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廷相的“元气”论和“知行兼举”说的理论贡献

王廷相（1474—1544），字子衡，号浚川，又号平厓，河南仪封人。他的学术思想对于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都持批评态度，且富有独创精神。他是位唯物主义思想家，他的“元气之上无物、无道、无理”和“理根于气”、“理在气中”的气本论，对理学的理本论的深刻批评，以及他的“知行兼举” 强调“笃行”的认识论和无神论思想，对此后的进步思想家和学者产生了积极影响。他的全部著述，后人集为《王氏家藏集》和《王浚川所著书》。

王廷相以其“元气之上无物、无道、无理”和“理在气中”的唯物主义宇宙观，与理学的“天地之先只有此理”的理本论相对立。他继承了张载的气本论，并深刻而系统地完善了这一理论。他认为，“元气”是宇宙的本原； “气”是“实有之物”，“理根于气”、“理在气中”；“气有聚散，无息灭”。进而指出，“元气”是永恒存在而无始无终的。“气有常有不常，则

① 《困知记》卷上。

道有变有不变”。王廷相从自然现象变化中的“常”与“不常”出发，说明从总体看，宇宙的事物均由“元气”变化而来，这就是“常”，即普遍性；而从个别看，各事物各异，则为“不常”，是特殊性。二者是统一的。

王廷相的人性论，也是以“气”为本为主，提出气与性“相资而不得离” 的命题。他反对把人性分为“气质之性”和“本然之性”（“天地之性”）。他认为，儒者所谓的性——仁义礼智这些道德，都是“人之知觉运动为之而后成也”。他批评朱熹所说的“性者，理也”，把性建立在一个抽象、虚空的“理”上。他指出，要讲性，其前提是人，有了人才有心，有了心才有性

（仁义礼智），而“人之生”是“气”形成，性是“生之理”，有生才有性，故而论性决不能离气，论气也决不能丢了性。他又认为，“气”的“清浊粹驳”决定了人性的善与恶，而人性的形成又决定于后天的“习”。他强调后天的“习”，反对孟子的性善论和宋儒的所谓“本然之性”，否定王学的“先天人性”至善之说，在认识论上有积极意义。

王廷相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在批评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认识论中，建立了他的重视见闻、“知行兼举”和强调“笃行”的认识论。

首先，他把认识的对象规定为人之外的“物”，即一切客观事物；“物理”，即客观事物的规律，这就与把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合一的心学相对立。其二，重视“见闻”的作用，在指出视、听、思都依赖于人的感官的基础上，指出“物理不见不闻，虽圣贤亦不能索而知之”① 。“目无所见，虽积弊如山，民病如火，孰从而知之”②。其三，由“见闻”而“思”，提出二者的“会”——统一，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也就是由见闻而得的感性认识必须经过“思”而上升为理性认识。他接受了张载的“物交之客观”和“内外之合”的观点，并予以发展。第四，王廷相还对认识过程中的“博”与“约” 的关系给予了较为合理的解释。他既反对程朱的“博杂”、“支离”之烦琐，又批评陆王从发明“本心”出发而“致良知”的“约”，指出“博粗而约精，博无定而约执其要”的辩证关系，主张在“博”的基础上“约”而取其精。王廷相对以上认识过程的分析，以及他对于“识”与“思”、“讲”与“习”、“外”与“内”、“理”与“事”、“博”与“约”之间关系的认识，都具有较为深刻的辩证观。

由此，王廷相对张载、程颐的所谓“德性之知”进行了论辩和批评。张载提出“合内外于耳目之外”的“德性所知”，而且认为“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①。程颐则进一步明确区分为“德性之知”和“闻见之知”，把“德性之知”抽象为“不假闻见”的神秘概念。王廷相指出，张、程否定思虑见闻之知，把其说成是“小知”，却把“德性之知”的“无知”奉为“大知”，

① 《雅述》上篇。

② 《雅述》上篇。

① 《正蒙·人心》。

说明他们的虚空本质是禅学；因为，即便是“生知”的圣人“性善”、“近道”，也要通过“因习、因悟、因过、因疑之知”，也要重视“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之知”才能达到“内外相须之自然”②。对于王阳明的“致良知” 说所倡导的“良知不由见闻而有”，以及依赖“静坐”以“求理于吾心”的认识方法，王廷相也进行了驳斥。他指出人并无“先天良知”，而是后天的“接习”和“学”的结果，心学家提倡的“终日端坐、块然枯守其形而立” 的“静坐”，“畔仲尼之轨远矣”，是佛禅的修养方法，从而揭示了心学与佛禅的内在联系。

王廷相在主张“知行兼举”、重在“笃行”的同时，重视“参验”，并主张“以行验证”。他反对“唯前言之信”，提倡“随事体察，以验会通”

③，并认为这才是判明规律的正确途径。他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代认识论中

的“符验”、“参验”之说。王廷相强调参验，并通过“亲验”来获得“真知”的方法，既与他的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相联系，又对当代和此后的科学家提倡验证和实验的方法有所启发。

此外，王廷相继承了荀况、王充、范缜、柳宗元、刘禹锡的无神论思想传统，对于当时流行的“天人感应”、“五行灾异”、鬼神迷信乃至邵雍的神秘主义象数学等进行了批判。他的不少观点和独到见解，对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