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屯制度的破坏

① 《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② 《明太祖实录》卷一八五。

③ 《明太宗实录》卷二八。

④ 万历《大明会典》卷十八《户部五·屯田》。

① 《明太宗实录》卷三○。

② 《明太宗实录》卷三二。

③ 《明太宗实录》卷二六。

④ 《明宣宗实录》卷二二。

产品分配，是生产关系的核心部分。屯粮科则的变化，是军屯制度破坏的深刻反映。

实际上，从永乐末年起，随着移民垦荒的基本结束，军屯也开始走下坡路。

明仁宗即位已经看出了卫所屯田存在的严重问题。他谕户部尚书夏原吉曰：古寓兵于农，不夺其时，民无转输之劳，而兵食足。先帝所立屯种法甚善。后来所司数以征徭扰之，既失其时，遂无其效。其令天下卫所，凡屯田军士，自今不许擅差妨农务。违者处重法。

宣德二年（1427）正月，明宣宗又申明屯田之法，令兵部移文所司，选老成军官提督屯田，还命巡按御史以时巡察。宣德三年（1428）四月，给事中戴弁奏言：自山海关至蓟州，守关军万人，操练外无他差遣。若稍屯种， 亦可实边。请取勘营所附近荒田，斟酌分给，且屯且种，实为两便。宣德五年，工部尚书黄福疏曰：永乐年间，虽然营建北京，南讨交阯，北征沙漠， 资用未尝缺乏。近来国家无大宗耗费，岁用反而仅仅可以勉强维持。假使不幸遇到水旱、征调之事，将何以应付。请役操备、营缮军士十万人，往济宁以北、卫辉、真定以东沿河屯种。初年令自食，次年每人收粮五石，三年后加倍征收。既可省京仓口粮六十万石，又可省本卫月粮一百二十万石，每年可得一百八十万石。这些奏疏说明：当时军屯已不被重视，所以才要多次上疏皇上，请令军士兴屯，以省费用。宣德六年二月，宁夏左屯卫指挥使张泰奏曰：宁阳侯陈懋公然侵占屯粮二十余万斤，又私役军士为其种田三千余顷。是时，陕西参政陈琰亦奏言：宁夏、甘肃二处膏腴之地，“皆为镇守官及各卫豪横官旗所占，俱不报输粮。间有报者，十仅得一”。同年九月，行在工部侍郎罗汝敬自陕西回京，说：宁夏、甘州等处官豪之家占种田土计一万零四百九十余亩，依屯田起科，增收子粒一十九万五千五百七十余石，开除沙硷等田岁无子粒者四千六百九十一顷有奇。宣德八年三月，山东按察使虞信奏称：近见山东都司卫所管屯官私役军丁，怠废农务。如济南卫军旗总五千六百人，随营余丁老幼亦不下千余人。宣德五年下屯止一百九十人①。

正统以后，军屯之制进一步发生剧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屯政益弛，屯法尽坏，屯军逃亡，屯田多被内监、军官占夺，屯粮越来越少；二、屯粮与全国税粮“折色”同步进行，亦开始折征银两。

正统元年（1436）四月，准许陕西行都司所属各卫所，宣府、大同各处边卫，旗军余丁所种屯田五十亩之外，每亩如民田例，纳粮五升。二年，又令军屯正粮免上仓，止征余粮六石。是时屯粮所存只为旧时三分之二。尔后， 又免沿边开田官军子粒，各边屯田子粒亦分别酌情减免②。是时，屯粮所存

① 以上参见《明宣宗实录》卷八三、卷一○○。

② 参见《明英宗实录》卷十六；万历《大明会典》卷一八《户部五·屯田》。

只有旧时三分之一。正统九年十一月，河南按察司佥事徐朝宗奏：大宁都司官军指挥佥事田礼等八千二百九十五员名，侵占屯地四千一百二十七顷有奇，递年不输子粒，会敕不即改正，管屯官匿不以闻。正统十四年五月，徐朝宗又奏：直隶兴州左屯等二十四卫官军余丁指挥使杨升等二万一千六百四十员名，侵种屯地三千四百四十五顷余，不纳子粒③。

成化时，虽屡议厘复，而屯粮“视旧所入，不能什一矣”④。成化元年

（1465）二月，巡抚湖广左佥都御史王俭上言：近年以来，各都司卫所原行文卷，多有朽烂，间有存者，旋复改洗，以致无籍官旗人等乘机作弊，“屯田之制，日就消削”①。此后，兵部奏言：“屯田之制，行之既久，其法渐废。戍卒多役于私家，子粒不归于公廪，管屯者有积蓄之利而无差操之苦， 所以启后来者之谋也。”②成化十九年九月，总理粮储户部郎中毛泰在谈到辽东军屯的破坏情形时，说：

自洪武至永乐，为田二万五千三百余亩（顷），粮七十一万六千石有奇。当时边有储蓄之饶，国无运饷之费，诚足食足兵之道也。至于宣德以后，屯田之法虽曰寝废，军士犹余四万五千四百，而粮亦视旧不减三分之一。近彼边方多事，屯田之法尽坏。⋯⋯今所存唯正军一万六千七百余名，而岁征粮止一十六万七千九百石，⋯⋯较于旧制，屯田之法十不及一③。

史称：“屯粮之轻，至弘（治）、正（德）而极。”④

弘治时，屯粮愈轻，有每亩止收三升者。屯粮愈减，根源在于屯法愈坏， 屯地多为贵戚、势家、王府、太监等侵占，据为私业，或被军士盗卖，以故“征粮之数，多不过三分”。于时，兵部尚书马文升奏言：

我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之初，法古为治，首定民田，验亩起科，以备军国之用。次定屯田，上纳子粒，以给军士之食。此我朝一代紧要制度，行之万世不可废者也。⋯⋯迨我太宗文皇帝，其于屯田尤为注意，创置红牌事例，示以激劝良法，册籍明白，无敢欺隐者。不知始自何年，屯田政废，册籍无存，上下因循，无官查考。以致卫所官旗势豪军民侵占盗卖，十去其五六，屯田有名无实。⋯⋯清出在京在外卫所屯田被人侵占等项，共四万一千余顷，该征子粒四十万八千余石。中间尚有未能清出者。⋯⋯下人作弊⋯⋯不能清足原额①。

弘治十五年（1502）议准，京卫新增地亩，每粮一石折银二钱。寻复议

轻减，每亩征银一分五厘。在京赴太仓、在外赴附近有司交纳，放支官军月粮。翌年，题准浙江除昌国卫田亩数多、温州卫田地膏腴外，其余各卫所屯军全纳子粒六石，每年本（色）折（色）中半，每石征银二钱五分，由附近

③ 以上分别参见《明英宗实录》卷一二三、卷一七八。

④ 《明史》卷七七《食货一·田制》。

① 《明宪宗实录》卷十四。

② 《明宪宗实录》卷二三一。

③ 《明宪宗实录》卷二四四。

④ 《明史》卷七七《食货一·田制》。

① 马文升：《清屯田以复旧制疏》，《明经世文编》卷六三。

有司官库收贮备支②。

沿及正德，屯粮进一步锐减，饷粮艰难。正德三年（l508）六月，巡按山东监察御史周熊，以辽东为例亟言屯政之坏，曰：

永乐十七年辽东定辽左等二十五卫，原额屯田共二万一千一百七十一顷五十亩，该粮六十三万五千一百四十五石。至是，田止一万二千七十三顷，该粮二十四万一千四百六十石。外给操练舍余田共二千三百一十四顷，该粮三万七千二十四石。又地亩田园之类共一万一千四百一十三顷，该粮五万九千五百四十石。皆先年创法，征之以补屯粮者。今奉敕会查，新增田共一万三千七百二十顷，该粮一十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六石，通共四十五万一千三百九十一石。揆之永乐间，田多一万八千三百五十顷，而粮反少一十八万三千七百五十三石。缘永乐年间征之屯军者比今多三之一，又今粗细相折，该去粮一十三万六千七百七十石外，实少粮四万六千九百八十三石有余。皆常操军承种逃故，屯田从轻征收之故耳。又永乐年间，常操军士凡一十九万， 以屯粮四万二千有余供之，而受供又得自耕边外。军无月粮，以是边饷足用。今军止八万有余， 皆仰给于仓，边外之田无复敢耕。军饷告匮，亦实坐此①。

上述周熊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时至正德初年，辽东军屯已遭到严重

破坏。而是时宦官刘瑾擅政，为伪增田数，横加搜括，遣官分出丈田责逋， 竟然说辽东军屯比永乐时增加一万八千余顷，而屯粮之入减少五十余万石

②。

正德、嘉靖以降，社会风气大变，官豪势要之家纷纷求田问舍，广置田产，土地兼并之风益为盛行。赋税日增，徭役日重，民多破产逃亡。在这种大环境的影响下，军屯之制也进一步走入了死胡同：“屯地多侵没于将领豪右之家，以致屯军终岁赔粮”；“管屯之官，至计十岁以下幼男报充屯丁， 叁两朋合，谓之抬粮”；“卫所官占种屯田，私役军卒，扣减粮廪，大为奸利”；“军士之领屯者无几，而屯丁之逃故者日多”；“屯田私相典卖，隐蔽难稽”。还有，户部管粮官不问屯田有无，月粮只给半数。沿边屯地，或者变为盐碱、沙碛，不能耕种，而粮额照旧征收。屯田御史，又于额外增加本折，屯军益不能堪。凡此种种，说明屯田已是“名存实废”。当时给事中管怀理上言：“屯田不兴，其弊有四。疆埸戒严，一也。牛种不给，二也。丁壮亡徙，三也。田在敌外，四也。如是而管屯者犹欲按籍增赋，非扣月粮， 即按丁赔补耳。”①嘉靖时林希元说：明太祖立卫兴屯，用意周密，为法简易，然军屯“行之未久而大坏，军士逃亡且尽，田土遗失过半，其故何也？ 科税太重。又拨田之初，不问腴瘠洼亢、虚实隔涉，但欲足数牵纽补搭配抑军人而使之耕。加之军士多游惰，督耕无良将。此其法所以速坏也”②

② 万历《大明会典》卷十八《户部五·屯田》。

① 《明武宗实录》卷三九。

② 叶向高：《屯政考》，《明经世文编》卷四六一。

① 林希元：《应诏陈言屯田疏》，《明经世文编》卷一六三。

② 林希元：《应诏陈言屯田疏》，《明经世文编》卷一六三。

军屯科税，明初为每亩一斗，其后愈轻。至“嘉靖中渐增，隆庆间复亩收一斗”③。又行“折色”。嘉靖八年（1529），准浙江爵溪所屯田，并象山县民带种本卫中前千户所屯田，照有司税粮折银事例，每石征银二钱五分

④。隆庆二年（1568），令宣府、大同开垦田已成业者，每十顷内给将官五

十亩为养廉之资。若副、参开种不及百顷，守备以下或不及十顷，俱予参论戒饬。隆庆四年，令各边自垦田地，照永乐二年事例，永不起科。如每年增加十万石、五万石，自垦田至百顷、千顷者，予以重赏。

万历十一年（1583），议准陕西延、宁二镇丈出荒地，凡不在屯田旧额之内者，俱听军民随便领种，永不起科。各边但有屯余荒田堪垦者，亦俱照此例。

屯粮“折色”征银，是大势所趋，自然不必非议。但由于屯法大坏，军士逃亡且尽，屯田大量遗失，将士多不用心，无论屯粮科则如何变更，此时屯田没落已成定局，下令清理也好，戒饬督耕也好，都于事无补。万历时， 计军屯之数只六十四万四千余顷，比洪武时减少二十四万九千余顷，田日减而粮日增，弊病丛生，已无良方妙药可救。万历三年（1575）十二月，户科都给事中尤懋等人疏曰：“国初额设屯田，所在无几。今欲复屯田，先清军额。军数明，而田数明。”①叶向高在谈到九边军屯之坏时说：“因循废格， 日以滋坏。及嘉（靖）、隆（庆）以来，累清屯田，虽时盈时耗，而较其见存之数，大约损故额十之六七矣。盖在洪（武）、永（乐）间，辽东屯粮以石计者七十万，今十七万；甘肃六十万，今十三万；宁夏十八万，今十四万九千；延绥六万，今五万；蓟州十一万，今仅视延绥。山西计其初，岁亦不下十万，今得二万八千有奇。”他认为九边军屯之坏，原因有四：一是边境日渐多事，多抽屯军补伍，田地荒芜；二是沿边腴田多为将官、豪右侵夺； 三是边备设施湮没，无以抵御边境骚扰；四是赏罚不明，玩愒成风②。尤、叶等人所论虽不无道理，但毕竟是大势已去，纸上谈兵而已。

当是时，还有一些地方官，为了挽救明皇朝，也纷纷上疏请兴屯田。山东巡抚郑汝璧请开垦登州海北长山诸岛田；福建巡抚许孚远在开垦海坛山之后，复请开垦南日山、澎湖，以及浙江滨海诸岛；天津巡抚汪应蛟请于天津兴屯。结果全都以失败告终，有的奏疏被明神宗束之高阁，留中不发；有些是兴屯不久，即告停止，半途而废。

天启时，巡按御史张慎言建议在天津静海等处屯田；御史左光斗在天津兴水利，种水稻；李继贞巡抚天津时，对屯田事务亦颇用力。最后皆因时局

③ 《明史》卷七七《食货一·田制》。

④ 万历《大明会典》卷十八《户部五·屯田》。

① 《明神宗实录》卷四五。

② 叶向高：《屯政考》，《明经世文编》卷四六一。

动荡，加以年年旱、蝗成灾，而鲜有实效①。

崇祯时，兵部尚书王洽上言：“祖宗养兵百万，不费朝廷一钱，屯田是也。今辽东、永平、天津、登（州）、莱（州）沿海荒地，及宝坻、香河、丰润、玉田、三河、顺义诸县，闲田百万顷。元虞集有京东水田之议。本朝万历初，总督张佳胤、巡抚张国彦行之蓟镇，为豪右所阻。其后巡抚汪应蛟复行之河间。今已垦者荒，未垦者置不问。遗天施地生之利，而日讲生财之术，为养军资，不大失策乎。乞敕诸道监司，遵先朝七分防操，三分屯垦之制，实心力行。

庶国计有裨，军食无缺。”②于时，明亡在即，王洽还梦想复兴军屯， 可谓关心军国大计。崇祯皇帝也以为其言甚善，命即行之，可谓精神不死。而究其实都是说说而已，自欺欺人，根本不可能付诸施行。随着明末农民起义军浩浩荡荡进入北京城的脚步声，明代军屯也终于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