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西藏

西藏，明代称乌斯藏。明太祖立国后，随即遣使向该区招谕，并在这里建立了乌斯藏行都指挥使司和朵甘行都指挥使司等机构。明成祖封授各地藏族政教首领，确立了藏族地区的统治秩序①。

西藏盛行喇嘛教。元世祖尊奉萨迦喇嘛八思巴为帝师，封大宝法王，统领十三万户，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其后元朝历代帝师，都由萨迦寺喇嘛袭封，但到元朝衰亡时，由于喇嘛教派间争权，使这一地区陷于混乱。明太祖即位后，洪武二年（1369）即遣使去西藏告谕明朝建国，又派遣陕西行省官员前往各部落，招谕元朝旧封官员来朝受职。洪武六年萨迦派摄（代）帝师喃加巴藏卜来京，封授“炽盛佛宝国师”，所举元旧封官员六十人，分别授予指挥同知、佥事、宣慰使、同知、副使、元帅、招讨等职。从洪武四年到六年，明廷陆续设置了乌斯藏、朵甘指挥使司以及宣慰使司、安抚使司、招讨使司、万户府、千户所等行政机构，完善了明朝中央在西藏地区的行政建置，依明朝制度建立起军政统治秩序。

在这一秩序之下，明廷不再把藏区封给任何地方“王侯”，而是作为相当于省的行政区直辖于中央。行政机构的任务是“绥镇一方，安辑众庶”②， 而且不干预宗教事务，所设官吏，近于内地“流官”③。洪武七年（1374）， 在河州（今甘肃临夏）设西安行都指挥使司，总管河州、乌斯藏及朵甘。原设乌斯藏卫和朵甘卫指挥使司也升为行都指挥使司。

与此同时，随着萨迦派逐渐衰落，噶举派、格鲁派等教派的相继兴起， 明成祖即位后，改变元朝独尊萨迦的旧制度，实行“众封多建”的宗教政策， 对各地宗教首领分别封王。帕木竹巴喇嘛章阳沙加监藏曾受元封为灌顶国师。明初袭封。章阳沙加死后，由其徒承袭国师。永乐年间先后封授五王， 即阐化王、护教王、赞善王、辅教王、阐教王，他们是宗教领袖，但各有份地，每三年向朝廷朝贡一次。此外，明廷还先后封授萨迦派、噶举派、格鲁派的宗教领袖为“法王”，即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大慈法王，统领本教派僧众，地位很高。明朝历代相承，三教分别向明廷遣使进贡，明廷也各有回赐。明政府还制定了西藏的僧官制度。僧官分为法王、大国师、国师、都纲、喇嘛等，法王以下的各级僧官的任免或继封，都由明朝中央政府决定。明廷规定，凡袭封受赐者，必须经“敕书勘合”。但由于封赐过滥，明英宗、孝

① 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72 页。

② 《明太祖实录》卷九五，洪武七年十二月壬辰朔。

③ 傅崇兰主编：《拉萨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25 页。

宗和世宗时多次采取递降、落职、追夺诰敕等措施，裁减了一些僧人的封号。明代西藏的喇嘛教随着萨迦派独尊地位的改变，格鲁派地位日渐上升。

格鲁派是明初新创的教派。创始人是罗桑扎巴，因出生于宗喀巴（青海湟中一带），故称宗喀巴大师。早年入藏学习各派佛法，鉴于各派僧官兼为领主， 戒律废弛，因创新派，弘扬戒律，整饬寺院，并要求入教喇嘛穿黄衣戴黄帽， 因此又称为黄教。永乐七年（1409）藏历正月初一日至十五日，得帕木竹巴阐化王之助，宗喀巴在拉萨大昭寺举行祈愿法会，获得僧众的拥戴，宗喀巴成为西藏喇嘛教界最有地位的人。宗喀巴刚建立黄教时，在西藏的影响并不大，但他和明朝廷建立了密切联系。永乐十二年（1414）十二月，宗喀巴派弟子释迦也失进京朝见，次年明朝廷封授他为“大慈法王”。到万历时，黄教势力日益扩大，得到明政府的有力支持。

明朝廷与西藏的经济交流也日益频繁。西藏的僧俗官员要定期或不定期地向明廷朝贡，他们随带马匹和其他地方特产，明朝廷也以绸缎、布帛、茶、钞等回赐，往往回赐品的价值数倍于入贡品。另外，为了便于通贡，明廷还多次下令恢复或新修西藏至内地的驿站，在四夷馆中设“西番馆”，任用藏族官员翻译贡表和其他文书。这些政策和措施，使入贡人数不断增加，明中期以后，“虽屡申约束，而来者日增”①。

除了朝贡贸易之外，西藏和内地还存在茶马互市贸易。从洪武五年

（1372）起，明廷先后在秦州（今甘肃天水）、洮州（今甘肃临潭）、河州

（今甘肃临夏）、雅州（今甘肃雅安）等地设茶马司，统一管理茶马市易， “行茶之地五千余里”② 。明廷为了以茶叶换取足够的马匹，禁贩私茶，但在有明一代，明朝廷虽一再明令严禁，可民间私茶贸易却一直与官茶贸易并存。

① 《明史》卷三三一《阐化王传》。

② 《明史》卷八○《食货志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