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取士

早在十三世纪三十年代，蒙古政权业已就设科取士进行过初步尝试。但

① 许有壬：《送刘光远赴江西省掾序》，《至正集》卷三二。

② 许有壬：《跋高本斋诗稿》，《至正集》卷七二。

③ 吴澄：《送周德衡赴新宁教谕序》，《吴文正公集》卷十七。

是，晚至元政权的最后五六十年，科举制度才获得真正实施。当时人概括这个曲折的过程说，元代科举是“倡于草昧，条于至元，议于大德，沮泥百端， 而始成于延祐”①。

窝阔台九年（1237）八月，诏中原诸路以论、经义、词赋三种考试儒生， “其中选儒生，若有种田者纳地税，买卖者出纳商税，开张门面营运者依例供差发除外，其余差发并行蠲免⋯⋯与各任达噜噶齐、管民官一同商量公事勾当着。随后依照先降条例开辟举场，精选入仕，续听朝命”②。诸路考试， 均于次年（戊戌 年）举行，故称戊戌选试。

戊戌选试是在汉地出身的官僚耶律楚材、郭德海等人力主下举行的。据上引诏文，原拟是后再辟举场，“精选入仕”；另外，对戊戌中选者，除免去赋税外，原规定还要授以地方性的议事官之职。由此看来，它确实带有科举考试的性质。其后，刘秉忠曾向当时尚是藩王的忽必烈建言，有“科举之设，已奉合罕皇帝圣旨”之语，无疑指前引诏书而言③。但是窝阔台十年四月，又下诏试汰僧道。实际上对儒生和对僧道的考试被一并施行，主持诸道考试的试官如赵仁、田师颜等，都是“三教试官”①。中试儒生除议事官、同署地方政事的规定，也基本上没有实行。因此，由汉地官僚苦心设计的戊戌选试，在付诸实施的过程中，从科举取士的初步尝试蜕变为“考试三教” 的一个组成部分。

忽必烈朝围绕科举行废问题曾展开反复讨论。至元十年（1273）曾拟定过十分具体的程式，其“条目之详，具载于策书”②。《元史·选举志》说世祖时“事虽未及行，而选举之制已立”，当即指此而言。成宗、武宗时， 也一再议贡举“法度”，但仍然没有结果。

自金亡，北方停科，迄于元代中叶复科，科举取士制度在蒙元政权下停废长达八十年之久，是为科举制推行一千三百余年间停废最久的时期。在此期间，凡用人或由贵戚世臣、军功武将，或由吏职杂途。这固然与蒙古统治者缺乏“以儒治国”的中原社会传统观念，利用汉人和南人时主要以其“趣办金谷”、“勾稽朱墨”的能力的取才标准有关③ ，同时也曲折反映了汉地社会舆论本身对金、宋两朝的读书人溺于奔竞场屋，惟务诗赋空文，结果以所谓“学术”误天下的厌恶和不满④。

元代中期以后，蒙古、色目上层的汉文化素养逐渐获得提高。元仁宗为

① 许有壬：《秋谷文集序》，《至正集》卷三五。

② 《选试儒人免差》，《庙学典礼》卷一。

③ 《元史》卷一五七《刘秉忠传》。

① 傅若金：《赵思恭行状》，《傅与砺诗文集》卷十；虞集：《赵思恭神道碑》，《道园学古录》卷四二。

② 苏天爵：《陕西乡贡进士题名记》，《滋溪文稿》卷三○。

③ 陆文圭：《策问》，《墙东类稿》卷二。

④ 谢枋得：《程汉翁诗序》，《选山集》卷六。

整治吏弊，下决心实行科举取士制度。皇庆二年（1313），朝廷颁布科举诏， 宣布次年开考。

元朝科场，每三年开试一次，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道。乡

乡试取录名额分配表

试为地方考试，于八月举行。举人须从本贯官司推举，但其资格限制似宽于列朝①。其科目，蒙古、色目人二场，即经问五条（至正时减为三条，增奉经义一道），策一道；汉、南人三场，即明经若干题、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策问一道。全国共设乡试科场十七处，最多可取录三百人，其名额见下表。乡试合格的举人，在乡试次年二月在京师举行会试，由礼部主持。会试科目与乡试同。会试最多可以取录一百人，其中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各二十五名，于会试次月在翰林院参加殿试。蒙古、色目人试时务策一道，“汉人”、“南人”试策一道。殿试不再黜落，仅据考试结果对会试合格者重新厘定等次，分为两榜公布。“国人暨诸部”即蒙古、色目人作右榜

① 参见有高岩：《元代科学考》，《史潮》第 2 卷第 2 期（1932）。

（蒙古人以右为上），“汉人”、“南人”作左榜。两榜为分三甲，第一甲各一人，赐进士及第，任从六品官。这两个人按俗称都可以算是“状元”， 但按当时制度，则“唯蒙古生得为状元，尊国人也”①。

实行科举制以后，国学生岁贡制度也部分地被纳入科试体系。所贡生员，“每大比选士，与天下士同试于礼部，策于殿廷，又增至备榜而加选择焉”（《元史·选举志一》）。顺帝年间，例从国子监应贡会试者中取录十八人以为备榜②；此期间乡试也增取备榜，授以州学录、县教谕等学职③。

自延祐年首科乡试以后，元朝政府共举行科举考试十六届（后至元时期，因伯颜废科，停举两届），正榜取士凡一千二百人左右。其中后来升至三品及三品以上职位的，约当百人。此外大部分人，“例不过七品官，浮湛常调，远者或二十年，近者犹十余年，然后改官。其改官而历华要者十不能四五；淹于常调、不改官以没身者十八九”①。有元一代，科举制度对官僚构成的作用和影响，与它的前后王朝相比，都是比较微弱的。

除了规模的狭隘以外，元朝科举制度还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优待“国族”，压抑“汉人”和“南人”。人数上占很少数的蒙古、色目人与人口众多的“汉人”、“南人”录取名额相等，中选的机会就大不相等了。又按十六科取士总数，最多可以有一千六百人。但实际录取人数，只占额定高限的四分之三，其中元统元年（1333）一科，因政府加意于粉饰文治，经复增会试中程者，方才取士足额。其他各届科考，乡试录取数即不足额，会试复经淘汰，得中者自然就不及百人之数。“汉人”、“南人”赴考者人数极多。如江西每岁就试的“南人”，一般都在数千人②。但延祐元年和延祐四年乡试，江西“南人”中选者分别为十八人、二十一人③。录取不足的原因，很难以“南人”中缺乏合格人选来解释，只能是因为蒙古、色目考生难以满选， 所以“汉人”、“南人”的选额亦必须保持一定空缺。可见此种不平等，实际上还阻碍了科举规模的进一步发展。

其次，元朝规定的科举考试的科目有三。“经疑经义以观其学之底蕴， 古赋诏诰章表以著其文章之华藻，复策之以经史时务以考其用世之才”④ 。

① 程端礼：《送朵郎中使还序》，《畏斋集》卷四。

② 《元史》卷九二《百官志》八《选举附录》。按、从国子监应贡会试诸生中取录的“备榜”人数，似未包括在该年正榜取士人数中。姚大力在《元朝科举制度的行废及其社会背景》一文中，将其纳入当年正榜取士人数中，误。见《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82）。

③ 苏伯衡：《送楼用章赴国学序》，《苏平仲集》卷六。该引文所说比例，淹于常调者占 80—90％；能改官而“历华要”者，则不足 10％。

① 傅若金：《送习文质赴辟富州吏》，《傅与砺诗文集》卷五。

② 吴澄：《萧立夫墓志铭》，《题延祐丁巳诸贡士诗》，《吴文正公集》卷三八、卷二九。

③ 郑玉：《送唐仲实赴乡试序》，《师山集》卷三。

④ 郑玉：《送唐仲实赴乡试序》，《师山集》卷三。

与前代相比，最重要的变化是程朱理学被正式定为考试取士的标准。按朱熹的四书训说在南宋末年已被立于官学，表明开始为政府所承认，但当时它在儒家学统各派当中远未取得独尊的正统哲学的地位。宋末科试始许用朱注， 惟仅为允许采取的诸家学说之一。直到元朝颁布科举制度，程朱理学才被政府定于一尊。凡“四书”和《诗经》均须用朱注，《周易》主程、朱氏之说，

《尚书》以朱熹门人蔡沈阐释为主，《春秋》用程颐私淑胡安国所传，除《礼记》尚用古注疏、《春秋》许并用三传外，其他儒家经典一以程朱理学的阐发附会为本。元朝科学制度对于理学在中国社会的推广，起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