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召与承袭、承荫

征召就是皇帝根据左右大臣的举荐，将那些尚在野的闻人达士召入廷对，授职录用。这种特旨征用的适用范围是很广的。如忽必烈前期，董文忠荐真定人王思廉。“世祖问文忠曰：‘汝何由知王思廉贤？’对曰：‘乡人之善者称之也’。遂召见，授符宝局掌书。”（《元史·王思廉传》）郭守敬以“习水利，巧思绝人”为张文谦所荐。世祖召见，面陈水利六事，乃命之提举诸路河渠①。采取征召授官的方式，有时是为了解决某些专门化的职务的人选问题；更多的时候，则是出于朝廷为标榜自己“求贤若渴”、“野无遗才”的政治需要。元平江南以后，命程钜夫以集贤直学士、侍御史奉诏求贤江南。程钜夫遍访南方名儒，回京举荐约三十人。其中大多数人应诏至京，“帝皆擢置台宪及文学之职”（元史·程钜夫传》）。此次征召，则更明显地带有笼络江南知识界、稳定新附国土人心的意图了。

职官承袭制度，主要是在武职系统里实行。虞集说：“国朝右武而尚功。将帅之家，以世相继。下至部曲裨佐，无异制也。⋯⋯昔在世祖皇帝混一海内，布爪牙于城于内外遐迩，星列棋置，联络相承。定其武功、统率之大小众寡，以次受职。其子子孙孙，勿俾废坠。非有大故，未有绝而不续者。盖与国家相为无穷者也。”①军官子裔承袭的秩序为：“军官有故，令其嫡长子，亡殁，令嫡长孙为之。嫡长孙亡殁，则令嫡长孙之嫡长子为之。若嫡长俱无，则以其兄弟之子相应者为之。”（《元史·选举志二》）元统一江南前期，南方各地时有武装抗元的骚乱，发生了很多“叛乱贼人杀死军、民官” 的事件。这时元政府曾颁布《民官承袭体例》，规定凡阵亡民官，其子孙可照依管军官体例降等承袭。该制度在大德年间由朝廷重申，并明确规定了“降等”的法则：“民官每委实是阵亡了的呵，那的每孩儿每根底，比他那的勾当低二等委付；孙儿、兄弟每根底委付呵，更比他的孩儿每低一等委付。”

① 《元史》卷一六四《郭守敬传》。

① 《送索完赴建德总管序》，《道园学古录》卷五。

②

至元四年（1267）以前，元朝管民官与武职一样由子孙承袭。惟自至元

元年起民职官已推行迁转制度；民官依旧制承袭“有碍迁转体例”③。因此元政府在实行迁转制不久，取消民官承袭，改为用荫制度。至元四年，对五品以上文职官子孙的承袭作出了规定。按兹时定制，“职官荫，各止一名”。“诸取荫官不以居官、去任、致仕、身故，其承荫人年及二十五以上者听。诸用荫者、立嫡长子；若嫡长子有笃废疾，立嫡长子之子孙（曾、玄同）； 如无，立嫡长子同母弟；如无，立继室所生；如无，立次室所生；如无，立婢生子；如绝嗣者，荫其亲兄弟，各及子孙；如无，荫伯母及其子孙。诸用荫者，孙降子一等、曾孙降孙一等、婢生子及旁荫者各降一等。”①至元四年所规定的对用荫人除授的官品等级，到大德四年（1300）又有所改动。兹比较两种规定，制简表如下②：

从前引文书中有关用荫人的资格次序，可知至元四年的承荫体例，其适用对象主要是汉人之官。到了大德八年，元政府又明文宣布，“有根脚的蒙古人每，子孙承荫父职、兄职呵，皇帝识也者”；除此以外，此前所立承荫体例也适用于色目人，惟“色目比汉儿人高一等定夺”③。

如上所述，有资格使其子孙用荫入流品职官的取荫者，必须是从五品以上的职官。对六品、七品官员的荫子问题，至元四年的规定中只提到“已后定夺，注流外职事”。从至元十九年十二月的中书省文书规定“江淮致仕、身故官员子孙荫叙，六品、七品子孙发去行省，于监当官任用，并免应当暴

② 《元典章》卷八《吏部》二《民官阵亡荫叙》。

③ 《元典章》卷八《吏部》二《品官荫叙体制》。

① 《元典章》卷八《吏部》二《品官荫叙体制》。

② 参见牧野修二：《关于元代升官规定的一个考察》，《东方学》卷 32（1966.6）。表内至元四年规定品从见同上注；大德四年规定见《元史》卷八三《选举志》三。

③ 《元典章》卷八《吏部》二《职官荫子例》。

使”一款看① ，当时对腹里六、七品文官的荫子应当已有定例；江淮官员的类似待遇，可能是参照腹里制度来决定的。今天尚可知悉的，则是大德四年的定制。据此，正六品子，流官于巡检内任用，杂职于省札钱谷官内用；从六品子，近上钱谷官；正七品子，酌中钱谷官；从七品子，近下钱谷官。钱谷官即管仓库官，根据所管仓储容量大小，品从有所高下，故有近上、酌中、近下之分；但无论何等品从，均属杂职官，只能在同类型的杂职资品流转， 不得入流，所以地位是很低的。

元代文官荫子，止于七品。八品、九品官无荫子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