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坤的“独见之言”和批评精神

吕坤（1536—1618），字叔简，号新吾，晚号抱独居士，河南宁陵人。著作今存的有《去伪斋集》、《呻吟语》、《实政录》等。吕坤在道学（理学）盛行之时，公开宣布自己“不是道学”，而且批判“道学”称之为“伪”、“腐”，把自己的书斋名为“去伪斋”，著作有《去伪斋集》，颇有批评道学的勇敢精神。他认为，“开口便讲学派、便说本体”，是“痴人说梦”①， “冥目端坐、见性明心”是“释氏之寂”②；只有为国为民、建立事功之学才是真正的学问。他说：“儒者惟有建业立功是难事。自古儒者成名，多是讲学著述。人未尝尽试所言，恐试后纵不邪气，其实成个事功不狼狈以败者， 定不多人。”①他对于自古以来多数儒者脱离实际事功，停留于讲学著述， 颇不以为然。故他以身自许，在实政、实事上建功立业，以事功之学批判“道学”。

吕坤对于当时正盛行的王学，批评尤其激烈。他认为阳明之学根源于禅学，自晋唐时佛教传入以至于今，使人们鄙视孔孟，而“明道、阳明皆自禅悟入”②。他讽刺王阳明的门人周伯时“刻意讲学，尚是傍人脚根走，无一副自家天趣，替宋儒添卷案”，故而批评他的学问“每多乖驳，大都谈本体、宗上乘，不能接引后学”，继而感叹说：“近日多是此等流派，不出姚江（按：指王阳明）、黄安（按：指耿定向）口吻耳！”③ 由此，吕坤把释道称之为“异端”，进行了严厉的抨击。

吕坤对朱熹持批评态度，除了从理论上加以反对外，还有专著针对朱熹的《家礼》和《资治通鉴纲目》进行批评。吕坤说：“是礼也者，枝叶忠信， 而后世之礼则忠信之贼也”。他认为《仪礼》本身有“近于迂阔”、“迫隘”、“矫拂”而严苛繁缛之病，对于忠信有所轻忽，而朱熹的《家礼》发展了这个错误，“于节文上增一重锁钥”④，更是“忠信之贼”。

吕坤和王廷相一样，持“气”一元论，也洞察到物质不灭的原理，并具有他自己的特点。

① 《呻吟语·品藻》。

② 《去伪斋集》卷七。

① 《呻吟语·品藻》。

② 《去伪斋集·答礼部康庄衢》。

③ 《为伪斋集·答大宗伯孙月峰》。

④ 《呻吟语·应务》。

吕坤的认识论和人性论，也有一些有积极意义的观点。他强调“学知”。反对“生而知之”，在知行观上强调“能行方算得知，徒知难算得行”① 。他还批评孟子的性善说、董仲舒的“性三品”说和宋儒的“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说，指出“道心人心本同一贯，离人心何以见道，无人心何以为道”

②，并指出“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不能分离。但是他在强调“学知”

的同时，夸大了“我心”和“洗得此心净”的作用，在释“格物”时，又把“格”释为“知止”，释“物”为至善，且提出“格物以后，举此心以加诸彼，措之天下裕如”的错误命题，落入了理学窠臼。

① 《谈道》。

② 《呻吟语·虞书十六字解》。