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宗后期的“朝廷更政”

大德七年发生的另一件震动朝野的大事，是漕运两万户朱清、张瑄之狱，受该案牵连的八名中书执政官同时被罢免。自从至元二十年海运漕粮的航线创通之后，南漕米由海路达于大沽、辽阳者逐年增加，很快促成了北方“开口待哺以仰海运”的形势②。创通海路的朱清、张瑄也因深受朝廷倚重而势力浸大。他们结交权贵，广治田宅，很快成为江南屈指可数的大富贵，同时也招致了不少政敌和仇家。自世祖晚年起，就不断地有人告发朱、张。成宗元贞元年，又有“飞书”言朱、张“有异图者”。朝廷照例释而不问。大德六年正月，江南僧石祖造告朱、张不法十事。成宗命御史台诘问之，狱成。朱清在被押解至京后惧受辱自杀，张瑄被处死。

朱、张一案的真相至今尚难弄清。据王逢《张孝子诗序》，当时成宗有疾，由皇后卜鲁罕主朝政，“枢密断事官曹拾得以隙踵前诬，后信，辄收之

（按指朱、张）。丞相完泽奉先帝遗诏诤莫解”。按元史本纪，成宗在大德

② 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纲》（博士论文，南京，1984），打印稿页 254 至 259。

① 参见《察合台汗国史纲》，页 271 至 279。

② 郑元祐：《边公遗爱碑》，《侨吴集》卷十一。

六年二月“有疾，释京师重囚三十八人”，可见病得不轻。卜鲁罕杀张瑄父子，或即发生在这时①。朱、张案一直拖到翌年才了结。大德七年正月，朱、张家属被遣发京师。应当是在审理两家妻子的过程中，中书省宰执受朱、张贿赂之事案发。成宗一怒之下，同一天罢免中书平章伯颜（赛典赤）、梁德珪、段贞、阿里浑撒里，右丞八都马辛，左丞月古不花，参政迷而火者和张斯立八人。首相完泽也遭到受贿的指控。虽然成宗对他释而不问，但对完泽仍不免是重大的刺激。完泽死于是年闰五月，上距成宗罢相不到半年，距离他全力支持的征八百媳妇总帅刘深受诛不到三个月。他的死，当与政治上的挫折引起的内心忧惧有关。

根据梁德珪的行状传记，罢相一事，乃卜鲁罕皇后乘成宗卧疾时所为②。与梁德珪同时受黜的八都马辛、伯颜等人，都是卜鲁罕党羽，是成宗死后力图支持卜鲁罕摄政的核心人物。他们之被罢黜，不大可能是出于卜鲁罕的制命。一日罢八相，差不多等于中书省的大清洗，事关重大；恐怕也不是皇后敢于轻易处置的。这件事只能是成宗圣心独断的结果。袁桷所言，不过是为传主饰讳而已。

究竟是一些什么因素，促成了元成宗这一异乎寻常的激烈举动？因为缺乏充分记载，现在难以详细了解。但是强调宽宥“惟和”的守成政治，逐渐酿成纲纪松弛、政事懈怠，“实惠不及于民”的积弊①，肯定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元人往往将赛典赤、梁德珪主持下的理财政策与阿合马、桑哥等劣迹相提并论。御史台在成宗新命中书省臣后声称：“自阿合马、桑哥、赛、梁辈相继秉政贰拾余载，轻用官爵，重贪财货，滥放冗员，沮坏选法。奸邪得位，遂为天下无穷之害。”②差不多与此同时，刘敏中在他的奏章里也异口同声地说：“至元乙亥（1275）之后，老奸巨蠹，继踵用事⋯⋯即今吏弊连根株、民病成膏肓，实由宰相之私有以使之耳”③ 。赛、梁的理财措施，似乎远远没有到阿合马、桑哥时刻剥天下的程度。但在完泽的姑息纵容之下，元贞、大德年间“惟和”政治的效果，确实是恤民不足而吏治日坏。一方面是选法紊乱，职官员额迅速膨胀。仅徽政院除官，一两年内即多达一千五百人④；另一方面则是行政效率普遍低落，政务壅滞，乃至民间对官吏执行上司政令有“一紧二慢三休”之讽⑤。国库用度不支，则靠挪用钞本来填补缺

① 《梧溪集》卷四下。或以为朱、张死于大德七年。此说亦无确证。据《元史》本纪，大德七年被遣送赴都者，系朱、张“妻子”、“家属”，并不是他们本人。

② 袁桷：《梁德珪行状》，《清容居士集》卷三二。

① 见郑介夫奏议（即著名的《太平金镜策》），《历代名臣奏议》卷六七。

② 《通制条格》卷六《保举》。

③ 刘敏中：《九事》，《中庵集》卷十五。

④ 苏天爵：《李守中墓志铭》，《滋溪文稿》卷十一。

⑤ 郑介夫奏议，《历代名臣奏议》卷六七。

额，导致钞法逐渐进入慢性危机。成宗本人颇为迷信，大德中叶“数有星变及风水之灾”⑥，可能也促使他下决心厘清朝政。大德七年三月，以“慧星见”，诏遣使臣循行诸道，宣抚天下⑦。朱、张贿赂权贵一事恰巧在这时案发，于是引发出成宗对中书省进行大清洗的事件。它被看成是成宗后期“朝廷更政”的一个标志①。主持“更政”的首相，则是曾以中书左丞相职位辅助过完泽的哈剌哈孙。哈剌哈孙晋位右丞相以后，精选州郡守令，定官吏赃罪十二章及丁忧、婚聘、盗贼等制，禁献户及山泽之利。不过“更政”的实际成效并不很大。大德八年九月，被罢相的八人中有四人复入中书。成宗晚年疾病连岁，“权移中闱。群邪交扇，势焰翕忽。王（按指哈剌哈孙）以身维之，奸不得逞，事无以挠”②。哈剌哈孙能做到的，不过是维持朝政，使之不致大坏而已。

⑥ 《元史》卷二○《成宗纪》三。

⑦ 郑元祐：《岳铉神道碑》，《侨吴集》卷十二。按郑氏误系与遣宣抚使事于大德五年，此从《元史》本纪。

① 袁桷：《王构行状》，《清容居士集》卷三二。

② 《元史》卷一三六，《哈剌哈孙传》；刘敏中：《哈剌哈孙碑》，《中庵集》卷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