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西方诸国

德国学者很早就重视东方语言的研究。贾柏莲（ H.C.vonder Gabelentz）在 1838 年发表《一个古代蒙古碑文的研究》（《东方艺术杂志》

第 2 卷 1 期），公布了从赵涵《石墨镌华》中抄录的八思巴字“重阳万寿宫碑”，并加转译和注释。这是西方最早研究八思巴字文献的文章。1840 年，他又撰《古代蒙古碑文补释》（同上第 3 卷），对前文作了补充、订正。奥地利东方学家哈默尔-普尔格施塔勒（J.F.von Hammer-Purgstall，1774— 1856）曾任驻奥斯曼帝国外交官，后为宫廷官员，帝国科学院院长，通突厥、阿拉伯、波斯语，对土耳其史、蒙古史均有很高造诣。1832 年，帝俄科学院悬重赏向国内外学者征求金帐汗国史著作，哈默尔于 1835 年以其所著《钦察之金帐汗国史》应征，虽然得到基本肯定的评价，但却没有获奖。1840 年，他自己出版此书。1842 年，他又出了另一部蒙古史著作《伊利汗国史》。两书都是最早的元代西北汗国史专著，恰与多桑书和卡特麦尔书几乎同时问世，标志着这个时期欧洲蒙元史研究的长足进展。他的另一贡献是将波斯文

《瓦萨甫史》第一卷译为德文，1856 年于维也纳出版。

1872 年，维也纳大学教授沃而甫（Otto Wolff）出了一部《蒙古或鞑靼人史》，篇幅也很大。此书叙事从蒙古兴起至窝阔台合罕之死和拔都从中欧班师，尤详于拔都西征之役（征服钦察、斡罗思和入侵波兰、匈牙利等国的战事）。其后，又有巴希菲尔德（G.Bachfeld）写了一本小册子《蒙古人在波兰、西里西亚、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1889），专述 1241 年战事。斯特拉哥什（G.Strakosch-Grassmann）著有《1241—1242 年蒙古对中欧的入侵》（1893），可补沃而甫书之不足。

蒙元时代西方旅行家的行记也早有德文译本，十九世纪这方面的主要成绩是布列克（A.Burek）所译，经诺依曼补充、订正的马可波罗行记译注本

（1845 年初版，1855 年补订本）。

德国东方学家胡特（G.Huth）于 1898 年出版了清代蒙古学者用藏文著作的《蒙古佛教史》的德文译本，这部重要史籍始为西方学者所知，并被广泛利用于元代史研究。胡特将此书作者误认为是济美日多尔吉（济美南喀），后人多沿其误，直到晚近才被订正。

这个时期在蒙元史研究方面有贡献的英国学者主要是亨利·玉尔（Henry Yule，1820-1889）和霍渥士（H.H.Howorth，1842—1926）。玉尔于 1840

至 1862 年在印度英军中服役，后任总督秘书。他对东方历史地理，特别是中世纪旅行记，有很广泛、深入的研究，成为哈克鲁特学会会员。其名著《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2 卷，1866），始于鄂多立克行记的研究，后扩大到其他有关中国的中世纪旅行记和地理资料。在长达 253 页的“绪论”中，叙

述了从上古直到十七世纪初的中西交通史（含蒙古西征和元代的中西交往），并附录有古希腊、罗马及中世纪西方作者有关中国记述的摘译。本文部分分别译出意大利旅行家鄂多立克的《东游录》，来元天主教教士（孟特戈维诺等人）的信件、《史集·忽必烈纪》有关中国的记载（主要据多桑书转译），十四世纪前期佛罗伦萨商社代理商帕哥罗提（Pegolotti）《诸国志》所载从塔纳到中国之路及中国诸地贸易和货物情况，教皇使者马黎诺里的《东行回忆录》、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塔旅行记的中国和印度部分，以及十七世纪初鄂本笃的中国行记。每篇前面都有详细的作者、版本和研究情况的说明，译文注释亦较详赡。此书后经法国学者戈狄埃修订、增补改为四卷（1913—1916 年出版），至今仍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特别是元代）的重要参考书。玉尔的另一名著《马可波罗书》（1871 年初版，1874 年再版修订本）是当时最权威的马可波罗行记英文译注本，与 1818 年出版的马斯登

（Marsden）英译本相比竟有天壤之别。其注释详明，考证颇多精当，超过了同时的颇节。此书后亦由戈狄埃修订、增补，更趋完善（1920）。

霍渥士年轻时代在印度殖民政府工作，后任英国下院议员，考古学会会长。他是一位人种学家和历史学家，虽然不通汉、蒙古、波斯等东方文字，却有志写一部完整的蒙古史，并相信凭他的史学素养，利用转手资料（欧洲学者著作以及所译东方史料），也可以完成。他的确极其广泛地阅读了几乎所有前人的著述和译著，前后用数十年之功，终于写出了四大卷（分五部）巨著《九至十九世纪蒙古史》，第一卷为中国的蒙古史（1876），第二卷为俄国的蒙古史（1880），第三卷为波斯的蒙古史（1888），第四卷为附录与索引（1928）。此书可以视为汇集了迄至十九世纪欧洲蒙古史研究成果的综合性著作，在时间和地域跨度上包罗最广，叙述亦颇详，重要地方注明出处，不失为了解蒙古史全貌的参考书。但由于作者的蒙元史学术修养和语言知识不足，所用资料全出于转手，阐述史事也多因袭前人，少有新意，从学术性方面衡量远逊于先前的多桑书。霍渥士还发表过几篇蒙元史论文，如《成吉思汗及其祖先》（1880）、《钦察的白帐汗国》（1878）等。

此外，在上海的英国牧师伟列亚力（A.Wylie）对元代八思巴字蒙文碑刻做过一些研究。他在上海发现一件八思巴字碑刻，将拓本寄往伦敦，并著文介绍（《汉蒙文古碑铭》，载《皇家亚洲学会中国分部会报》，1855），其后又相继写了《关于一件八思巴字蒙古文碑铭》（《亚洲杂志》，1862）、

《论居庸关古石刻铭文》（《皇家亚洲学会杂志》，1870）等文。他还写了一篇关于北京元代天文仪器的文章（《第三届国际东方学会议论文集》， 1876 ）。这个时期，发表过有关蒙元史论著的英国学者还有奥尔良

（ P.J.Orle-ans 《中国两个鞑靼征服者史》， 1854 ），格伦威尔德

（W.P.Gro-eneveldt 《1293 年元征爪哇之役》，《中国评论》，1875—1876，为《元史·爪哇传》的英译，1877），布舍尔（S.W.Bushell，《古蒙古都城上都》，《皇家亚洲学会杂志》，1875）等。1881 年，兰-蒲耳（S.Lane-Poole）

出了一本《不列颠博物馆藏蒙古钱币》（馆藏东方钱币目录第六卷），绪论中叙述了蒙古历史，特别是伊利汗国史，并公布了伊利汗国、金帐汗国和察合台汗国的钱币目录和图版。奥立佛（E.E.Oliver）研究了察合台汗国史，发表有《察合台蒙古人》（《皇家亚洲学会杂志》，1888）、《察合台蒙古人的钱币》（《孟加拉皇家亚洲学会杂志》，1891）。

波斯文史料的翻译，有拉维尔弟（H.G.Raverty）的术兹札尼《纳昔里史话》英译本（《亚洲伊斯兰诸王朝史》，1881）和罗斯（E.D.Ross）的海达儿《拉施德史》英译本（《中亚蒙人史》，1898）

美国著名东方学家柔克义（W.W.Rockhill，1854—1914）的主要研究领域和业绩虽然是在藏学方面，但他学识广博，对宋、元时代的中西交通也有精湛的研究。他和德国著名汉学家夏德（F.Hirth，1845—1927）合作的《诸蕃志》英文译注本十分有名。他在 1900 年完成的《卢勃鲁克东行记》英文译注本（含卡尔平尼行记，伦敦哈克鲁特学会出版）注释详明，利用了大量欧洲中世纪历史文献和前人研究成果，有很多精辟的考证，迄今为止仍是研究这两种行记最好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