元史研究，因此也有了显著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