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 国

本世纪初，继业已名震东方学界的柔克义之后，美国又出了一位优秀的汉学家和东方学家劳费尔（B.Laufer，1874—1934）。劳氏通汉、藏、蒙、满、梵、波诸种东方语，其主要研究领域是中亚、西藏史及中国与伊朗关系史，但也写过一些有关蒙古、阿尔泰语系及元代史的论文，如《不儿罕》（《美国东方学会杂志》36，1917），《珊蛮一词的起源》（《美国人类学家》， 19，1917）。《鄂多立克到过西藏吗？》（《通报》，1914）。这时，美国的东方学整体上还大大落后于欧洲。除劳费尔外，与蒙元史研究有关的学者值得一提的仅有做过驻俄国、波兰等国外交官的寇尔丁（J.Curtin）。1908 年，他出版了两部书，一部名为《蒙古人：历史》，一部名为《蒙古人在俄罗斯》，篇幅都较大，但内容一般。

著名蒙古学家拉铁摩尔（O.Lattimore，1900—1989）二十年代开始崭露头角，他在北蒙古旅行中得到了罗卜藏丹津的《黄金史》残卷，后归伯希和，对《元朝秘史》研究起了很大推动作用。他写了大量文章和书，主要是有关中国北部边疆及蒙古政治、历史和地理的，很有影响。曾将 1928 至 1958 年发表的此类文章编为《边疆史研究》论文集（1962）。但他的论著偏在近现代，蒙元史方面只写过一些概述性文章。

本世纪中叶以来，美国的蒙元史研究有了很大发展。成就卓著的代表性学者之一是哈佛大学的柯立夫（F.W.Cleaves）。二战前他曾在法国从伯希和学习，并在北京住过一段时间，在我国学者协助下研究《松漠纪闻》，又获得了不少蒙汉文合璧碑铭摹本，这成为他日后主要研究方向的基础。从1948 年起，他连续在《哈佛亚洲研究杂志》上发表研究元代蒙汉文碑铭、伊利汗给教皇和法国国王的蒙文信件以及其他蒙古文献的论文，还编刊了重要蒙文史籍罗卜藏丹津《黄金史》（1952）和《蒙古源流》（1956）。他翻译和注释的《元史八邻部人伯颜传》（《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956）多达百余页，是一篇很有份量的元史研究论文。他研究的面很宽，著述丰富，还撰有《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汉文史料和抵达波斯的波斯文史料》等多篇其他课题的文章。主要由于柯立夫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哈佛大学在五六十年代成为举世瞩目的蒙元史研究中心，吸引了许多国外学人前往深造。柯氏积多年之功研究完成的《元朝秘史》英译本已于 1982 年出版，但其注释卷尚未见问世。

马丁（H.D.Martin）比柯氏略早。三十年代他在绥北考察，发现了元代汪古部的多处墓葬，著有《关于归化城北聂思脱里遗迹的初步报告》（《华裔学志》，3，1939）。其后相继在《皇家亚洲学会杂志》上发表《蒙古与西夏的战争》（1942），《成吉思汗的第一次侵金战争》（1943），《蒙古的军队》（同年）等文。1950 年，出版了专著《成吉思汗的兴起及其征服华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

四十年代末，老资格的比利时蒙古学家田清波神甫（A.Mostaert，1881

—1971）和苏联蒙古学家鲍培（N.Poppe，1897—1992）先后移居美国，对美国的蒙元史研究推动很大。田清波从 1906 年到鄂尔多斯传教，一住二十多年，精通蒙语及蒙古事务；后在北京天主教会工作，1948 年定居华盛顿附近。数十年中，他撰写了大量研究蒙古语言、部族和文献的著作与论文，尤其是鄂尔多斯研究更是独步天下。到美国后，他与柯立夫有密切的合作关系，曾协助从事蒙古史籍的编刊和伊利汗信件的研究，并为《黄金史》、《蒙古源流》和《水晶念珠》三书撰写了专篇绪论。他还发表有长篇的《关于元朝秘史的一些段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3，1950；14，1951；15， 1952）等重要文章。鲍培战前已是苏联的著名学者，在蒙古语言、文学及元代八思巴字蒙文文献研究方面卓有成就。1949 年赴美后，一直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执教，吸引和带领了一班美国的蒙古研究者，如克拉德、法夸尔、克鲁格等人。他继续发表蒙古语言、文学方面的研究论文，特别在《元朝秘史》中的古典蒙古语和八思巴字文献研究方面作出很大贡献，先后出版了《蒙古书面语语法》（1954），《蒙古语比较研究导论》（1955）及《八思巴字蒙古文碑铭》（1957，即 1941 年所出之俄文本《方体字》的英文修订本，由其学生克鲁格编译）等著作。

克拉德（L.Krader）主要研究蒙古游牧民社会组织、血缘关系和封建制

度等问题，五十年代以来发表了多篇这方面的论文。法夸尔（D.M.Farguhar） 主要研究清代蒙古史，元史方面发表过《元代的官印与花押》（《华裔学志》， 25，1966），《元朝政府的结构与职能》（载兰德彰编《蒙古统治下的中国》，

1981）等文。克鲁格（J.R.Krueger）著有《蒙古秘史的年代学与书志学》

（《蒙古学会学报》，5，1966）和《蒙古源流》的英译本（1967），他的主要成绩是在蒙古语言、文献和卫拉特蒙古研究方面。出于伯希和门下的著名中亚史专家、匈牙利人塞诺尔（D Sinor），在英国剑桥大学执教十余年后，于 1962 年来到美国印弟安那大学，创立了乌拉尔-阿尔泰学系和内陆亚洲研究所，使该校成为世界著名的内亚研究中心之一。塞诺尔的蒙元史著述，有关于《卡尔平尼行记》中的蒙古词语、完者都致法王信以及蒙古与欧洲关系的研究，《论蒙古的兵法》等多篇。他编纂的《欧亚中部研究导论》

（1963）文献目录对蒙元史研究也极为有用。移居美国的老一辈著名学者还有中国的洪煨莲，他于 1946 年应聘赴哈佛大学执教，是该校深受敬重的汉

学权威，他并不专门研究元史，但 1951 年在《哈佛亚洲研究杂志》发表《元秘史流传考》，凭其版本目录学的深厚根柢对《秘史》与相关史料的相互关系进行缜密考察，无疑是这方面的权威之作。他的另一篇文章《钱大昕的三首元史诗》（《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9，1956）也触及许多重要的元史问题。中国蒙元史专家札奇斯钦移居美国后受聘于杨伯翰大学，并继续从事蒙古史、元史研究，1988 年出版的英文版《蒙古研究论集》中收入了他历年发表的《元代马政诸考》、《蒙古诸汗为何接受西藏佛教》、《元代的中国佛教与道教》等多篇重要论文。早年就移居美国的比利时神甫塞雷斯

（H.Serruys）是研究明代蒙古史的著名前辈学者，他有关明初内地的蒙古人，明朝前期与蒙古的关系，以及《华夷译语》等文献的著述，对蒙元史研究也很有参考价值。

五十年代初哈佛大学博士出身的舒尔曼（H.F.Schurm-ann），对元代经济史有出色的研究。他将《元史》卷九三、九四《食货志》译为英文，加以详细注释，于 1956 年出版。同年，发表了《13 世纪的蒙古贡纳制》（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这是一篇精密研究元代蒙古差发赋敛（Alban-Qubǒiri）制度在中国、波斯和斡罗思的实践及演变的高水平长篇论文。他还著有《阿富汗的蒙古人》（1962）和《元代的政治组织问题》（第 25 届国际东方学大会论文，1963）等。但此后即未见有新著述问世。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汉学家牟复礼（F.W.Mote）对中国思想史、制度史都很有研究。元史方面的著述有《元代的儒者隐士》（Wright 编《儒士》，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0），

《陶宗仪生平诸考》（东京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二十五周年纪念文集，1954） 等篇。其著名论文《中国专制主义的发展：评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论》（《远东》，3 卷 1 期，1961）也涉及元史中的一些问题。

陈学霖于 1967 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在华盛顿大学（西雅图）任教，是六十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史学界十分活跃的学者。其主要研究

领域为金元史，著述颇丰。元史方面的主要论著有《刘秉忠：忽必烈朝的佛

—道政治家》（《通报》，53，1967）、《<汝南遗事>绪论》（《宋史研究通讯》，10，1974）等。1978 年，他参与发起召开“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思想” 学术讨论会，编辑了一部此次会议的论文集《元代思想与宗教》（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2），集中收入了他本人的长篇论文《马端临史学思想中的“通”、“变”》。他与罗意果、萧启庆合编《元代人物传》，撰写了王鹗、杨桓、姚枢、杨维中等传（先后刊登于《远东史集刊》）。其近作又有《元大都建城传说》（1986 年南京大学国际元史讨论会论文）、《王文统“谋反” 事件与元初政局》（台湾中央研究院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1989）等。劳延煊是 1962 年的哈佛大学博士，其学位论文为王恽《中堂事记》的译注。其后又发表《元朝诸帝的季节性狩猎生活》、《金元诸帝游猎生活行帐》（载台湾《大陆杂志》26∶3，27∶9，1963）、《<饮膳政要>中的非汉语名词诠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9，1969）等文。现任教于俄亥俄州立大学，主要研究元代南方文人的思想与生活。

近二十年来，美国涌现了一批有成就的蒙元史研究者。窦德士

（J.W.Dardess）重点研究元代中后期史，撰有《弥勒教起义的转折与明朝的建立》（《亚洲学会杂志》，29，1970）、《从蒙古帝国到元朝》（《华裔学志》，30，1972—1973）、《郑氏义门：元末明初的社会组织与理学》

（《哈佛亚洲研究杂志》，34，1974）、《元后期浙江的儒学、地方改革与中央集权》（载《元代思想与宗教》，1982）等论文。其所著《征服者与儒士：元后期的政治变化》（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1）详细阐述了元中叶以后铁木迭儿、燕帖木儿、伯颜、脱脱等人为首的政治集团围绕“儒化”政策及争夺权力展开的复杂斗争及其对元代政治的影响。

罗沙比（M.Rossabi）偏重于内陆亚洲史，尤其是明朝与西域关系史的研究。在元史研究方面也有不少著述，发表过《忽必烈与其家族的妇女》、

《元明时代的女真人》、《元代早期的穆斯林》（此文载兰德彰编《蒙古统治下的中国》，1981）等论文。他参与组织 1978 年召开的“10—14 世纪东亚多国关系”学术讨论会，主编了一本此次会议的论文集《 China amongEqual-10 至 14 世纪中国与其邻国》（1983），并撰写了“导论”。其后他把撰写一部《忽必烈传》作为自己的重点研究计划，为此翻译了《元史·世祖本纪》，并仔细搜检《史集》、《高丽史》及其他多种文字史料：广泛参阅各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经数年努力，于 1988 年完成并出版了这部蒙元史上最重要人物的长篇传记。罗沙比的汉文相当好，此书在资料利用方面，在忽必烈统治思想和政治、经济政策的分析方面，无疑都比以前爱宕松男

（1941）和李唐（1978）写的忽必烈传前进了一步，从历史转变角度提出了一些独到见解。但撰写一部完善的忽必烈传记难度相当大，书中对发生在忽必烈朝的复杂的政治派别斗争和重大制度变革还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

陆宽田（Luc Kwanten）于 1972 年以《元代的藏蒙关系》获南卡罗来纳

大学博士学位。他还先后发表过《元朝皇族的藏语名字》（《蒙古学会学报》10 卷 1 期，1971）、《成吉思汗征服西藏：是虚构还是真实？》（《亚洲史杂志》，8，1974）、《木华黎评传》（《宋元研究报告》，14，1978）等文章。1979 年，出版了一部大型专著《游牧帝国：500 年至 1500 年的中亚史》。这是自格鲁塞《草原帝国》出版 40 年来第一部西方学者写的同类著

作，蒙元时期史是此书的重点部分。作者广泛利用了这 40 年中各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使本书内容较前人著作显得更为新颖。但由于涉及面很广，作者对其中许多专门问题难免研究不足，因而失误之处颇多。洪金富在《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981）上发表一篇书评，详细指摘了书中主要因误引、误解史料（特别是汉文史料）造成的错误。兰德彰（J.D.Langlois）着重元代思想文化史研究。他于 1974 年在普林斯顿大学通过的博士论文题为《蒙古统治下的金华学派》。其后又发表长篇论文《虞集和他的蒙古主子》（《亚洲研究杂志》，48，1978），研究了虞集与元文宗的关系及其在当时文治政策中的作用；《元代政治思想中的法律、治国策和<春秋>经》（载《元代思想与宗教》），主要讨论元代学者对传统法律和经世治国思想的研究。

陈恒昭于 1973 年以《至元新格》的复原及元代法制研究获哈佛大学博

士学位，此文 1979 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制传统》，第一部分元代法制研究，第二部分《至元新格》的复原及其英译。这是一部元代法制史研究的力作。葛德卫（D.Gedalecia）为 1971 年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元代理学家吴澄》。其后又发表有《吴澄理学思想中的古典主义》（《宋元研究集刊》，14，1978），《吴澄的尊德性与道问学》（载《元代思想与宗教》）等文。爱尔森（T.T.Allsen）着重蒙元前期（前四汗时期）史的研究。1979 年他在明尼苏达大学获博士学位，学位论文是研究蒙哥汗时代大蒙古国的政治和经济，后经增补、修订，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1987），题为《蒙古帝国制度：大汗蒙哥在中国、斡罗思和伊斯兰国家的政策》。此书分别论述了蒙哥汗的中央集权政策和手段、户口编籍、税收以及兵力的征集，各部分的研究均有相当深度。他的语言条件很好，得以利用尚无译本的几种重要波斯文史籍（《五世系》、《木因历史选》、《完者都史》等）和广泛搜检俄罗斯编年史资料。他的几篇专题论文——《蒙古在斡罗思的括户》（《哈佛乌克兰研究》，5，1981）、《13 世纪元朝与吐鲁番畏兀儿》（罗沙比编《China amongEqual》，1982）、《西征的序幕：1217 年至 1237 年蒙古在乌拉尔—伏尔加地区的军事经略》

（1983），研究都十分精细，颇多新见。

安迪考特·韦斯特（E.EndicottWest），1982 年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其博士论文为《元代的区域和地方政府》，1989 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蒙古在中国的统治：元代的地方政府》。她的其他著述还有《元代早期的决策与人事管理状况》（“10 至 14 世纪中国皇权统治的演变”学术会议论文，1982）、《元代中国的商人团体：斡脱》（1986 年南京大学国际元

史讨论会论文）等。刘元珠在哈佛大学从柯立夫攻习蒙元史，以《元史·奸臣传》的研究获博士学位，后在威尔斯利学院任教。撰有《虞集<道园类稿> 在元史研究中的价值》（南京大学国际元史讨论会论文，后刊于台湾《食货月刊》16 卷 11、12 期合刊）、《蒙元儒吏关系：延祐开科与抑吏》（《庆祝王锺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1993）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