畜牧业的影响及其衰败

游牧民族的价值观念在蒙元时代影响深广。从文献和文艺作品反映的情况看，畜产品已在全国范围内被当作“准折”财产的重要依据，政府亦将“多养牸牛、母羊”作为劝农桑、正风俗的

一项重要内容，广泛号召“各县乡有宜畜牧去处”的“有力之家”，“随时牧放，如法栅圈”①，因而，寺院、官僚、地主甚至一般百姓比较普遍地从事牲畜的牧养，从而为农业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蒙元时代的畜牧业也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或者说，它虽是一个统治民族的优势，但其规划与发展又存在无法克服的弱点，这可从以下两个主要方面体现出来。

首先，蒙元时代的畜牧业以官营和贵族经营为主，建立全国性的统一政权后，元廷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改善牧区的条件，但仅限于利用中原的人力物力弥补畜牧业的不足，而没有象重视农桑那样，从发展经济角度，着眼于农业与畜牧业的优势互补，全面组织规划畜牧业的发展，当然更不可能注重生产关系的改善。忽必烈统治后期，卢世荣看到了当时的供求矛盾，提出一个大胆的规划，这就是，用官方财力在上都、隆兴等路组织币、帛，到牧区贸易羊马，选蒙古人牧养，收取皮、毛、筋、角、酪酥等物，给牧人二分，

区设置牧地的条件无疑更好一些。

② 如“大同东胜州之吴滦永兴马牛三驿”就置有“牧马草地”（黄溍：《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左丞亦辇真公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四）。

① 王结：《善俗要义》之四《育牝■》，见《吏学指南》（外三种），《元代史料丛刊》 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年版。王结是元中期大臣，大德年间曾任典牧太监， 仁宗即位时出为顺德路总管，官止于翰林之职。元政府将他的这篇著述发 往各地，予以推广。

官取八分；“马以供军兴，羊以充赐予”（《元史·卢世荣传》）。卢世荣这一设想的积极意义在于，通过承包方式，将牲畜交给牧民放养，从而使之摆脱对贵族的隶属关系② 。这样，元廷所必需的牲畜就有了可靠源。显然， 卢世荣的计划并未得到推行，终元一代，“军兴”与“赐予”这两项最大的畜产品支出是采取消极手段，即通过大规模所谓的“和市”、“拘刷”等方式去实现的。官营与贵族经营畜牧业不但没有为元廷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 还给农耕区带来了很大的骚扰与破坏。在征服中原前后，由于生活和军马饲养的需要，部队及其随营团体（奥鲁营）大量废耕田为牧地，一些贵族与军将还乘势抢占、扩充牧地。后来，随着大批军队的退出和统治的稳定，这种势头在忽必烈时期得到遏制①，并且，元廷又多次颁布退还耕地的法令，原先在农耕区的牧地呈现缩小的趋势② ，但如上文所述，中原、华北地区仍然分布着一批牧场，这些牧场由特权阶层经营，并伴随大规模的围猎活动，便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大的破坏性：在抚州（即隆兴府，治今河北张北）、宣德

（治今河北宣化）、云州（治今河北赤城县北云州）、兴州（治今河北滦平西）、松州（治今辽宁赤峰市西南）和固安等农牧交汇区一线，每年定期有官马、官驼前来放养（马从夏至冬，驼自九月初到次年四月）。中原、华北地区牧地的马匹则随时纵放、散逸在广大农田之间，因而，牲畜“嚼食桑枣果木诸树”、“侵扰居民，蹂践禾稼”③的事件不胜枚举而无法禁止。政府和诸王马驼有时还直接摊派民户饲养；国有马匹的饲料每年“征诸内地”， 造成“民日益病，而有司赋之日益急”的局面，又给内地带来极大的骚扰①。

其次是政局与自然灾害的影响。元朝统一后，大漠南北人口大幅度增加，元廷通过设置屯田、发展工商和南粮北调等措施，并在实际上将汉地的畜牧业当作大漠南北的补充，一时维持了牧区社会经济的相对稳定。然而，

② 蒙元时期草原牧民对贵族和各级首领的隶属关系进一步加强，经济上他们 必须承受国家与贵族军将的双重剥削。而被掳掠来的中原百姓实际处于牧 奴的身份地位（张养浩：《驿卒佟锁住传》，《归田类稿》卷一；苏天爵：《元故正 议大夫佥宣徽院使用贞侯神道碑铭》，《滋溪文稿》卷十七）。显然，上述生产关系不利于畜牧业的发展。

① 如至元前期，四怯薛官要求割大都近郊牧马，察必皇后说：“向初到定都时，若以地牧马则可，今军蘸俱分业已定，夺之可乎？”予以制止（《元史》卷一一四《察必传》）；至元二十八年，安西王府仗势强夺的十多万顷民田也理退给农民（《元史》卷一五四《郑制宜传》）。另见《元史》卷八《世祖纪》五， 卷一三五《塔里赤传》，卷一三六《阿沙不花传》，卷一五一《奥登世英传》等。

② 《元史》卷二一《成宗纪》四：大德七年（1303）正月乙酉，“益都诸处牧马之地为民所垦者，亩输租一斗太重，减为四升。”益都诸处是废耕为牧最典型的地区之一，元代前期垦田输租已得到政府认可，这个事例无疑有很大的普遍性。

③ 除《大元马政记》外，另可详见《元史》卷五《世祖纪》二，卷十八、十九、二一《成宗纪》一、二、四等载籍。

① 马祖常：《记河外事》，《马石田先生集》卷八。

政局连续动荡而导致的战争和自然灾害的袭击很快打破了这种稳定与平衡，也给畜牧业造成了直接的损害。

先说战争的影响。元初阿里不哥与乃颜的叛乱相继被镇压后，接着是持续八年之久的海都、都哇的反叛。岭北行省建立后，似给草原的安定带来转机，但不到十年，统治集团内部争夺皇位的斗争愈演愈烈，大漠南北一次又一次地卷入战乱之中。政局动荡给畜牧业带来了两点直接危害，第一，元廷加紧了对战马的搜括。据《大元马政记》载，世祖时期共刷马五次，最后一次预定十万匹，竭尽全力，止得七万有余，其结果，“为刷马之故，百姓养马者少”。尽管如此，成宗登位后不久，仍严令“除怀驹带驹马外（除此而外的牝马已列入征调之列），三岁以上（正常规定是四岁以上）皆刷”，共十多万匹；文宗即位不久，因镇压阿撤罕等叛乱，拘刷二十五万余匹；到了天历前后两都之战爆发期间，又因“军事紧急”而“疾速拘收”近六万匹。这样的“和市”、“拘刷”在泰定以前达百万匹之多。军情急迫对大漠南北以外几次大规模的征敛从另一侧面反映了漠北已无力为战争提供全部装备，而竭泽而渔式的搜括又瓦解了在“边圉乏马”的情况下南部尚能提供一定补给的物质基础。第二，战争加重了自然灾害的灾情，更加剧了畜牧业的停滞与衰败。

自然灾害作为影响漠北畜牧业的主要原因，这一点受到中外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①，蒙元时代见于记载的主要灾情发生在中统二年（1261）三月（和林至谦州一带火灾）②、至元二十四年（1287）（北边大风雪与连续七昼夜的“土雨”）（《元史·世祖纪十一》）、大德五年（1301）七月（称海至北境十二站大雪）（《元史·成宗纪三》）、大德九年（1305，乞禄伦“大风雪”）③、延祐三年（1314）春（铁里干驿“风雪沙土”）④、延祐四年（1317）

（朔方“风雪”）⑤、延祐七年（1320）七月（诸王告住等部火灾）（《元史·英宗纪一》）、至顺元年（1330）九月（铁里干、木邻等三十二驿旱）

（《元史·文宗纪三》）和至顺二年（1331）八月（斡儿朵思之地“频年灾”）

（《元史·文宗纪四》）。上述重大灾害往往都与战乱交织在一起，如至元二十四年北边大风雪发生时正值海都、都哇反叛，并一度击败元朝漠北驻军，控制了和林（《元史·马绍传》）。延祐四年周王和世■的支持者于关

① 最具代表性的是日本学者的观点，见原山煌：《关于蒙古游牧经济之脆弱性的札记》，《东洋史研究》

41— 2，1982；吉田顺一：《读原山煌<关于蒙古游牧经济之脆弱性的札记>》，《内陆亚细亚史研究》11，

1984；吉田顺一，《蒙古游牧的?基础》，《蒙古研究》11，1980。

② 王恽：《中堂事记》上，《秋涧集》卷八○。

③ 虞集：《宣徽院使贾公神道碑》，《道园学古录》卷十七。

④ 《经世大典·站赤》“延祐元年四月七日条”。

⑤ 虞集：《宣徽院使贾公神道碑》，《道园学古录》卷十七。

中发动兵变，两个月后祸及和林，这时亦正值漠北“大雪，深丈余”⑥。

⑥ 虞集：《苏公墓碑》，《道园学古录》卷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