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田

元代官田，是指屯田以外所有的国有土地。元代官田的数量颇为庞大，超过了前代。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有官田六万三千余顷①。北宋末年，杨戬等括民田为官田，计数三万四千余顷② 。南宋除继承北宋在南方地区的旧有官田外，又使官田数量有所增加。南宋末年，贾似道行“公田法”，在浙西地区强买民田三百五十余万亩（《宋史·理宗纪五》）。金代也有大量官田。金世宗一朝，在河北、山东等地拘括民田，总数达三十余万顷（宇文懋绍《大金国志》卷十二）。金宣宗时，河南地区“民地官田，计数相半”，官田数量为二十四万顷（《金史·食货志二》）。金、宋亡后，上述官田转为元廷所有，成为元代官田的主要来源。此外，宋、金两朝的贵族、官僚和军阀占有的土地，也多变成了元朝的官田，其数量自然不小。元代中后期，

① 《元史》卷一○○《兵志》三。关于元代屯田土地的来源，参见周继中：《元代屯田的组织与管理》，

《元史及北方少数民族史研究集刊》第 10 辑。

① 马瑞临：《文献通考》卷四《田赋考》四。

② 马瑞临：《文献通考》卷七《田赋考》七。

封建政府又通过经理、籍没、接受呈献，行“助役田”和购买民田等多种途径来搜括土地，使官田日益扩大。

元代官田，种类不一，主要有一般官田、赐田、职田和学田四大类。一般官田，即封建国家直接占有的官田。元代的一般官田主要分布在江

南地区，元政府在这一地区设置了江淮等处财赋都总管府，江浙等处财赋都总管府以及多种名目的提举司，专责管理官田事务。一般官田的收入，是元政府的重要财政来源，江淮等处财赋都总管府便“岁集楮泉三百余万缗、米百余万石”①。

元廷在逐渐扩大官田的同时，不断地将官田赏赐给贵族、官僚和寺院，这便是“赐田”。元代赐田之举十分频繁，赐田的数量也很大，动辄以百顷、千顷计，元顺帝至正七年（1347）一次赐给承天护圣寺的田土竟达十六万二千余顷②。据不完全统计，元代历朝赐给诸王、公主的田土为二千七百五十顷，赐给百官的田土为一万四千七百九十七顷，赐给寺院的田土为十六万七千余顷③。元代赐田，是元代土地制度中较为突出的现象，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矛盾。泰定元年（1320），平章政事张珪上书指出：“天下官田岁入，所以赡卫士、给戍卒。自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以后，累朝以是田分赐诸王、公主、驸马，及百官、宦者、寺观之属，遂令中书省酬直海漕，虚耗国储。其受田之家，各任土著奸吏为庄官，催甲斗级，巧名多取；又且驱迫邮传，征求饩廪，折辱州县，闭偿逋负，至仓之日，变鬻以归。官司交岔，农民窘窜。”（《元史·张珪传》）

职田，即官员的俸禄田。元代职田只分拨给路、府、州、县官员及按察司（后改廉访司）、运司、盐司官员，其他官员则只支俸钞和禄米，不给职田。官员职田的多寡，随品秩高下而定。至元三年（1266）定北方路、府、州、县官员职田，至元十四年（1277）定按察司官员职田，今据《元史·食货志》的记载，列其数如下：

路官：达鲁花赤、总管，上路各十六顷，下路各十四顷；同知，上路八顷，下路七顷；治中，上路六顷；府判，上、下路同为一顷。

府官：达鲁花赤、知府各十二顷；同知六顷；府判四顷。

州官：达鲁花赤、州尹，上州各十顷，中州各八顷，下州各六顷；同知，上州五顷，中州四顷；州判，上州四顷，中、下州同为三顷。

警巡院官：达鲁花赤、警使各五顷；警副四顷；警判三顷。录事司官：达鲁花赤、录事各三顷，录判二顷。

县官：达鲁花赤、县尹各四顷；县丞三顷；县尉、主簿各二顷。按察司官：按察使十六顷；副使八顷；佥事六顷。

① 陈旅：《江淮等处财赋都总管府题名记》，《安雅堂集》卷九。

② 《元史》卷四一《顺帝纪》四。

③ 参见梁方仲：《元代的土地制度》，《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补编》，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4 年版。

至元二十一年（1284），定江南地方官和诸司官职田，其给付原则是比照北方相同职务官员的职田数减半。除依减半原则比照上列北方官员职田数可推知者外，兹据《通制条格》卷十三《禄令》“俸禄职田”将不能比照推知者具列如下：

路首领官：经历二顷；知事、提控案牍各一顷。

府首领官：提控案牍一顷。州首领官：上州提控牍一顷；中州都目半顷。录事司官：巡检、司狱各一顷。

按察司首领官：经历二顷；知事一顷。

运司官及运司首领官：运使八顷；同知四顷；运副三顷；运判二顷半；经历二顷；知事一顷；提控案牍一顷。

盐司官：盐使、盐副各二顷；盐判一顷；正、同管勾各一顷。

政府规定的诸官员的职田数，只是一个给付标准，实际上，官员违制多取职田和职田给付不足额，甚至完全未曾给付的情况都是存在的①。职田的收入归现任官员所有，官员离任须将职田移交给下任。

学田，即官办各类学校所占有的土地。元代在中央设置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在路府州县设置儒学、蒙古字学、医学、阴阳学等。此外，各地还有大量的书院。除国子学没有学田外，上述其他学校都占有数量不等的土地，其中各地儒学是学田的主要占有者。

元代学田主要从继承前代学田而来。南宋时期学田数量相当可观，元初人估计，南宋旧有学田“该钱粮三百余万贯石”②。金代的学田也为数不少，金章宗时规定：“每名生员给民佃官田六十亩”③ 。元代统一前后，学田为寺观、豪强所侵夺的情况比较严重，尤以江南为甚。元中期以后，随着元政府对学校的日益重视，各地被侵学田逐渐得到了恢复。除沿袭和恢复旧有学田外，元代学田有所扩大。第一，不少旧有学校通过购置、官府拨给和私人捐赠等途径扩大了土地占有。第二，元代在各路府州县新创立了蒙古字学、阴阳学等，这些学校也通过官府拨给、购买等方式获取了一定的土地。第三，元代好事之家捐田创设书院之风甚盛，尤以东南为著，且捐田数量不少。元人陆文圭论及当时的学田情况说：“名都大邑，学廪以千石计；偏方小县，亦不下数百石焉”④。事实的确如此。

学田的收入，按元廷的规定只能用于以下各项：（1）修理学舍；（2）供春秋二丁朔望祭祀；（3）供给师生廪膳；（4）支付学官禄米和“贫寒老

① 《元史》卷一八三《王守诚传》；《元史》卷一二○《察罕传》，《元典章》卷十五《户部》一《职田佃户子粒》。

② 《庙学典礼》卷一，《省台复石国秀、尹应元所献学田》。

③ 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五○《学田》四。

④ 陆文圭：《策问·养士》，《墙东类稿》卷三。

病之士”的口粮①。

上述元代各类官田，基本上都采用租佃制的生产形式。大多数情况是出租给贫苦农民耕种，但在江南地区的一般官田和学田中，包佃制也颇为流行。所谓“包佃”，即承佃者充当“二地主”，将租佃来的土地转手出租。元代的包佃者多为权贵、官僚和豪户。在一般官田中，元政府公开允许包佃，所以包佃的规模很大，如两浙转运使瞿霆发一家包佃官田达七十余万亩。学田租额相对较轻，因而官僚、豪户趋之若鹜，或巧取，或豪夺，包佃以渔利，如嘉兴路（治今浙江嘉庆）儒学、镇江路（治今江苏镇江）儒学、铅山州（治今江西铅山）儒学等，都有一部分学田落入了包佃者的手中。江南地区的一些学官也加入了包佃学田的行列，元代姚燧曾经指出：“又有身为学官而自诡佃民，一庄之田连亘阡陌，名（各）岁入租，学得其一，己取其九。”② 由于包佃学田的情况广泛存在，影响了学校收入，大德十年（1306）元政府曾下令予以禁止，但并未取得多大效果。包佃制源于宋代，是封建租佃关系高度发展的表现。元代一般官田和学田中包佃制依然兴盛，是这些土地上封建租佃关系继续保持其发展趋势的一种反映。对于官田，元政府还允许佃户兑佃，因而兑佃在元代官田中比较流行。所谓“兑佃”，即转让租佃权，这也是封建租佃关系复杂化的产物。在宋代官田中，兑佃现象已不少见，但未得到朝廷在法令上的许可。元政府规定：“佃种官田人户欲行转兑与人，须要具兑佃情由，赴本处官司陈告勘当，别无违碍，并写是何名色、官田顷亩、合纳官租明白附簿，许立私约兑佃”①。官田的兑佃完全合法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