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大元通制》的体系

从上述元代法律的编纂过程可以看出，《大元通制》乃是元代修订的第一部完整的施行了的法典，也是部分保留下来而且能够考知它的总体结构的法典。而就编纂的体系而言，它也是一部具有中国法制传统的完整的法典。中华法系发展到唐代臻于成熟，《唐律》成为中华法典的范式，以后王

朝修律的蓝本；律令格式的法典体系形成中华法系的基本传统。五代后周时编有《大周刑统》，具体本文已佚。宋也修有《宋刑统》，其结构和内容都继承《唐律》，并加以补充。不过除了律（刑统）令格式，宋代又有敕，把一些皇帝的诏书编进了法典。金代的法典以《泰和律》为代表，包括律义、律令、敕条和六部格式。律义相当于律，律令相当于令。唐、宋、金三朝在法典体系方面的因袭关系是十分清楚的。下面让我们看一看元代法典的代表作《大元通制》的编纂体系。

从现存有关资料可以考知，《大元通制》的主体由制诏九十四条、条格一千一百五十一条和断例七百一十七条（或七百一十一条）三部分组成。另有一部分，称作“别类”（或作“令类”），显然不是主体，后来改订《至正条格》时也不再提到。在三个主体部分之中，制诏在编纂体系方面相当于宋代的敕、金代的敕条。制诏放在朝廷里备查，实际上要求官吏们奉行的只是条格和断例。

条格原共三十卷。1930 年，北平图书馆影印了内阁大库明初墨格写本《通制条格》尚存的二十二卷，缺卷一、卷十至十二、卷二十三至二十六。即使缺了八卷，《通制条格》的面貌已可概见。元人沈仲纬所撰《刑统赋疏》记：

通例条格 祭祀 户令 学令 选举 宫卫 军房 仪制衣服 公式 禄令 仓库 厩牧 关市 捕亡 赏令 医药 田令 赋役 假宁 狱官 杂令 僧道 营缮 河防 服制 站赤榷货

将《通制条格》存卷与《刑统赋疏》上所列的通例条格二十七个篇目进行比对，前者缺的是祭祀、宫卫、公式、狱官、河防、服制、站赤、榷货，而其余各篇的排列次序则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刑统赋疏》上所列条格篇目，无疑就是《大元通制》条格的篇目。这二十七个篇目与唐贞观令、永徽令、开元七年令，开元二十五年令的三十三个篇目相比较，有二十二个是相同的（个别的用词不同但含义一致）。与现存金泰和律令的二十九个篇目相比较，更有二十五个是相同的。所以《大元通制》条格的基本内容正是唐—金法典体系中的“令”。不过除了“令”，条格还包含了原来“格”和“式”的内容。可以这样说，条格实际上是把唐以来的“令”、“格”、“式”混合在一起了。

关于断例，问题要复杂一些。

宋时已在敕以外增编“断例”，这些都是“断案事例”，即判例，而且

在编纂时也是按律的十二篇分类的。元代又有发展，“断例”这个法律用词具有两种含义，一是“断案事例”（或“科断事例”），二是“断案通例”

（或科断通例）。具有第二种含义时，“断例”正是“划一之法”，也就是律。大德五年（1301）徐元瑞撰成的《吏学指南》的“法例”部分这样解释： “断例——杜预曰：‘法者，绳墨之断例，非穷理尽性之书也。’”这里说的法，自然就是律，而不是其他。大德七年（1303）三月，“诏定赃罪为十二章”《元史·成宗纪四》），据《事林广记》至顺刻本，这十二章后来就编入了《大元通制》的断例。元代文献还常称金《泰和律》的律义为“旧例”， 也是将“例”与“律”联系在一起的。

在元代，“断例”这个词在两种含义上混用，这在《元典章》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元典章》的条目用了三十八次“断例”，其中有十八次意为断案通例，十七次意为断案事例，还有三次是编纂者企图把断案事例编纂为断案通例。而若把这十八次具有断案通例含义的“断例”与《唐律》进行比较， 就可发现其绝大多数可以从《庸律》找到根据。当然也有一些这类断例是完全从元代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而制订的。

就“断例”具有断案通例的含义而言，《刑统赋疏》记述得十分明白： 断例，即唐律十二篇：名例（提出狱官入条格）卫禁 职制 户

婚 厩库 擅兴 贼盗 斗讼 诈伪 杂律 捕亡 断狱①

这就是说，《大元通制》的断例即为《唐律》的分作十二篇的律，只是名例篇中的“狱官”被提了出来，编入了条格。这“狱官”就是“狱官令”， 在《宋刑统》中，有三条“狱官令”是编在“名例”篇的。而据上引《刑统赋疏》文字，“狱官”也确是《通制条格》的二十七篇之一，可惜原文今已不存。元人王与撰《无冤录》卷上“病死罪囚”项引述《通制》狱官条后说： “条格详明，既有所守，当奉行惟谨可也。”可以为证。

概而言之，就编纂的体例来说，《大元通制》的制诏相当于宋的敕或金的敕条；断例相当于唐宋的律或金的律义；条格相当于唐宋的令或金的律令，并包括进了格、式。可见《大元通制》在编纂体例方面，还是同唐、宋、金的法典体系有承袭关系的。为醒目起见，我们列一表以示《大元通制》在编纂体系上与唐、宋、金的法典的关系：

① 名例，原文作名令，今改，有关考证见黄时鉴：《<大元通制>考辨》，《中国社会?科学》1987 年第 2

期。

同前代相比，《大元通制》的用词虽然有所不同，但其编纂的体系还是一脉相承的。换言之，《大元通制》的编纂体系是从唐、宋、金诸朝的法典体系演变出来的。对于这个基本情况，元代后期的大学者吴澄在当时就已作了恰当的评论。他说：“⋯⋯《大元通制》颁降于天下，古律虽废不用，而此书为皇元一代新律矣。以古律合新书，文辞各异，意义多同。其于古律， 暗用明不用，名废而实不废。何也？制诏、条格犹昔之敕令格式也，断例之目⋯⋯一循古律篇题之次第而类辑，古律之必当从，虽欲违之而莫能违也。岂非暗用而明不用，名废而实不废乎？”

① 吴澄：《大无（通制）条例纲目后序》，《吴文正公全集》卷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