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基督教和其他宗教聂思脱里教

基督教中最早传入中国内地的是唐代的“波斯经教”，又称为景教或大秦景教。它就是在 431 年的以弗所宗教会议上被判为异端、后来在波斯王朝庇护下发展起来的基督教聂思脱里派。其教堂名为“波斯寺”③。九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唐政府的取缔，景教在内地趋于灭绝。辽金时代汉人径以原名的音译“聂思脱里教”称呼之④。元代又称为“秦教”，很可能是“大秦教” 或“大秦景教”的略称。

辽金时期，景教在中国西北民族中广泛传播。先后信奉景教的有居于蒙古高原中部的克烈部，居于金界壕附近的汪古部，从契丹边地西迁中亚的浑部，居于按台山至也儿的石河地域的乃蛮部，公元 840 年西迁后定居在东部天山南北的畏兀儿人的一部分和占据亦列河、垂河及塔剌思河的哈剌鲁人的一部分等操突厥语的民族。入元以后，在西北边地，由于信奉聂思脱里教的诸强部相继为成吉思汗并灭，其部民随蒙古军散居全国各地，它又重新传入内地。

元代早期文献沿用在中亚流行的波斯语，称聂思脱里教徒为迭屑

（tarsa）。在有关聂思脱里教的蒙古语和汉语文献中，更经常出现的是也里可温一词。用八思巴字拼写的该词蒙文复数形式为 Erke’ud①，用指聂思脱里教、它的教士或其信徒。也里可温的辞源尚不甚清楚②。近代鄂尔多斯南部的蒙古族居民中有名为 Erkud 部落，尚保持用香油抹死者身躯、以尸身为十字形等聂思脱里教徒的习俗。他们以 Erkud 为部名，很可能就是元代的聂思脱里教遗民③。

元代管领也里可温教门的政府机构，是至元二十六年（1289）建立的宗福司，秩从二品，“兼领马儿·哈昔、列班、也里可温、十字寺祭享等事”

（《元史·百官志五》）。马儿·哈昔是叙利亚文 Mar（译言圣）hasia（译言使徒）的音译，是对聂思脱里教大德（主教）的称呼，在其他汉文史料中， 它有时也被译写为马里·哈昔牙①。列班系叙利亚文 Rabban 的音译，原意为

③ 《唐会要》卷四九，天宝四年九月诏。

④ 黄溍：《马氏世谱序》，《黄金华集》卷四三。

① 见《石墨镌华》卷六。

② erke’un 波斯语拼写形式作 arkawun，阿儿马尼文（亚美尼亚文）作 ar-khawun。一般认为它源于希腊文erkou，它可能是由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徒，或由东罗马皇帝支持下的东正教会的阿儿马尼信徒传到中国的。

③ 田清波：《鄂尔多斯志》，《辅仁大学学刊》卷九。

① 见梁相：《大兴国寺记》，《至顺镇江志》卷九；夏鼐：《两种文字合璧的泉州也里可温（景教）墓碑》，

《文物》1981 年第 1 期。

法师、律师，乃是对聂思脱里僧侣的敬称②，他们与其他宗教教士一样，享有蠲免差发的优惠。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也里可温掌教司，一度达到 72 所。崇福司是否被授权管领天主教的传教活动，目前还不太清楚。聂思脱里教是从西北地区重新传入内地的，所以元代西北地区仍是聂思脱里教徒比较集中的地区，此外大都乃至江南沿海各地也有许多信徒。

唐兀很早就是聂思脱里主教驻节地区之一③。当聂思脱里教士列班扫马

（Rabban Sauma）和磨古思（Markus）在前往耶路撒冷朝圣途中经过唐兀首府时，受到当地居民的热烈迎送。“因为唐兀居民是热烈的信教者，他们心地纯洁。他们向两位教士赠送各种礼物，同时也接受后者的祝福”④。史料还提到 1281 年左右的唐兀主教，名为沙卜赫兰（Isha’-Sabhram）⑤。聂思脱里教在唐兀地区的传播颇为繁盛，据《马可波罗行记》，在甘州、肃州、凉州、阿拉善等地，都有信教者分布其间。

克烈部败亡之后，汪古成为东方信奉聂思脱里教的最著名的部族。因此鄂多立克（Odoric）把他经过的汪古居地附会为在西方传闻已久的约翰长老之国，马可波罗也说阿剌忽思剔吉忽里的曾孙、当时的汪古部长阔里吉思驸马是约翰长老后裔。在阔里吉思家族的王府所在地，即元德宁路治的土城遗址中发掘出了十字石等聂思脱里教的遗物。

汪古部居地内的另一个聂思脱里派信徒的据点，似乎是东胜。西行朝圣的聂思脱里二教士之一磨古思，就是东胜地区的聂思脱里大辅教

（Archdeacon）拜泥（Bayniel）的儿子。磨古思后来被选为巴格达聂思脱里教总主教。阔里吉思的伯父君不花和父亲爱不花就驻扎在东胜附近，他们曾企图把这两个西行的教士留在领地内。①

自汪古部居地东行至内地数日程间，也散布着不少聂思脱里教徒。卢勃鲁克曾提及西京有聂思脱里主教，所指当为金代西京即大同② 。大同以南的平阳、太原等地，都居住着若干聂思脱里教徒③。

大都是元代的政治中心，因而成为基督教各派争相开展活动的地区。聂思脱里教徒在大都势力颇大。大教附近房山三盆山十字寺遗址一直保留到现

② 《景教研究》页 894。

③ 在十三世纪中叶的聂思脱里主教驻节表中就列出了唐兀教区。见玉尔：《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第 1

卷，页 178 注。

④ 《忽必烈汗的僧人》，页 138、159。

⑤ 《忽必烈汗的僧人》，页 138、159。

① 《忽必烈汗的僧人》，页 135。东胜原书作 Kawshang，伯希和根据鄂多立克提到位于汪古居地的 Tozang

等理由，认为此处之 k 系 t 之讹。

② 参见周良霄：《元和元以前的基督教》，《元史论丛》第 1 辑。

③ 至元四年二月，“除军、站、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儒从等户外，诏遣官佥平阳、太原人为军”。见《元史》卷九八《兵志》一。

代。天主教教士孟特·戈维诺（Monte-Corvino）在他的信中谈到这里的聂思脱里教说，一种自称为基督教，但其行为极端违反基督教教义的聂思脱里教徒的势力在这里是如此之大，以致他们在允许奉行另外一种仪式的基督教徒保持自己的信仰方面没有任何余地，他们不许传播任何别的教义。聂思脱里教徒千方百计地败坏这位教皇使臣的声誉，甚至把他说成是侦探、骗子和谋杀者。这种情况维持了四

五年之久① 。比孟特·戈维诺晚到大都的彼列格林（Pregrino）书信证实了孟特·戈维诺的叙述②。

大都的聂思脱里教徒中不乏政治上的显赫者。奉克烈部聂思脱里教徒、拖雷王妃唆鲁和帖尼之召东来的叙利亚人爱薛为其中之一。他出身聂思脱里世家，曾领崇福司事。他对于穆斯林势力的竭力攻击显然带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宗教矛盾的色彩③。在江南地区传播聂思脱里教最重要的人物是操突厥语的撒麻耳干人马薛里吉思。他于至元十四年任镇江府路总管府副达鲁花赤。在任期间他先后建教堂 7 所，其中一所在杭州。镇江的七所寺院的“常住”田产共计官、民田七十余顷。记录马薛里吉思事迹的梁相《大兴国记》， 是迄今所知反映元代汉族人对于聂思脱里教认识的唯一书面文献。其略曰： “愚问其所谓教者，云：⋯⋯教以礼东方为主，与天竺寂灭之教不同。且大明出于东，四时始于东，万物生于东，东属主生。故混沌既分，乾坤之所以不息，日月之所以运行、人物之所以蕃盛，一生生之道也，故谓之长生灭。” 梁相还描述了聂思脱里教寺院的十字架，说“十字者取像人身，揭于屋、绘于殿、冠于首、佩于胸，四方上下，以是为准”④ 。镇江一带是江南聂思脱里教的一个重要基地，这里还有其他人修建的若干所十字寺。另据鄂多立克报道，与镇江一江之隔的扬州也有三所聂思脱里教十字寺。

据马可波罗说，杭州只有一所聂思脱里教堂，它无疑就是马薛里吉思建立的样宣·忽木剌（叙利亚语 Umura，译言寺院），汉名大普兴寺。入明以后，位于荐桥东的这所“十方寺”废址被改成了“三太傅祠”①。天主教士在杭州也有若干活动。

江南地区的聂思脱里教有官员专门管理。元代聂思脱里教虽然散布到各地，但人数并不多，而且在蒙古人看来与波斯传来的明教（摩尼教）似乎没有多大区别，所以元政府曾命信奉聂思脱里教、操突厥语的汪古部贵族为官驻节泉州，专掌“江南诸路明教、秦教”②。

① 《出使蒙古记》，页 224—227。

② 同上书，页 232—233。

③ 参见周良霄：《元和元以前的基督教》，《元史论丛》第 1 辑。

④ 《至顺镇江志》卷九《僧寺》。

①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

② 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页 46，科学出版社 1957 年版。

除上述主要地区而外，其他地区亦有基督教徒的分布。如押赤（今云南昆明）城居民中就有若干是聂思脱里教徒。辽东地区的聂思脱里教徒一度相当集中，以致乃颜叛乱时曾将十字架画上战旗以蛊惑人心。他失败之后，当地基督教徒备受凌辱，或被迁徙内地。元代辽东古城遗址中聂思脱里教遗物的发现，似乎可以证明后来那里仍有基督教徒在活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