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国家

匈牙利 从十八世纪开始就有许多学者热心于研究匈牙利部落的东方起源，至今不衰。他们多着重匈语与蒙古语、突厥语的比较研究，取得了可观成绩。本世纪出了一位卓有成就的东方学家李盖提（L.Ligeti，1902— 1987），把该国的东方学、特别是蒙古语言、历史研究提高到先进水平。1928

—1930 年间，他在蒙古（长城——戈壁间）访问，住喇嘛庙，深入研究了南部和东部蒙古语言，并搜集了大量蒙、满、藏、汉文写本（后赠与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1936 年旅行阿富汗，找到并研究了当地的蒙古人及其语言。1939 年他创立了布达佩斯大学内陆亚洲讲座，第一个开设了蒙、藏文课程；后又创办《匈牙利科学院东方学报》（Acta Orientalia），该刊成为国际东方学核心期刊之一；并编辑出版《匈牙利东方丛书》。李盖提的最大贡献是蒙元时期蒙文文献的整理、翻译与研究。1962 年他完成并出版了《蒙古秘史》的匈文译注本；其后编刊系列《蒙古语文献丛书》，其中有他的《蒙古秘史》拉丁字转写本（1971）、《八思巴字文献》（1972）及《索引》（1973）、

《前古典文献（畏兀字）》（1972）、《编入罗卜藏丹津<黄金史>中的<蒙古秘史>畏兀字原文》（拉丁字转写，1974）等多种。他还撰有《元文宗的蒙古名字》（《通报》，1930）、《蒙文<萨迦格言>：一件中世蒙文文献》

（1948）、《评韩百诗<元史诸王表译注>》（《东方学报》，1955）、《八思巴字<百家姓>》（同上，1956）、《八思巴字<萨迦格言>残页》（同上， 1964）、《乞剌可思书中的蒙古词汇》（同上，1965）、《<秘史>中的祖先献祭》（同上，1973）等多篇论文。

李盖提的学生有几位在蒙古学上也很有成就。贝塞（L.Bese，1926— 1988）擅长蒙古语，特别是喀尔喀和布里亚特方言研究，并撰有《关于古代蒙古人名》（《蒙古研究》，1974）。他晚年从事于《秘史》中的人名和部落名研究，据悉其著作即将出版。罗纳·塔思（A.Rona-Tas）在塞格德创立了阿尔泰研究讲座，发表过很多篇关于阿尔泰系语言、宗教、社会生活等方面的论文；其主要著作有《西藏—蒙古研究：蒙古的藏语借词和古藏语方言的发展》（1966）等。卡拉（G.Kara）继承其师的布达佩斯大学内亚研究讲座并兼任匈牙利科学院阿尔泰研究室主任，研究领域颇宽，主要在语言方面，其契丹、女真语研究的论著水平颇高；有关蒙元史的论文有《云南王阿鲁的蒙古文碑铭》（《东方学报》， 1964 ）等篇。乌莱·克哈尔米

（K.Uray-Kohalmi）开始从事蒙古武器史研究，后转向历史民族学、民俗与神话研究，她的《与<蒙古秘史>民族学内容相似的西伯利亚情况》（《蒙古

研?究》，1970）、《草原游牧民武器装备的历史分期》（同上，1974）等论文都涉及蒙元史。此外，劳林茨（L.Lorincz）着重蒙古小说、民间故事

（主要是《格萨尔》）研究，涉及蒙元史者有《<蒙古秘史>?中的历史叙事诗》（《14 届国际阿尔泰学常会论文》，1975）等文。他还写过一本《蒙古史》，初用匈牙利文，后译为法文。

瓦沙里（I.Vasary）的《金帐汗国》一书（布达佩斯，1986）对文化、蒙古军队、国家和社会作了全面考察，精彩之处是提供了关于蒙古法与伊斯兰法、蒙古与突厥习惯法并存的重要资料（这是作者专长的领域）。但书用很少人能读的匈文写成，又无注释及文献目录，是很大缺陷。

波兰杰出的东方学家科特维奇（W.Kotwicz，1872—1944）在蒙元时期史研究上有很多贡献。他于上世纪末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毕业后，长期在俄国担任东方事务官职和彼得堡大学教职，讲授蒙、满语并从事研究。1923 年转到波兰的大学任教，开设蒙、满语及中亚游牧民族史课程；同年出任波兰东方学会会长（直到去世），后又任该会《东方学报》主编（1927—1939）。有关论著主要有：《蒙古与畏兀儿关系的一些新资料》（《东方学报》2， 1924），《关于<元朝秘史>的版本》（俄《亚洲博物馆东方学?部纪要》，

1925），《额尔德尼召的蒙古碑铭》（俄《人类学与人种学博物馆论文集》

5，1925），《雷慕沙发现的波斯伊利汗信件旁注》，《再谈波斯伊利汗信件中的一些词》（原载 1933、1936 年《东方文丛》4、10，重刊于《东方学报》16，1950），《阿尔泰研究丛稿》（“关于驿传的名称”，“关于突厥、蒙古、满族之称号”两则，载《东方学报》12，1936）等。

科特维奇的学生列维茨基（M.Lewicki，1908—1955）专注于八思巴字与古代蒙古语研究，所著《方体字蒙文碑铭》（1937）、《14 世纪汉字译写的蒙古语：<华夷译语>研究》（1949）和《突厥语与蒙古语研究》（《东方学报》15，1949。突厥—蒙古若干词语的比较研究）都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惜英年早逝。其学生卡鲁任斯基（S.Kaluzynski）在蒙古语研究方面也有很好成绩，并出版了《蒙古秘史》的波兰文译本（1970）。

捷克本世纪出了两位著名的东方学家：卡尔·雅恩（Karl Jahn）和普哈（P.Poueha）。雅恩（1906—1985）在其故国和德国、荷兰、奥地利等国都工作过，长期担任维也纳大学东方研究所教授，国际性东方学期刊《中亚杂志》主编。他精通波斯、阿拉伯和突厥语，最大的贡献是《史集》的校勘和译注，先后出版了这部最重要波斯文史籍几个部分的校勘本和译本：《合赞汗传》原文集校本和德文序言（伦敦，1940）、《阿八哈汗至乞合都汗传》原文校勘本和德文摘要、索引（布拉格，1941；海牙，1957）、《拂朗史》原文校勘和法译本（莱顿，1951）、《印度史》原文影印本连同其所撰有关论文（海牙，1965）、《乌古思史》刊本（维也纳，1969）、《中国史》刊本（维也纳，1971）。此外，他还发表有《伊朗的纸币：蒙古时代伊朗文化史、经济史之一研究》（捷《东方学》，1938）、《关于怯失迷儿和蒙古人

的札记》（《中亚杂志》，1956）、《Kamalashri——拉施都丁的“佛之生平与教言”：蒙古时期佛教的一种史料》（同上）、《关于蒙古人世系的一个印度传说》（Charisteria，1956）、《关于伊朗蒙古史波斯文史料之一研究》（《第五届国际阿尔泰研究常会论文》，1963）、《拉施都丁对中国文化的一些观念》（《中亚研究》，1970）等多篇富有学术价值的论文。

普哈（1906—1986）从 1948 年起一直在东方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到退休（1970），并在查里斯大学开设讲座，在布拉格外语研究所讲授蒙、藏文。1955 年到蒙古进行了学术考察，他的研究领域包括印度学、藏学和蒙古学，尤以蒙古学方面的成就最大，特别表现在对《蒙古秘史》的研究。这方面的主要论文有：《成吉思汗的谱系》（《亚洲研究》，1954）、《<蒙古秘史>中的音节重复、头韵、词源和古蒙古部落名称》、《唐兀人阿沙敢不》、

《<蒙古秘史>中的两个地名》（以上三篇均载《中亚杂志》，1955），《马札儿、马答撒里、马察罗亦——<蒙古秘史>之一考释》（匈《东方学报》， 1955）、《内陆亚洲的纪年法》（《中亚杂志》，1962。包括有一张西藏、古突厥、印度和蒙古历法的对应表》，《作为 14 世纪蒙文诗的居庸关两段蒙文碑铭》（同上，1963）、《论第一部蒙古法典的内容与重建》（《蒙古研究》，1970）等。其代表作《<蒙古秘史>丛考》（布拉格，1956）就古代蒙古各类名称及其词源、成吉思汗的谱系、蒙古军队组织与战术、日常生活和社会组织、十三世纪蒙古文化特别是《秘史》中的韵文，以及《秘史》作者（认为是失吉忽秃忽）和原文（认为最初用汉文写成）等问题分别作了讨论，这是他研究《秘史》的总结性著作。同年还出版了他的《秘史》捷文译本。

芬兰十九世纪前期卡思特伦（M.A.Castren）开始研究蒙古（布里雅特）语言和宗教。本世纪前期出了位卓越的东方学家兰史铁（G.J.Ramstedt， 1873—1950），1898 至 1912 年间，他三次到蒙古作学术考察，收集了不少古代资料，特别重要的是发现了突厥文《回鹘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即磨延啜碑）和《九姓回鹘爱登里罗汨没密施合毗伽可汗碑》，同时期还考察了阿富汗和伏尔加河蒙古人。1906 年起在赫尔辛基大学任教（其间 1919—1929 年出任驻日本外交官），开设古蒙古语等课程。兰氏的最大贡献是阿尔泰系诸语尤其古突厥——蒙古语的比较研究，著作宏富。与蒙元史有关的论文主要有《吐鲁番出土的蒙文信件》（1909）、《蒙古文方体字残片》（《芬- 乌格尔学会杂志》，1911）、《蒙古时代的聂恩脱里教遗迹》（1934 年在芬兰东方学会的讲演，发表于《芬-乌格尔学会杂志》，1951）、《古代突厥与蒙古称号》（1939 年在芬-乌格尔学会的讲演，发表于同上杂志）等篇。所编大型《卡尔梅克词典》和《蒙古语词源字典》（1935）对蒙元史研究者也是很有用的工具书。

兰史铁的学生阿尔托（Penti Aalto，1917 生）出色地继承了其师的事业，1950 年获博士学位后一直在赫尔辛基大学任教；1958 年起任比较语言

学教授，主要为梵语和印-欧语言学，但也以很多精力从事阿尔泰系诸语特别是蒙古语研究。整理编辑老师遗著（三卷本巨著《阿尔泰语言学导论》、

《卡尔梅克民歌集》等多种）是他的一大贡献。他本人的著述也很丰富。从四十年代起就开始研究《秘史》，发表有《<元朝秘史>研究史略述》（《芬

-乌? 格尔学会杂志》，1951）等文，并完成了《秘史》的芬兰文译本

（未刊）。其他有关蒙元史的论文主要有《曼纳海姆所得蒙文方体字残页》

（《东方研究》，1952。本文最早发现此件木刻八思巴字蒙文残页是《萨迦格言》的第一页左下角，并指出这一残页首次证明了元代八思巴字用于印刷）、《蒙文方体字〈萨迦格言〉的第二张残页》（《芬-乌格尔学会杂志》， 1954）、《成吉思汗的名号与印玺》（匈《东方学报》，1963）等多篇。

丹麦 1893 年，哥本哈根大学教授陶木生（V.Thomsen，1812—1927）以解读通古突厥文碑文的划时代成就奠定了丹麦东方学的国际地位。其后，格伦贝克（Kaare Gronbech，1901—1957）从事突厥学、蒙古学研究，有不少重要著述。他曾参加 1938—1939 年的蒙古考察。长期担任哥本哈根大学教授，开设蒙古语等课程，与他的学生克鲁格（美国学者）合著了一部《古典（书面）蒙古语导论》（1955）。

意大利 三十年代，由杰出藏学家杜齐（G.Tucci，1894—1984）发起创建了意大利中东远东研究院，杜齐担任副院长、院长，先后创办研究院院刊《亚洲研究》（Asiatica，1935—1943）、《东方和西方》（1950—1978）并担任主编；从 1950 起又主持编辑出版《罗马东方丛书》。中东远东研究院及其刊物、丛书成为意大利东方学的中心机构和园地。杜齐的藏学论著达百余种，成就之大无与伦比。所撰西藏宗教与历史的著述中有不少涉及蒙元史的内容，尤其是其三卷本巨著《西藏画卷》（罗马，1949），收入了许多种重要藏文史料，包括沙鲁寺 12 件元代文书（原文与英译）、《萨迦世系》、

《沙鲁世系》、《如意宝树》等等（英文摘译）；第一卷开头就是一篇很长的《13 至 18 世纪中部西藏简史》，对元代西藏有较详细论述。

杜齐的学生毕达克（L.Petech）也是著名藏学家，他在蒙元史尤其是元代西藏史研究方面有更多成绩。他曾对蒙元朝与西方的关系作过研究，撰有

《赴蒙古汗廷的教皇使者卡尔平尼》（《东方与西方》，1955）、《蒙古帝国的意大利商人》（《亚洲杂志》，1962）。1978 年在“10—13 世纪东亚多国关系”学术讨论会上提出了长篇论文《西藏与宋和蒙古的关系》（收入罗沙比编的会议论文集 China Among Equals，加州大学出版社，1983），从此对元代西藏史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连续发表《元代中国的藏族政治家桑哥》（匈《东方学报》，1980。此文最早据《汉藏史集》资料指出桑哥出身于藏族噶玛洛部落）、《蒙古在西藏的括户》（《纪念黎吉生西藏研究文集》，1980）、《西藏边境地区的元朝机构》（H.Uebach 编《西藏研究》，慕尼黑，1988）、《元代关联西藏的诸王》（T.Skorupski 编《印度-西藏研究》，1990）等论文。1990 年出版的专著《中部西藏与蒙古人》（《罗马东

方丛书》第 65 种）是他这方面研究的总结性成果。此书对蒙元朝统一西藏的经过（元与萨迦关系的建立）、统治制度（宣政院、帝师、行政机构、本钦、括户、赋税、万户、驿站）和萨迦权力的兴衰等作了全面考述，其最大价值是利用了大量藏文史料，包括意大利中东远东研究院图书馆所藏的数种木刻本和手稿。

澳大利亚 国立大学远东系教授罗意果（Igor de Rach·wiltz，）是目前国外蒙元史研究成果最丰硕、贡献最突出的专家之一。他兼精蒙、汉语文和历史，善用语言比较方法。1961 年以《13 世纪蒙汉文化的接触——耶律楚材研究》获澳国立大学博士学位，此后一直以蒙元前期史为主要研究方向，研究重点之一是汉蒙文化接触的相互影响与演变，其耶律楚材研究，尤其是长篇论文《蒙元早期华北人物述略》（《东方经济史社会史杂志》，1966）可视为这方面的优秀代表作。此文全面、深入地考察了蒙金战争期间契丹、女真、汉人士大夫（官僚、士人、宗教首领等类）和地方武装头目的背景、动向以及他们在蒙古灭金和统治华北中的作用，有许多很有见地的中肯论析。他还完成了耶律楚材《西游录》的英文译注本，注释很详细。另一个研究重点是《元朝秘史》和早期蒙古国家。1965 年他就写过一篇《蒙古秘史年代考》（载《华裔学志》），1971 年起连续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史集刊》上发表其《秘史》英文译注，至 1985 年刊载完毕。其注释兼顾历史和语言，最突出的特点是广泛吸收各国（包括中国）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不啻为读者提供了一份详细的研究文献目录。1972 年出版了《秘史》的拉丁字转写和用计算机做出的最全索引，极便读者。这方面的重要论文有《论成吉思汗帝国的思想基础》（《远东史集刊》，1973）、《罕、合罕和贵田印玺》以及近年发表的《成吉思汗/合罕称号再探》（《庆祝鲍培教授九十寿辰论文集》，1989）等。《再探》一文回顾了前人关于成吉思汗称号的各种解释，最后根据新获得的语言学证据，即九至十世纪的一件叶尼塞古突厥文墓铭中的 Cingis 一词（法国学者巴津于 1985 年才确定了此词的正确读法），证明“成吉思”之号来自这个突厥词，意为“凶猛的”、“强硕的”、“坚固的”；在讨论“合罕”一词时，罗氏详细引述了伯希和未刊手稿《14 世纪的一部阿拉伯—蒙古词汇和一部汉蒙词汇》中有关此词的注释及其他论著中的论述，将伯希和的见解概括为六点，作了评介。此外，他主编的《金元人文集传记资料索引》（3 卷，1970—1979），除文集外还收罗了元代政典、别史、游记、方志、金石、释道史著等类书，较前人同类索引书更为齐备。他与萧启庆、陈学霖共同编撰（并邀约其他学者参加撰稿）的《元人传记》（Yuan Personalities），陆续在《远东史集刊》刊出，第一部分（成吉思汗至忽必烈时期）已完成出版。

由于蒙元史学科的世界性特点，很多国家都有学者从事研究。如伊朗学者对波斯文史料和伊利汗国史的整理与研究，阿拉伯国家学者对阿拉伯文史料和蒙古与阿拉伯世界关系的研究，印度学者对蒙古帝国前期入侵印度诸役

以及察合台汗国、伊利汗国与印度关系的研究，朝鲜、越南、缅甸、印尼等国学者对蒙元朝与本国关系的研究，都各有特色。韩国资深学者高柄翊撰有

《14 世纪高丽—蒙古关系的一个方面》（第一次亚洲历史学家国际会议论文，1960）、《伊斯兰教徒与元代社会》（《历史学报》，1961）、《蒙古

—高丽之兄弟同盟的性质》（《白山学报》、1969）、《13 世纪蒙古征服与统治的模式》（第三次东亚阿尔泰学会议论文，1970）等论文。金浩东是专长内陆亚洲史研究的中年学者，在汉城大学东洋史学研究室编的多卷本《讲座中国史》第三卷（1989）中撰写了《蒙古帝国的形成与发展》一章，并撰有《前期蒙古汗国的继承斗争与部族政治的特征》（《东洋史学研究》，1990）等文。中年学者李玠奭专事蒙元史研究，撰有《元代儒户之一考察》（《东洋史学研究》，1982）、《元好问士大夫意识之一考察》（《高柄翊先生问甲纪念史学论丛》，1984）、《蒙古帝国成立期之商业一考》（庆北史学》， 1986）《郭畀〈云山日记〉之一考察》（同上，1991）等文。加拿大的蒙古研究者于 1975 年创办了加—蒙学会的蒙古研究杂志《加—蒙评论》（由萨斯喀彻温大学出版），发表各国学者的论文。加拿大从事蒙元史研究的学者有斯各特（K.Scott）、施文林（W.Schlepp）等人。斯各特有关蒙元史的论文有《北蒙古的契丹居民：成吉思时代前社会、文化史之新资料》（《加

—蒙评论》，1975）、《两种已刊金帐汗诏书集书评》（同上，讨论俄国学者贝勒津和普里舍尔科夫 1916 年出版的《颁给斡罗思总主教的可汗诏敕》）等篇；施文林通汉、蒙文，主要研究中国古代诗文，元史方面撰有《耶律楚材在撒麻耳干》（《加—蒙评论》，1975。《湛然居士集》中河中城诸诗的译释）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