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 国

第九届北京俄国正教会传道团（1806—1821）团长雅金甫·俾丘林（И акинф Бичурин， 1777—1853）是俄国汉学的奠基人，杰出的汉学家和蒙古学家。在北京居住的十四年中，他广泛研究了中国的语言、历史和文化，并搜集了大量中国典籍。但因沉湎于研究而怠忽职守，被判流放，1826 年召回任外交部译官。他著译甚丰，主要有《蒙古志》（1828）、

《十五世纪至现代之卫拉特史概述》（1834）、《中亚古代各族史料汇编》

（中国历代正史中部分四裔传的俄译，1851）等。他将《元史》前三卷即太祖、太宗、定宗、宪宗本纪译为俄文，并据《通鉴纲目续编》相应部分增补， 编为《成吉思汗皇室前四汗史》（1829），俄国和西方研究蒙元史的学者长期以此书为采用汉文资料的主要来源。此外还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许多刊物上发表多篇有关蒙古史的论文。因其业绩，被选为帝俄科学院通讯院士和巴黎亚洲学会会员。

同时期的俄国东方学家、科学院院士施密特（I.E.Schm- idt，1779— 1847），以其对东方语言特别是蒙古语以及蒙古历史文献的精湛研究而享有盛名，被授予法国和英国东方学会特别名誉会员荣衔。他著有最早的《蒙古语语法》（1831）及《蒙德俄辞典》（1835）等。1824 年，他发表了研究中亚诸族特别是蒙古、藏族古代宗教、政治文学形成史的论著；同年，又将雷

慕沙所公布的伊利汗阿鲁浑和完者都致法国国王腓力四世信件原文（畏兀儿字蒙古文）译为德文并作了语言学评注。施密特最有名的著作是蒙文本《蒙古源流》的德文译注本，名为《东蒙古及其诸王室史》（圣彼得堡，1829）， 与蒙古原文对照，极便利用。这是最早的，也是极好的《蒙古源流》欧文译本，其注释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平。他还写有译释 1225 年移相哥刻石铭文

（《科学院论集》第 2 卷，1833）和研究八思巴字蒙古文（他称为“方形字”。载《帝国科学院历史学部通报》，1848）的文章。

北京俄国正教会传道团成员柯瓦列夫斯基（О.Ковалев-ски й1800—1878）被认为是俄国蒙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于 1828 至 1832 年在外贝加尔、蒙古和北京从事考察研究，为学习东方语言加入了正教会传道团，在北京居住了 3 年。他对蒙古语言、文学和历史都有研究，曾编集了两卷本《蒙古史料集》（喀山，1836—1837）。其主要贡献则是编纂了三卷本

《蒙俄法辞典》（喀山，1844—1849），这部辞典收词完备，质量上乘，至今仍是学习古蒙文的重要工具书。他还著有蒙古史、蒙古文学史等书，惜已不存。杰出汉学家和东方语言学家瓦习理（B.и.Василъев，1818

—1900）是 1840—1850 年的北京传道团成员。在北京十年间，他研究了汉、蒙、藏、满诸语言和中国的儒、佛、道、伊斯兰教史，由于通汉、藏文（这一点同时代学者中无人可比），其佛教研究的成绩尤为突出，所著《佛教： 其信条、历史和文献》（2 卷，1857，1869）非常有名，被译成多种欧洲文字。他的蒙元史研究成绩主要是将《蒙鞑备录》译为俄文，并对蒙古古史及其与金朝关系作了详细阐述，题名《十至十三世纪中亚东部历史》，载于《帝俄考古学会东方部著作集》第四卷（1859）。这个时期在蒙元史史料研究方面贡献最大的当推汉学家卡法罗夫-巴拉弟神甫（Палладий Каф аров，1817—1878）。他也是于 1840 年成为北京俄国正教会传道团成

员，后来担任了两届传道团团长，在北京居住了 30 年，对中国的语言、历史和宗教（尤其是佛教）都做了深入的研究。他将极其重要的三部蒙元史汉文史料译成了俄文：（1）《元朝秘史》的汉文总译，题为《关于成吉思汗的古代蒙古故事》（载于《北京俄国正教会传道团成员著作集》第四卷， 1866），这是《秘史》最早的欧洲文字译本； （2）《长春真人西游记》

（同上，1868）；（3）《圣武亲征录》译注，题为《关于成吉思汗的古代中国故事》（载于《东方文集》第一集，1877）。此外，他还翻译了张德辉应召赴漠北的《纪行》并加注释（《帝俄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部报告书》第9-10 册，1867）。这些重要汉文史料的译介应该大有助于欧洲的蒙元史研究， 但由于俄文的限制，被利用面不太广。而较晚的俄国东方学家布莱资奈德

（E.V.Bretschneider，1833—1901）用英文发表的论著，在西方学界影响更大。布氏生于里加，1866 至 1883 年担任俄国驻北京使馆医生期间，研究汉学和中国植物学。时英国玉尔的名著《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和《马可波罗书》新出，促使他以浓厚兴趣研究中世纪中西交通和西域史地。他以玉尔

书未能直接利用丰富的汉文史料为憾，遂加意搜集和研究有关汉文史料特别是旅行记，在 1874 到 1877 年间发表了一系列论文，1887 年汇集并增补为两卷本巨著《基于东亚史料的中世纪研究》。书中含有耶律楚材《西游录》、乌古孙仲端《北使记》、《长春真人西游记》、《常德西使记》、《辽史·天祚帝本纪附耶律大石传》、《元史·耶律希亮传》等重要汉文史料的译文及详尽的注释。此外，还转译了《史集》（据多桑书）的部分内容和亚美尼亚文史料《海屯行记》等。其注释引用大量俄国和西方的史料、地理和科学考察报告以及其他学术著作，对涉及的史事、地理和物产进行考释，至今仍很有参考价值。

这个时期俄国东方学家也开始注意研究和利用波斯文、阿拉伯文蒙元史史料。1840 年，喀山大学教授、德国人哀德蛮（F.Erdmann）将拉施都丁《史集》中的《部族志》译成德文（有删节）刊行，书名题为《古代突厥、鞑靼和蒙古诸民族概况》。后来，他又根据《史集》之《成吉思汗本纪》以及译成俄文的有关汉文史料（如俾丘林的《前四汗史》和瓦习理所译《蒙鞑备录》等），著《不动摇的铁木真》（德文，莱比锡，1862）。另一位杰出东方学家格里戈里耶夫（B，Гриторъев）通晓波斯文、蒙古文等多种东方语言，在他还是彼得堡大学学生时（1834），就将帖木儿帝国历史家宏达迷儿的《历史概要》（波斯文）译成俄文出版，题为《从古代至帖木儿时代的蒙古史》，并作了语言学和历史学注释。这部译著作为最早译成俄文的穆斯林史料，得到了俾丘林的肯定评价。此后格里戈里耶夫继续从事蒙元时代史特别是金帐汗国史、中亚史和钱币学的研究。他的论文《论游牧民族与定居国家的关系》（1875）分析游牧民入侵定居地区的原因，提出了游牧经济特殊条件下为解决牧地不足而形成相邻民族一浪推一浪向外扩展的观点，被称为“推动论”。他还写过一篇有关八思巴字起源的通讯（《亚洲杂志》， 1861）。

对波斯文蒙元史史料研究贡献最大的是俄国杰出东方学家贝勒津（И. Н Березин，1818—1896）。他是哀德蛮的学生，精通阿拉伯、波斯和突厥语，有可能直接从穆斯林史料入手进行研究。他的最大功绩是出了拉施都丁《史集》的原文刊本和俄译本。在从事这项巨大工程之前，他先出了一部“预备性著作”《东方历史家丛书》（1849—1854），并对金帐汗国史进行了研究，撰有《从可汗诏敕看金帐汗国的内部制度》（1850）以及论述蒙古对俄罗斯的第一次入侵和拔都侵俄之役的文章。他的博士论文《术赤兀鲁思的内部制度纲要》也是基于诸汗诏书研究而完成的一种重要著作（载

《帝俄考古学会东方部著作集》第 8 卷，1864）。1858 年，其《史集》第一部分《部族志》俄文译注本出版（《帝俄考古学会东方部著作集》第 5 卷）；

1861 年，刊出《部族志》波斯原文校注本（同上书第 7 卷）；1868 年，出版了《史集》的《成吉思汗纪》从述其先世至他即位前部分的俄文译注与波斯原文校注本（同上书第 13 卷）；1888 年，出版了《成吉思汗纪》从即位

至去世部分的俄文译注和波斯原文校注本（同上书第 15 卷）。作为《史集》中最重要部分《部族志》和《成吉思汗纪》的最早刊本和完整译本，贝勒津书的译文在他那个时代无疑具有相当高价值，出版后数十年中一直为研究蒙元史的学者所利用。他的注释，特别在语言学方面，至今仍有参考价值。但他所根据的底本是最差的一种抄本（即原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藏 1576 年抄本），他又未能直接利用汉文史料进行校勘，大大影响了其校、译的质量。

稍后，在蒙元史穆斯林史料研究方面作出贡献的俄国学者还有齐曾高曾

（B.T.Тизенгзузен，1825—1902）。他广泛搜罗该时代阿拉伯文（主要为埃及马木鲁克朝史籍）和波斯文著作中的有关资料，辑录、编译为两卷本《金帐汗国史资料汇编》。第一卷阿拉伯文著作选辑（原文和俄译文）出版于 1884 年，包含有伊本·阿昔儿的《全史》、乌马里《眼历诸国行记》、诺外利书、拔图塔行记、埃及马木鲁克朝算端哈剌温传、贝巴尔思传等等，至今仍十分有用（因为其中几种尚无其他文字译本）。但第二卷波斯文著作选辑迟至 1941 年才由他人整理出版。

早在十九世纪初期，亚美尼亚亲王阿古丁斯基（Argutins- ky）就将乞剌可思《亚美尼亚史》中所收录的《海屯行记》译为俄文（《西伯利亚杂志》1822，克拉普罗特法译本即据此转译）。后来，俄国学者帕特卡尼扬（K.П атка ниян，即Патканов，1833—1889）进一步研究亚美尼亚文蒙元史史料，1870 年在彼得堡刊行由他整理的《引弓民族史》原文； 其俄文译注本也于次年出版，题为《僧侣马迦基蒙古史》。自此这部重要史籍始为西方学者所知。他还选辑多种亚美尼亚史家著作，译编为两册《亚美尼亚史料中的蒙古史》（1873、1874）。

十九世纪中，有许多俄国人深入中国蒙、藏、新疆等地区进行自然、物产、民族、历史、语言等各方面的考察，他们在蒙古搜集了不少历史文献， 发现了多处古迹和文物，写下了大量旅行记和考察报告，其中不乏有关蒙元时代的历史、地理资料。最重要的是 1818 年在额尔古纳河支流昆兑河上游找到的 1225 年移相哥刻石（最早的畏兀字蒙文实物资料）。1889 年雅德林切夫（H.M.Яадринцев）发现了元和林城及其附近唐代与元代碑刻，1890 年拉德洛夫（B.B.Раднлов）考察了和林及土拉河、鄂尔浑河一带的古城废墟和碑刻。1892 至 1899 年拉德洛夫出版了《蒙古古物图谱》4 册，展示所发现的古迹、文物图片，并标明地图位置，极为有用。以前， 中外学者曾对蒙古国都位置以及相关的历史地理问题做过许多探索，多未中鹄的，和林城及其附近古遗址的发现，使元代蒙古历史地理研究跨入了一个新时代。蒙古学家波兹德聂也夫（A.M.Позднеев，1851—1920）两次进行实地考察，1892 至 1893 年完成了从恰克图到北京、从科布多到库伦的纵横蒙古旅行，收集了大量蒙文史籍。其所著旅行记《蒙古与蒙古人》（2 卷，1896、1898），对《秘史》及其他古代蒙古史籍、传说均有论述。其中

记录了许多漠南北的元代古迹和遗物。

十九世纪俄国的蒙元史研究，还应该提到毕业于喀山大学的布里亚特族学者班咱罗夫（Доржи Банзаров，1822—1855）。在极短促的一生中，他留下了多篇佳作，如《黑教：蒙古人的珊蛮教》（1846），《两种中亚字母》（关于八思巴字母的研究，1848），《叶卡德琳诺斯拉夫省发现之蒙古文银牌考释》（1848），《蒙古汗敕令“牌子”考》，《蒙古名称考》与《论卫拉特与畏兀儿》，《移相哥碑铭考释》（1851）等。他的所有论文于 1955 年逝世 100 周年时由语言学家桑热也夫结集出版。

杰出的俄国东方学巨子巴托尔德（B.B.Бартолвд，1869 — 1930），其学术生涯与法国的戈狄埃、沙畹一样都是跨世纪的。他精通波斯、阿拉伯、突厥文，在著名伊朗学家门下受过严格科学训练。1896 年他调彼得堡大学任副教授，第一部著作《成吉思汗帝国的形成》（授课讲义）就在《帝俄考古学会东方部札记》第五卷刊出；同年，又发表了评论法国加恩所著《亚洲史导论》的文章，反映他在学术上已经成熟。他把蒙元时代的中亚史定为自己的重点研究课题，为此广泛搜集波斯、阿拉伯和突厥文史料——大多数是抄本，编成《原文资料选辑》，作为其预定著作《蒙古入侵时代的突厥斯坦》的第一编，于 1898 年出版。1900 年，其第二编即本人著述也完成出版。巴托尔德治学极其严谨，坚持在尽可能全面搜检史籍和严格审查史料的基础上进行著述，做到言必有据，据必确切。为了弄清蒙古西征前中亚的历史背景，他用大量精力根据原始资料研究蒙古时代以前的中亚史，以致这一部分竟写到占全书的五分之四，弄成“文不对题”（见作者前言），因此在 1928 年出版英译本时，书名改为《迄至蒙古入侵的突厥斯坦》。本书绪论部分详细介绍史料（分“前蒙古时期”、“蒙古入侵”、“欧文著作与文献”三部）， 第一章为“河中地区地理概观”，第二章为“迄至 12 世纪的中亚”（从穆斯林征服至哈剌汗朝衰亡），第三章“西辽与花剌子模”，第四章为“成吉思汗与蒙古人”（从蒙古建国至成吉思汗之死，主要述其西征），最后附有大事年表与参考书目。1963 年，莫斯科开始刊行巴尔托德著作全集，《突厥斯坦》作为第一卷首先出版，并增补了作者生前未定稿的第五章（从 1227 年成吉思汗之死至 1269 年的中亚史）。1968 年出的英译本第三版也据此增加了第五章。巴托尔德未能直接检查和利用蒙、汉文史料，尽管他充分利用了多种蒙、汉文史料的译本，难免有若干不当之处，伯希和曾著《评注》一文①提出修正意见。但除此之外，此书在利用穆斯林史料方面可说十分完美， 堪称是蒙元史和中亚史的划时代巨著。

1898 年，巴托尔德还出了一本《七河史纲》（七河地区指巴尔喀什湖以南、锡尔河上游纳林河以北之地）。二十世纪初期，他发表了大量中亚史、伊朗史、伊斯兰教史著作，著名者如《中亚史四讲》、《中亚突厥史十二讲》

① 载《通报》，1930 年。冯承钧译为汉文，收在《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三编。

等，都是高水平的学术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