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期汉法的再推行

仁宗前期汉法的再推行，主要围绕两个侧重点开展。一是力图抑制诸王贵戚们基于草原分封制而获得的权益，进一步加强皇权；二是想用儒术澄清吏治，强化中原式官僚政治的运作程序。至大四年冬，诏罢诸王断事官，蒙古人犯盗诈者令所隶千户鞠问。皇庆二年（1313）四月，废除诸王份地达鲁花赤由封主自辟的旧制，以流官任之；诸王位下所辟降为副达鲁花赤。有鉴于武宗以镇北亲王的军权夺取帝位，仁宗遂命驸马丑汉出总北军，加封为安远王；对居庸关的军事守备亦显著加强。这些措施，应当含有暗中防范业已镇北多年的晋王势力坐大的用心。至于澄清吏治的关键环节，则是严禁近侍干政，整顿选法，登用儒士。至大四年七月诏谕省臣：“朕前戒近臣毋辄以文记传旨中书。自今敢有犯者，不须奏闻，直捕其人付刑部究治。”（《元史·文宗纪一》）延祐元年（1314）六月，敕内侍自今只授中官，不畀文阶。十月，又敕由吏入仕者，晋官止于从七品。也就在这一年，元朝举行了实行科举制度后的第一次乡试。与他之前诸帝相比，仁宗用儒抑吏的倾向可以说是至为鲜明。

自从十三世纪三十年代元朝灭金，迄于仁宗复科，科举取士制度在中原

② 刘壎：《三宝奴伏诛》，《水云村泯稿》卷五；尹廷高：《三宝奴丞相故宅》，《玉井樵唱》卷中。

① 刘敏中：《皇庆改元岁奏议》，《中庵集》卷十五。按姚燧所撰仁宗即位诏载《元文类》卷九，其文稍异于《元史》卷二四《仁宗纪》一所载。惟二者均未录诏书所附条画。因此上引条款仅见于刘敏中奏议。

② 《元史》卷一七六《刘正传》。

汉地停废几达一个世纪（河北、山东从十三世纪初即因被蒙古攻占而未行科举）；江淮以南，自宋亡以后废科亦已三 十余年。元朝用人制度，高级军政官员率多出自勋贵子弟，即所谓“方今出宰大蕃、入为天子左右大臣者， 皆世胄焉”① ；中下级官员，很大一部分都由吏员晋升，“中土之才跻是者十八九”②。从忽必烈时代开始，虽然历朝几次议行科举，但它总是被视为不急之务。中原传统的封建官僚体制向来靠儒学培植根基。“世胄”中除了少数几家汉人世侯的后人外，大多数是蒙古、色目人；而选拔吏员的实际标准，经常是“吏廉无才，不若亡廉而才”①。所以随着政纪日渐废弛，拔擢儒士以补“季劳用人”的积弊，在汉人儒生乃至部分汉化的蒙古、色目官员中间，成为越来越普遍的话题。仁宗个人的文化背景使他受到这种观点的强烈影响。所以他一登基就宣布：“朕所愿者，安百姓以图至治。然匪用儒士， 何以致此？”（《元史·仁宗纪一》）至大四年七月，诏“勿限资级”，拔擢儒生任国学、翰林、秘书、太常及儒学提举等文职，“虽白身亦用之”。皇庆二年十一月，以行科举诏颁布天下。每三年开试一次，分乡试、会试、殿试三道。按右、左两榜分别取录“国族暨诸部”和汉、南人士子。考试科目分经义疑、古赋诏诰章表、时务策论三门。“经疑经义以观其学之底蕴； 古赋诏诰章表以著其文章之华藻；复策以经史时务以考其用世之才”②。

元朝科举取士的规模相当有限，对于改变当时的官僚构成并没有多大的作用。但是，科举制度在废止数十年之后被仁宗恢复，对整个社会都发生震动性的效果。尤其是处于压抑状态中的士人，更把它看作“文运将兴”的标志。因此，在他们的感觉中，延祐复科“如阳春布获阴崖冰谷，荄粒无不翘达”③。科举考试一以程朱理学对儒学经典阐释为判卷标准，也推动了理学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普及。

在整顿吏治方面的另一项努力，是编纂有关国家政制法程的各部类单行法，总成一书。元朝行政立法，长期根据因时立制、临事制宜的原则，用条格、断例等形式个别颁布。各级政府机构均置“格例簿”，“遇事有难决， 则搜寻旧例；或中无所载，则比拟施行”①。随日积月累，针对各种具体问题颁发的格例越来越多，于是出现新旧相悖、冗杂重出的现象，致使行政紊乱，极大地增加了官吏任情玩法、用谲行私的便利。仁宗时始对现行格例加以类集折衷、整理增删，以期统一法制。延祐三年夏，书成，分“制诏”、

① 刘岳申：《送吴澄赴国子祭酒序》，《申斋集》卷一。

② 陶安：《送马师鲁引》，《陶学士集》卷十五。

① 杨维桢：《送范致道序》，《东维子文集》卷五。

② 郑玉：《送唐仲实赴乡试序》，《师山集》卷三。

③ 徐明善：《送汪子中序》，《芳谷集》卷二。

① 孛术鲁翀：《大元通制序》，《元文类》卷三六。同卷有马祖常《风宪宏纲序》。此 书所载系御史台“训辞”。或以为是即成书于延祐三年的《大元通制》前身， 此误。

“条格”、“断例”、“别类”四部分。是书编成后，又命朝臣审定，虽然终仁宗之世未及颁行，但它却为英宗朝颁布天下的《大元通制》奠定了充分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