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元朝前期社会经济的恢复与统治秩序的稳定

社会经济的恢复

忽必烈时代，蒙古统治集团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夫争国家者，取其土地人民而已。”战争破坏因而日益减少。“保守新附城壁，使百姓安业力农”的方针获得部分实施①。在中原汉地，元政府也采取一些相应措施来扭转长期战乱所造成的残破局面。元朝社会经济由战时的衰敝状态渐臻恢复乃至一定程度的发展。这种恢复乃至发展，在全国各地区呈现出颇为明显的不平衡性。黄河中下游流域自金末以来迭经残破，中统、至元之初，山东又“中更叛乱”，因而“多旷土”。至元中，立司农司，分道设劝农使，负责在各地促进垦殖。这个地区的农业生产获得了较好的恢复和一定的发展。“民间垦辟种艺之业，增前数倍”②。长江中下游流域的襄、郢、东西淮之地，是宋元长期对抗作战的地区，战争破坏相当严重，土旷民寡。元政府以免税优惠吸引鼓励百姓到那里耕植，同时在两淮地区经营屯田。时人称“屯田之利， 无过两淮”③ 。这一地区农业经济的恢复，从此后二十余年之间地价的迅速上涨也可以看得相当清楚①。不过，在忽必烈时期，这里的生产，显然还没有恢复到黄河流域那样的水平。宋元之间长期争夺的又一地区四川，入元版图时，土著之姓十亡七八，户口凋零，生意萧条。直到中元，仍“遗墟败棘， 郡县降废几半”②。其经济的恢复，与两淮、襄汉地区相比更为缓慢。

元朝对于江南的征服，不可能不伴随杀戮与破坏。阿里海牙经略两湖， 留下不少残酷杀戮的记录；伯颜大军在长江下游，也一度由于“利财剽杀， 是致降城四壁之外，县邑丘虚，旷土无民”③。江西闽浙一带，亦因元军“左翦左攘，数年未平”，迭经战争残破。但是总的说来，元军在灭宋过程中的破坏行动，还是受到相当程度的节制。尤其是临安降附以后，南宋朝廷下诏， 亟谓“根本已拔”，“民何辜焉”，指示各地“诏书到日，其各归附，庶几生民免遭荼毒”④。于是诸多未下州郡的守令得以心安理得地望风出降。因此，在农业生产的基础原来就比较好的南方各地，当时的社会经济基本上被

① 语见《元史》卷八《世祖纪》五。

② 王磐：《农桑辑要序》，《农桑辑要》卷首。

③ 《元史》卷一○○《兵志》三；卷一七三《燕公楠传》。

① “河南民疏土旷，田价至弱。虽有质鬻而契券，阔略卤莽，逮今民日生集，从蓁灌莽，尽化膏沃，价倍十百。”见孛术鲁翀：《知许州刘侯民爱铭》，《元文类》卷十七。

② 揭傒斯：《彭州学记》，《揭傒斯集》卷十一；袁桷：《史母程氏传》，《清容居士集》卷三四。

③ 姚燧：《姚枢神道碑》，《牧庵集》卷十五。

④ 刘一清：《钱塘遗事》卷八，“京城归附”条。

维持在南宋原有水平上下，而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害。忽必烈时期，在江南推广棉花种植，收效甚大。所以就某些方面而言，元朝前期社会经济与南宋时期相比，也有一些进步和发展。

相对而言，边疆地区的社会经济，在元代前期表现出长足的进步，云南的农业、水利和蚕桑，这一时期都有很大的发展；南诏以来流行于该地的“儒释文化”逐渐向内地的封建汉文化靠拢。漠北地区的富实繁荣，也远较其他时代为甚。当然这种富实，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漠南支援的结果。诚如虞集所说：“朝廷岁出金缯、布币、糇粮以实之。转输之事，月日相继，犹以为未足。又捐数倍之利，募民入粟其中，亦不可胜计。由是遂为殷富”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